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明要求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仅有人的性欲的牺牲，而且有人类攻击性倾向的牺牲，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文明中人类这么难以感觉到幸福。实际上，在这方面原始人的境况更好些，因为原始人根本就不知道对其本能的任何限制。作为一种抵偿，原始人对于长期享受这种幸福的期待是非常轻微的。文明社会的人已经把他的一部分有可能得到的幸福变成了安全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原始的家庭里，只有一家之长才能享有这种本能的自由；其他的成员则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因此，在享有文明之好处的少数人和被掠夺了这些好处的多数人之间的对立，在文明的原始时期就达到了最尖锐的对立。至于现代的存在着的原始民族，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揭示，他们的本能生活绝不会因它的自由而受到妒忌。而是容易受到一种不同类别的、但或许比附加到现代文明人身上的约束更加严格的限制。
当我们公正地发现，我们目前的文明状态的错误如此不适当地满足着我们对生活计划的要求，使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的那些要求，而且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本来能够避免的痛苦——在我们尽全力用我们严厉的批评来揭示其不完善的根源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不是表明我们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可能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明将发生变化，文明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再也不愿意受到我们的指责。但是，或许我们也已经熟悉了这个观点，在文明的本性里有一些内在的困难，它不会屈从于任何改革的力量。除了有责任对我们的本能加以限制之外，（这是我们已为之做好准备的，我们还受到一种危险状态的威胁，我们可以称之为“群体心理匮乏”）。社会亲合力主要是由社会成员相互间的认同作用组成的，而领导者中的个体却没有获得他们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应该获得的重要作用时，这种危险是最具有威胁性的。美国目前的文明状态提供了研究文明的这种有害作用的一个良好的机会，我们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心。但是，我将避免陷入对美国文明进行批评的这种诱惑；我并不想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即我会亲自使用美国的方法。
（第六章）
在我以前的任何作品中，从来没有像我现在这么强烈地感受到，我所描述的竟然都是些常识，为了说明那些本身就很明显的东西，我浪费了纸张和笔墨，在一定的时候还浪费了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和材料。为了这个理由，如果出现这样的事，就是说，如果承认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攻击性本能，它能够使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发生改变，那么，我将非常高兴地采纳这个观点。
但是，我们将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这样做只不过使问题更集中罢了，这是一个我们很久以前就致力于得出的思想转变，以及对这种转变的后果进行探究罢了。在全部的逐渐地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本能理论是在比它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困难的情况下向前摸索着发展的。但是，这种理论对整个结构来说仍然是这样必不可少，以至于必须使它拥有自己的位置。当我一开始还十分困惑不解的时候，我曾把诗人和哲学家席勒（Schiller）的格言，“饥饿和爱情推动了世界前进” ，作为我的出发点，饥饿代表那些旨在保存个体的本能；而爱情代表追求对象：它的主要功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自然的宠爱，那就是保存种族。这样从一开始就在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之间形成了对比。这是表示后者的本能能量，而且仅仅是对后一种本能，我才引进了“力比多”一词；这样，在自我本能和指向其一对象的（广义的）爱的“力比多”本能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这些对象本能之一，即施虐的本能，当然和其他本能不一样，确实，它的目的是这样令人讨厌。另外，它在某些方面和自我本能有着明显的联系；它和没有任何力比多目的的控制本能有近亲关系是无法隐瞒的。但这些矛盾却是可以克服的；虽然，施虐狂毕竟是性生活的一部分，在性生活活动中，残暴的游戏能够取代爱的感情。神经症被看作是自我保存的利益和力比多的要求之间某种斗争的结果，这是一场自我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斗争，但却是以极大的痛苦和本能克制为代价的。
