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分析读误和笔误时，我们发现我们分析口误的方式同样适用对读误（misreading）和笔误（slip of the pen）的分析。其实这样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在机能上联系甚密。我不想涉及这一现象的所有方面，只想报告几个经过仔细分析的例子。
一、读误
1.我坐在一个咖啡店，翻看着《莱比锡周报》（我斜拿着报纸）。在整版的大幅图画下面我看到了这样一个说明：“在奥德斯（奥德塞）举行的婚礼”，它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把报纸拿正以后，才发现自己看错了，实际上是“在奥斯奇（巴尔德海）举行婚礼。”我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读误呢？我思绪一下子转到了鲁斯（Ruths，1898）的一本书，书名为Experimentaluntersuchungen uber Musikphantome。我用了很长时间来读这本书，因为它涉及到我所关心的心理问题。作者还说，他的另一本书《梦的原理与分析》不久就要出版，考虑到我已经出了一本《释梦》就不奇怪，我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等待这本书的出版。在鲁斯关于音乐幻影的著作中，我发现前面的引言部分详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古希腊神话和传说的主要源泉是睡眠和音乐幻影，是存在于梦幻以及神经错乱时的幻想。因此，我便在书的内容中寻找，看他是否认识到这一情景：奥德塞出现于瑙茜卡公主做的一个裸体梦。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注意到凯勒的小说《绿色的亨里奇》中的一段很好的描述，作者认为，奥德塞这个人物客观地代表了一个海员漂泊他乡时的梦幻，而且我也指出过，它与裸体梦有关。在鲁斯的书中我并没有发现对此问题的论述内容，在这个例子中，主要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左右着我。
2.一天，在我读报的时候，怎么会将“Zu Fuss（徒步）”误解为“Im Fass（在木桶）across Europe（跨越欧洲）”呢？解决这一问题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很明显，第一个联想是存在于我大脑中的狄奥根尼（古希腊哲学家）的木桶（tub）。最近在艺术史上我了解到了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由此我想到亚历山大的名言：“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愿是狄奥根尼。”我也收集了很多哈曼·瑞顿（Hermann Zeitung）的照片，他曾坐在树干上去旅行，后来的联想很慢，我没有找到艺术史上有这句名言的那一页。直到几个月后，在我把这个问题放置脑后时，这个问题突然又闯入了我的脑海，这次终于得到了解决。我回忆起来一份报纸，在一个标题下说明的是到巴黎看国际大展（1900）时选用的奇怪的交通方式（Bef rderung）。而且，我相信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说明，说的是一个先生自己钻进一个大桶里，让另一个先生滚动着去巴黎。无须证明，这些人的动机是通过这种愚蠢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哈曼·瑞顿事实上就是第一个提供这样的奇特交通方式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我治疗的一个患者，他的病理性焦虑，主要表现于他读报的过程，这是对他的野心——希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一种反应。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王无疑是健在的最有野心的人之一，他曾抱怨说，不会再有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和我非常接近的亚历山大呢？这也是我的弟弟的名字，我马上发现我这种关于亚历山大的思想被压抑了起来，直到现在才出现；我的弟弟是征税制度和交通方面的专家。有一次，由于他在商学院教这方面的课程，被确定为在某日获取教授的头衔。几年前，我在大学的一次晋升时，校方考虑到了我，但最后并没有获得晋升。当时，我的母亲表现出惊奇的神色，小儿子已经成为教授，而大儿子却还没有。这便是我当时没有能够解决读误的原因。但我的弟弟也遇到了困难，他作为一个教授挣的钱远比我少。这时我对这个读误的意义突然清楚了，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不足好像消除了我的一个障碍，我好像在读我弟弟的任命书，而且对自己说：“一个人因为如此愚蠢（这是他的职业所带来的）地出现在报纸上（如，被任命为教授）是何等的奇怪！”之后，我便很容易地在艺术史的书里发现了说明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那一页。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在我以前找的时候，多次翻看了这些页码，但每次遇到同样的句子时，我好像被迫地处于消极的睡眠状态。然而，这些句子并没有任何使我感到新奇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我遗忘的东西。我想形成这一症状——不能找到这本书中的这一段描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误入歧途。从我在这里遇到的阻碍出发，我还想进一步发现其他什么思想，这个阻力可能是有些思想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关，通过这种方式，我便有效地将自己的注意从与我的弟弟同名的名字上移开，实际上，这个手段是很成功的，我的所有的注意都由此集中到寻找在艺术史这本书上失踪的段落。
