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意味着做任何工作都习以为性的勤奋——始终倾注全力。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盛赞的美德之一，永远受到尊重。
一个民族是否勤劳，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劳作的时间长度；广度，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厚度，是指“习以为性的勤奋”和“始终倾注全力”的工作中所发挥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
一般说来，对中国的印象，偶尔来的旅行者和长期定居的侨民，应该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中国人是勤奋的。初到中国的人，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每个人似乎都在做着什么，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
当然，虽然富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也为数不少。他们可以不做事，也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外国人表面看到的那么平庸。在中国，富人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像贫穷时一样，对自己的事业投入了同样的热情。
中国人把自己划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这些社会阶层是如何体现勤劳的。
中国的教育模式，很难被西方人所接受，其中有许多弊病都不容忽视，但是也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只为勤奋而勤奋，除了勤奋，不求回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并没有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他们始终热衷于科举。各省都在抱怨，候补的人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各级的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满为患，往往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试想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所付出的心血，就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勤奋留下鲜明的印象了。
《三字经》里记述了许多读书人勤奋的事迹：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这些故事至今被成千上万的苦学者奉为楷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就放弃了往日的勤奋，但中国人不把此类人当作读书人，只有那些在狭窄而充满荆棘的路上奋斗不止、直至学有所成的人，才享有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
除了中国，我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爷爷、儿子、孙子同进一个考场进行考试，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努力，直到八十岁时才赢得了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刊登了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情况。福州总督报告说，在该省的秋季考试中，有九位超过八十岁、两位超过九十岁的考生通过了规定的考试，他们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挺秀。还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之后的六十年间，已经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就该授予名誉头衔了。
河南总督同样报告说，考生中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一位超过九十岁，全部“通过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炼，没有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的报告，那里有三十五位考生超过八十岁，十八位超过九十岁！你能在其他国家看到这样的奇观吗？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更不逊色了。农民的劳作，就像家务一样，没有做完的时候。北方各省，除了一段冬闲外，其他的时间都有大量的活要干。无疑，所有国家的农民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
农民尚且如此，没有土地、靠劳力为生的雇农更是这样。他们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像农民细心地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付出很大的耐心去清除各种害虫一样，雇农也要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以便能靠劳力养家糊口。那些出远门的人，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半夜起身赶路。但是，不管你什么时候上路，都可以看到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时候，这是一份永不完结的事。
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人找两份不同的工作做，这种事经常可以看到。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不能行船时，就拉冰橇、搞搬运，赚取微薄的收入。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大多是在编制帽子，现在还有大量的产品在出口。中国的妇女更是这样，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在村口聊天，也是在不停地纳鞋底，或者为了纺纱搓棉花，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可称得上是不知疲倦的阶层。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清闲，中国的店员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工作永远没尽头，也更加忙碌。虽然在生意清淡时可以插入一些休息日，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假日，任务总是很繁重。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打烊很晚。账薄制度很是烦琐细致，为了记录好收支和平衡账目，常常使得账房忙碌到深夜。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店员们就坐下来检看收进来的铜钱，看有没有稀罕的、有价值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居然是最让人羡慕、每一个有野心的人都设法跻身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独自处理公务，其数量之巨，种类之繁，同样令人吃惊。
下面是一段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关于一位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
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他一直在抱怨日常工作的繁忙和疲累。他告诉我，他每天凌晨2点就要从家里出发，3点至6点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要在朝中议事；作为兵部大臣，9点至1 1点要在兵部办公；作为刑部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例行公务；作为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6点要待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还不止如此，工作的间隙还常常要参加各种会议，为其他的部门工作。他很少能在傍晚8点之前到家。
看到上面这份日常工作安排，我们的工会会员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而奋战，有什么感想呢？据说，在那次谈话半年后，那位官员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以后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也是极有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劳作的时间长度和勤劳者的人数。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阔的，他们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当欧洲各国的官员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已经上朝了。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天子的行为也会对他的臣民产生影响。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的例子。
当旅行者起早赶路的时候，天还没亮，就会在集市上碰到卖菜的村民。事实上，他们早已从数里外的家里赶了来。当西方人开始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了。
在上海的主要街道上看一看，就会感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在黄浦江边，当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没有动静的时候，亚洲人的买卖已经进入了高潮。几个小时后，中国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活，西方人才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他们抢占市场。
“热爱劳动”，是约翰·戴维斯先生对中国人相当正确的评价，他还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成功，即使人民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的重视。
对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还需要指出，中国人工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如果试图把我们的工作模式强加给这个民族，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缺乏我们高度尊崇的品质——诚心。不用基督教《圣经》的指点，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知道这很重要，即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成熟的宗教和哲学固然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像荷马之神那样，他们做事从来就是不慌不忙的。
你是否有这样的疑问，当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的时候，白种人和黄种人谁能胜利呢？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如果不去怀疑格言的正确性，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非中国人莫属。如果他们能克服缺点，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存在于其应有的位置时，那么中国人的无比勤劳，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带来全部的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