每个精神分析家都将承认，这种观点就是现在听起来也不像是一种早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从被压抑的力量进展到压抑的力量，从对象本能进展到自我，所以还要做一些基本的改动。这种发展的决定性的一步是引进了自恋（narcissism）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发现力比多把精力贯注于自我本身，自我确实是力比多的原初住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力比多的永久指挥部。这个自恋力比多转向了对象，因而成了对象力比多；而且它还能再变回到自恋力比多。自恋概念使人能够对创伤性神经症，和许多介于精神病边缘的疾病，也包括精神病本身得出一种精神分析的理解。没有必要放弃这种解释，即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is）是自我对性欲加以防范所采取的一些尝试；但是力比多概念却遇到了危险。既然自我本能也是力比多的，那么，力比多就应该和本能的能量大体上保持一致，这似乎是一度不可避免的，就像荣格（C.G.Jung）以前所倡导的那样。但是，我仍然保留着一种确信，我对此虽然还提不出什么理由，但我确信，本能不可能都是同样性质的。当强迫性重复动作和本能生活的保守性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一书中采取了另一种措施。从推测关于生命起源和类似于生物的物种起源开始，我得出了这个结论，除了保存有机物和把它结合到更大单位中去的本能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本能，这个本能总想分解这些单位，并且使它们恢复其原始的无机物状态。这就是说，除了爱欲之外，还有一个死的本能（instinct of death）。这样，生命现象就能从这两个本能的同时存在及其相互抵抗活动中得到解释。但是，要证明这个假设的死的本能的活动却是不容易的。爱欲的表现就够引人注目和闹哄哄的了；人们可以假设，死的本能在趋向死亡的有机体之内默默地工作着，但是，这当然不足为证。部分本能指向了外部世界，然后作为一种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而表现出来，这个观点又使我们前进了一步。这个本能自身将会以这种方式强行为爱欲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体将毁灭一些其他的事物，不论是生物还是有机物，而不是毁灭它自己的自性。相反，限制对外毁灭将必定会加强自我毁灭的作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发生的。同时，从这个例子里，人们可以推测，这两种本能很少——或者绝不会——相互独立地出现，而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大不相同的比例互相混合着，使我们的判断认不出这两种本能来。我们早就知道，施虐狂是一种合成的性本能，它是代表破坏本能和爱的冲动的一种特别强烈的混合；而它的反面受虐狂，则是性欲和指向内部的破坏性之间的一种混合——由于这种混合的缘故。那些原本察觉不到的破坏性倾向就成了直接显而易见和可以感觉到的了。
认为存在着一种死的本能或者破坏本能的假设就是在精神分析领域内也引起了反对；我知道有一股经常表现出来的倾向，要把爱中的那些危险的和对立的东西完全归咎于它自身本性中的一种最初的两极性。我在这里提出的概念只是我最初尝试性地提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已经征服了我，使我再也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思考了。在我看来，这些概念在理论上比我们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概念都丰富得多；这些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那种简化的形式，既没有忽视，也没有粗暴地对待那些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奋力以求的事实。我知道，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总是看到混合着情欲的破坏本能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指向外部和指向内部）；但是，我却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们怎么能忽略了普遍存在的非情欲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呢？又怎么能在我们解释生命时忽略了给它以适当的位置呢？（当然，当指向内部的破坏性倾向还没有带上情欲的色彩时，通常就不为我们所知觉。）当破坏本能的观念第一次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出现时，我还能记得我自己的防卫态度，以及我花了多长时间才接受了它。使我不太惊异的是，其他人业已显示了同样的抵抗，而且仍然在显示这种抵抗。因为当人们谈起人类有攻击、破坏和残忍等先天的“邪恶”倾向时，“小孩子并不喜欢听”。上帝以他自己的完美形象创造了他们；谁也不想被提醒——姑且不论基督教的一切主张——要使不可否认的邪恶的存在和上帝的无限权力及最高的善一致起来有多么难。事实上，魔鬼是对上帝进行谅解的最好发泄口；它可以像犹太人在雅利安人的理想世界里所做的那样，发挥着与经济清偿代理人同样的作用。但是，即使如此，对于魔鬼的存在和他所表现的邪恶，人们也一定会让上帝来负责。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受到忠告，在某些适当的条件下要向人类的高级道德本性致以恭顺的敬意；这将帮助我们受到普遍的爱戴，上帝会由此而在许多方面饶恕我们。 “力比多”一词可以再次用来表示与死的本能的能量截然不同的爱欲力量的表现：必须承认，我们更难以掌握死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推测，它是在爱欲背后的一个背景中存在着的东西，我们也承认，除非它和爱欲的混合把死的本能表现出来，否则它就总是躲避着检查。