在这个例子中，“Bef rderung”具有双重的意义（“交通”和“晋升”），它便是使这两个情节联系起来的桥，其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使我联想到这个报纸的一个标题，另一个是我感兴趣但又很反对的，它以干扰我阅读的方式出现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误读的解释并不容易，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此问题的解决，而等待适当的时机。但是，你解决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越多，你越会坚定地认为，这种最终被发现的干扰思想往往是被意识的思维判断为排斥和反对的东西。
3.一天，我从维也纳的邻居那里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条使我震惊的消息，我马上叫来我的妻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我说“die arme（可怜的）Wilhelm M.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了表达我的悲伤，我肯定误入了词汇的怪圈。由于我的妻子对此表示怀疑，要求看一下信，并说她敢肯定信上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因为没有人用丈夫的姓去称呼妻子，而且这个写信的女士也肯定知道这个妻子的姓。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引证说，自己收到的一张卡片上，一个女士用丈夫的姓称呼自己。我最后被迫将信拿了出来，实际上信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写的“der（定冠词）arme W.M.”，而且还明确地这样写着：“W.M.博士”，而这个部分被我完全忽略了。我的这个读误的动机是企图将这个悲伤消息中的丈夫转移到妻子，在冠词、形容词和名字之间的小点与我的这个需求——这里指的应是妻子——不相符合，由于这个原因，便出现了读信时的失误。我的读误的这种动机并非是我对这个丈夫比对这个妻子更热情，而是因为，这个不幸的男人的命运唤起了我对另一个有密切来往的人的恐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的病是一样的。
4.有一些读误有点可笑，也令人烦恼。这些读误经常发生在假日我到一些陌生的城市的街道上散步的时候。这时，我发现店里的每一块招牌都很像单词“古玩店”，这正说明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的探询精神。
5.布洛伊勒在他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易受暗示性的妄想狂》（1906，第121页）中写道：“有一次我正在读书，我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下面将看到我的名字，但令人奇怪的是我只发现了单词‘Blutk rperchen’（血球），我曾分析过数千例的读误现象，无论读误出现于视觉的中心还是视觉的边缘，但是这一次是最离奇的。一般而言，当想象着要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一般有一个词与我的名字很相似，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这样的，当我有这样的失误的时候，在这些单词里包括我的名字的所有字母，而且这些字母的距离很近。在这一情况下，对这个迷惑和失误的解释是很容易的：我刚刚读到的是一个论文的结论部分，其观点是指出科学作品中的一类不良风格，而我对此感到不太自在。”
6.萨克斯（Hanns Sachs）报告，他在阅读这么一段：“那些给人很深印象的东西被他以‘炫耀博学’的方式忽略了。”他说：“最后的一个词使我感到惊奇，因此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文雅的方式’，这一段是由我敬佩的一个作者说的话；但是他过度夸耀一个历史学家，而我对这个学者不太赞同，因为他过多地表现出‘德国教授的风格’。”
7.埃本斯（Marcell Eibenschiitz）博士描述了一个他在完成一个研究时的读误例子。“我在研究马太斯的著作中的文学传统问题，这是一个由威森顿出版社出版的德国中古传奇故事集，我的目的是编辑一个德国中古原文系列。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熟悉，从未见到这方面的文字资料。现存的文章只有一篇，是由豪颇特（Joseph Haupt），（1872，第101页以下）写的。豪颇特的文章并非基于老的手迹，而是基于一个从重要的原材料上复制下来的复制品，即C的手迹。这个复制品是近期搞出来的（19世纪），它保存在哈比西克帝国图书馆。在复制品的最后可以看到一段这样的说明：
“Anno Domini MDCCCL in vigilia exaltacionis sancte crucis ceptus est iste liber et in vigilia pasce anni subsequentis finitus cum adiutorio omnipotentis per me Hartmanum de Krasna tunc temporis ecclesie niwenburgensis custodem.”
