书城励志曾国藩做人智慧,胡雪岩经商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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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修身精要:赢天下先做好自己 (2)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写道:你在信中自认为是个老实人,我自信自己也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在世上经历的事情多了,阅历丰富了,就懂了一些权变谋划之术,学坏了。其实自己在权变上远远比不上别人,反而会惹来他人嘲笑,甚至让人怀恨在心,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近来翻然醒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来面目,向着质朴真实的自己努力。你在外面也应该去努力地做回一个真实老实的自己,千万别去效仿投机取巧之徒,否则日子久了自己的品行也会每况愈下。

他给地方官吴竹庄写信时提醒说:阁下以前对人的品论总是失之机锋太锐,言语犀利,这样的行为最容易招来他人的诽谤。你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应该谨言慎行,要虚心吸取他人意见,礼贤下士,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在私下里去告诫过失,这样才是令人佩服的英明之举,别人才会感激你的宽厚。

拙的办法有的时候看起来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

曾国藩每日起床很早,然后和幕僚一道吃早饭。一次李鸿章说自己头痛不愿起来,让大家先吃。曾国藩一直坐在桌子边没有动筷子,直到李鸿章自己不好意思地起来用餐。

曾国藩的方法很笨,但是直截了当地向李鸿章传递了自己的坚定,自此之后李鸿章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这个世界上不乏自作聪明的人,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拙非愚笨,而是大智若愚。拙的是形,诚的是心。曾国藩不取小聪明,而讲大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才不会被宦海中的波浪所吞没。

胸怀浩大人自敬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

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恕则不肯损人利己,存心渐趋于厚。

——曾语良言

曾国藩熟读经史,对圣贤之道一直心向往之,并且努力实践。他认为古代的贤人在为人处世上虽然各有姿态,但是总不离“敬”和“恕”二字。

曾国藩所说的“敬”,就是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这是一个人提升自己涵养的最佳途径,敬人者,人恒敬之;而“恕”就是由己推人,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因此往往能够宽恕、原谅别人的过失。 “敬”是对自己的一种态度,那么“恕”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态度。要在你死我活的复杂官场上学会宽恕、原谅他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一个懂得原谅别人的人,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湘军与清兵难免发生摩擦。一天黑夜,两方的人还闯入曾国藩行台。曾国藩把这件事告知巡抚,巡抚不理,曾国藩只好第二天将兵营迁之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为什么不和绿营的兵一较高下,曾国藩叹息一声说:“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意思是说,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私愤呢?

一个人如果胸怀浩大,那么再多的杂质也会轻若微尘。如果不能张开心胸,又怎么把握得住大局?一个人若把自己陷于一些细小的问题之上,就很难把眼光放到大问题上,这不是因小失大吗?不如淡而处之,因此曾国藩就没有把与绿营的争斗放在心上,别人见他宽大为怀,也会知趣而退,生出几分敬畏。

曾国藩并不苛求别人与自己一样,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行为处事的道理,因此自己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其他人的举动,接受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他也因此能够成为一代名臣。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类人。

春秋时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二人相知很深。他们曾经合伙做生意,一样地出资出力,分利的时候,管仲总要多拿一些。别人都为鲍叔牙鸣不平,鲍叔牙说,管仲不是贪财,只是他家里穷。

管仲几次帮鲍叔牙办事都没办好,三次做官都被撤职,别人都说管仲没有才干,鲍叔牙又出来替管仲说话:“这不是管仲没有才干,只是他没有碰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已。”

更有甚者,管仲曾三次被拉去当兵而三次逃跑,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再次直言:“管仲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家里有老母亲需要奉养啊!”

后来鲍叔牙帮助小白夺取王位后,又力荐管仲为相。

鲍叔牙和管仲不管有无利益分歧,鲍叔牙都始终能够谅解而不怪罪他,反而为他说好话,这种胸怀也常常让管仲佩服不已。如果没有鲍叔牙的体谅与包容,恐怕也就没有后来齐国的称霸天下了。

给别人多一个机会,也就多了一个朋友。世上还是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之人多,而恩将仇报者少。曾国藩能够以包容的心去对待他人,自然也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敬爱,能在险恶的官场中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

贫而自强,俭而成器

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曾语良言

人不能选择出身,但是出身并不能决定命运。贫寒之士亦有大志向,只要不自暴自弃,而是选择自立自强,就有可能成功。贫而能俭是曾国藩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出来的,他自己就是一个贫而自强,由卑微爬至高位的人。

曾国藩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生活自然不会宽裕,但是他以自己的行为勉励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不求人就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曾国藩终身奉行这一原则。

清朝官吏的俸禄本就不高,京官尤甚,而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实权,收入不高,同僚之间常常相互接济。曾国藩因囊中羞涩,难免要向别人借钱,正是在借钱过程中体会到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更加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不能仰人鼻息。

曾国藩在军营中几乎每天都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信,其中劝导最多的就是“俭”。

“弟弟帮助我料理家中的事物,一定要总是秉承‘俭’字。对家人要情真意切,宽厚待人,同时在花钱上应该注意节约,这才是居家居乡的关键所在。”

“弟弟,你的清廉是我们都能料到的,但是你的不俭却在我的意料之外。希望你能在‘俭’上多下工夫,多用苦心。不仅仅在持家上用度要俭,在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上也要秉持这个原则。”

在清贫的环境中,有的人四处央求别人,沦落到乞丐一样的境地;而有的人善于克制自己,勤俭有加。曾国藩正是属于后者。但是他的勤俭并不完全是因为清贫,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俭朴是一个人品德修养中重要的一环。

他主张出入有度,但并不视财如命。他懂得一个人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他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自立自强,而不是变成整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的纨绔子弟。他不敛财,不聚钱,直到去世前,家里虽有存银,但是与他的地位相比实在有些寒酸。

在中国历史上,以勤俭著称的君王莫过于汉文帝,这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汉天子。

文帝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78年就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在他统治后期社会已渐渐安定繁荣,但他仍然“宫室囿苑、车骑服饰无所增益”,平时穿一件劣质绸料制作的“绨袍”,坐着草织的粗席,嫔妃们衣长不得拖地,床帐不许绣花。

他本来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看到工匠的预算,要用“百金”,就说道:“这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

在商讨建陵墓、置殉葬品问题时,他听了大臣张释之所讲“自古无不亡之国,亦无不发之家”的道理后,下令“薄葬”,要求“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所以,他选择了白鹿原边的凤凰嘴一座山,凿为墓室,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

自古以来,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对于家还是对于国都是如此。一个持有勤俭之道的人,更为懂得修身和自身价值的重要,不会被身外的财物所迷惑,才会更为专心地追求自己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他不是为了生存而选择俭,而是把它当做了历练品行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