正是在施虐狂中，死的本能使爱欲的目的屈从于它自己的意志，同时还完全满足性的欲望，我们才能够最清楚地洞察到死的本能的本质及其和爱欲的关系。但是，即使在最盲目的破坏性狂乱中，死的本能也表示出没有任何性的目的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它使自我实现了最古老的全能的愿望，死的本能的满足就伴随着一种特别强烈的自恋的欢乐。当破坏本能得到缓和并受到控制（可以说，被限制在它的目的中）和指向对象的时候，它就被迫向自我提供其至关重要的需要的满足和控制自然的力量。既然存在死的本能的假设基本上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那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不能完全抵制住理论上的反对。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下这却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一切；将来的研究和思考无疑将带来更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
因此，在全部下文里，我采纳了这个观点，即攻击性倾向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倾向，现在我又回到它形成了文明的最有力的障碍这个观点上来了（英文版第112页）。在这个讨论过程的某一点上（英文版第96页），我曾产生这样的观点，文明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独特的过程，我们现在仍然受这个观点的影响。我可以补充一句，文明是一个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的是先把每一个人，再把每一个家庭，然后再把每一个部落、种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并不知道；这正是爱欲的工作。这些人群一定在力比多上互相结合着，仅仅是需要，即共同工作的好处，还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块，但是，人类的自然的攻击本能，个人对全体的敌意和全体对个人的敌意，都反对这个文明的计划。这种攻击本能是死的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死的本能是和爱欲一起被我们发现的，死的本能也分享着对世界的统治。在我看来，现在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谜。它一定要向我们展示爱欲和死亡之间，生的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就像它在人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斗争是组成一切生命的基本的东西，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为生存而做的斗争。我们的保姆试图用她们的天国催眠曲来平息的，正是巨人们的这场斗争！
（第七章）
为什么和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斗争呢？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动物，如蜜蜂、蚂蚁、白蚁很有可能奋斗了几十万年才形成了我们至今仍十分赏识的那些国家制度，那种功能的分工，那种对个体施加的限制。我们目前这种状态的一个标志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就知道，让我们处在动物国度的这些任何团体里，或者扮演它们授给个人的任何角色，都是不会幸福的。对其他物种来说，有可能在其环境的影响和内部相互斗争的本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平衡，于是，发展就停止了。在原始人当中，力比多的一次新发作可能在破坏本能方面使活动能量重新迸发出来。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答案。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和我们密切相关。文明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攻击性，使它变得无害，或者把它摆脱掉的呢？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我们已开始了解，但对于那些看起来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却还不了解。我们可以在个体发展史中研究这种攻击性。当个体的攻击性渴望变得无害的时候，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些值得注意的，我们绝不可能猜测到的事情，但又是一些似乎非常明显的事情。他的攻击性是心力内投的（introjected），内在化的（internalized）；事实上，攻击性被送回到它所起源的地方——意即，指向了自我。在这里攻击性被一部分自我所接受，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超我（super—ego）而和自我的其他方面对立起来，现在又以良心的形式，准备对自我实行同样严厉的攻击，这样，自我就会享受到攻击别人的快乐。在严厉的超我和附属于它的自我之间的这种紧张，我们称之为罪疚感；（the sense of guilt），它作为一种惩罚的需要而表现出来。因此，文明通过使这种紧张减弱或者消除这种紧张，通过在他的内部建立一个机构来监视它，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的驻军一样，从而控制了个体十分危险的攻击性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