“现在，在他的文章中，豪颇特引用了这段说明，目的是为了证明它来自作者本人，说明C写于1350年——存在一个关于罗马数字上的读误，将时间读为1850——尽管这个复制品复制得很清晰、准确，尽管出版印刷得也很准确（如MDCCCL）。”
“从豪颇特这里得到的信息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首先，在学术界，我完全是一个新手，我完全被豪颇特这个权威所支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读到了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手迹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印刷得清晰且准确——是1350，而非1850，正如豪颇特说的那样。尽管在手迹C上没有发现什么关于这个说明的线索，尽管也没有发现在14世纪生活在卡罗伯格这个地方的和尚没有叫哈特曼的，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读误。最后，我终于揭开了我面前的面纱，我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进一步的研究就更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个经常提到的说明实际上仅仅见于豪颇特的复制品，是复制者哈特曼·P.Z自己作的。他本人出生于摩拉维亚的拉斯诺，是卡罗伯格奥古斯丁唱诗班的主持，他作为一个寺院的监护者搞了这个对手迹C的复制品，在说明的最后又以古代的风格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说明的中古措辞和古字组合促使豪颇特将1850读成1350，他的愿望是尽可能地让读者了解他所论述的作品，并说明其时间（这便是他失误的原因）。”
8.在莱顿伯格（Liehtenberg）的《讽刺诙谐的思想火花》（Witzige und Satirische Einf lle）（1853）一书中，有一段基于对细微之处观察的描述。这个描述包含了整个读误的理论：“在他读荷马诗的时候，多次将‘angenommen’（假设的）读做‘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统帅）。”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改变都是由于读者的准备状态造成的，这往往与读者的期望或他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此外，也与文章本身有关，由文章本身造成的读误一般与相似单词造成的文字想象有关，这样读者便根据他本人的状态对此加以改变。初看文章时，特别是看一些尚未校对的文章时，毫无疑问，这种失误出现的机会更多，但这并非一定是由准备状态引起。
9.我发现，没有任何失误能像读误一样受战争条件的影响这么大。战争带给我们长期而强烈的影响，是一种恒定的准备条件或状态。我所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但不幸的是记录下来的却寥寥无几。一天，我拿着一份晚报在看，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Der Friede yon G rz”（加瑞兹亚的和平），而实际并非如此，上面写的是：“Die feinde vor G rz”（加瑞兹亚面临的敌人）。如果一个人这时有两个儿子在战场打仗，那么出现这种读误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人在某文中发现有“old Brotkarte”（面包卡）的字样，当仔细去看时发现上面实际上写的是“old Brokate”（绸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房子里面，这个人很希望顾客的光临，他客气地接待人的方式习惯上是让女主人将面包卡给他们。一个工程师，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将自己的设备闲置在一个建筑物底下的地道里，惊奇地读到一个使他赏识的商品广告，广告上说这种商品是由“Sehundleder”（劣质毛线）制造的。商人岂能说得这么明白，实际上面写的是：“Seehundleder”（海豹皮）。
读者的职业或目前的状态也是读误出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有一个哲学家，他最近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同行有冲突，错将“sprachstrategie”（语言策略）读为“Schachstrategie”（下棋的对策）。一个男人在就要做结肠手术时，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去散步，在一个高层的商业大厦一楼的招牌上他读到了这样的字样“Closet—House”（厕所间），他对此既感到满意又感到有点吃惊，厕所确实应该建在这些特殊的场所；但接下来他的满足感消失了，招牌上写的实际上是“Corset—House”（紧身胸衣）。
10.第二类读误主要与上下文有关。有时文中的东西唤起了读者的防卫——某些信息使他感到不安——这样读者便通过读误来纠正它，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认识一般是这样的：在纠正这个失误之前，读者认为最初的理解是正确的，尽管他的意识并没有从第一次阅读中得到什么，上面的例3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例子是由艾丁根（1915）提供的，当时他正在埃格鲁的一家部队医院。
“理南特因患有创伤性战争神经症而住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给我读一首由海曼（Waher Heymann）写的诗。海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战争。在他读到最后一节的最后几行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