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好汉、梁山好汉是妇孺皆知的说法，指称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草莽英雄。千百年来，此类人物成为历史演义的绝佳素材，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奇特魅力，代表了下层民众反抗强权、奴役和压迫的人性本能，以及追求平等自由的朴素理想。
在古代湖北，当统治阶层对农民阶层的横征暴敛达到登峰造极之时，广大农民得不到最低的生存保证之际，其中先知先觉者揭竿而起，登高一呼，响者云集，由此爆发了一场场自发的武装起义运动，在湖北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王匡、王凤、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王聪儿等一代枭雄的名字。
从时间上看，绿林好汉早于梁山好汉，两者相距约有千年，但精神气韵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官逼民反情境下的绝地反击。只不过，梁山好汉因为小说《水浒传》而名声大噪，相比之下，绿林好汉却因无人用文艺“包装”而黯然许多。可见，后人对历史进行的筛选及其叙事方式和传播手段，对历史的“复活”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试问，何时有人为楚文化氛围下的绿林好汉写一部《水浒》呢？
楚人尚武，共王十六年，楚晋在鄢陵大战，楚军统帅司马子反因醉酒导致失利。事后，他仰天长啸：“侧亡君师，敢忘其死？”遂挥刀自尽。秦灭楚之后，楚人立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是这样的一种血性，才有新朝末年气吞山河的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才有敢为天下先的辛亥武昌首义。
西汉末期，有一位标新立异的政治家，名叫王莽。此人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汉成帝时封为新都侯。汉元始五年（5年），王莽毒死平帝，被拥立为“假皇帝”，翌年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太子。汉初始元年（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他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却因操之过急、举措失当，导致社会动荡。天凤四年（17年），荆州地区发生天灾，饥民云集，人心躁动。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素有侠客风范，被饥民拥为“渠帅”，代表饥民与官府沟通，但被官府诬为扰乱天下之奸贼。危情时刻，王匡、王凤果断起事，进占绿林山（即今湖北大洪山），聚众八千，号称绿林军。史称绿林起义，是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督导官军2万，意欲全歼绿林军。大敌当前，王匡、王凤率领起义军大破官军，攻下竟陵（今潜江以北）、安陆等地，队伍扩充到5万。不料，此后不久，绿林山一带爆发瘟疫，死者枕藉，绿林军兵力大损，只剩2万余人。为了保存实力，绿林军决定分兵两路，转移出山：一为王匡、王凤领导的新市兵，一为王常、成丹领导的下江兵。其后，西汉皇室后裔刘玄、刘、刘秀等人也起兵响应，绿林军声威大震。地皇四年（23年），义军立刘玄为帝，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年号“更始”，后定都宛城（今河南南阳）。其后，爆发军事史上著名的昆阳大战，王莽主力被歼。义军乘势兵进长安，王莽被杀。更始帝刘玄大封功臣，封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但是，羽翼渐丰的刘秀不甘人下，有政治野心，终于导致绿林军的分裂和自相残杀。更始三年（25年），刘秀与更始帝正式决裂，于河北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或东汉。在此过程中，王匡身处血腥的权力争夺和军事斗争之中心舞台，身心俱疲，最后意欲投靠刘秀，不料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被刘秀尚书宗广谋害。王凤在封王后不明去向，成为一段历史谜案。
至元末，农民义军领袖徐寿辉、陈友谅和明玉珍创造了席卷荆楚的宏阔之势，但他们与中国大多数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最终没有逃脱命途多舛的结局，令人嘘唏不已。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矛盾空前激化。1351年，刘福通率众起义，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这就是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在红巾军起义的影响下，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人民反元斗争。其中，在千里大别山麓，也跃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其领头人就是徐寿辉。
徐寿辉是罗田多云乡上五堡（今天堂九资河镇）人，原是贩卖土布的小商贩，他身格魁伟，相貌非凡，为人正直，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等人举兵起义，义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大别山脚下的光山县。对元朝统治早就不满的徐寿辉，见时机已到，便与麻城铁匠邹普胜、江西宜春和尚彭莹玉等人聚会天堂寨，密谋起兵大事。雄伟的天堂寨多峰多壑，多涧多谷，多坳多洞，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徐寿辉等利用天堂寨独有的地理优势，聚众屯兵。至今，天堂寨尚有“逍遥宫”、“梳妆台”、“圣人堂”、“皇帝垴”、“走马场”、“神谷仓”、“无敌碑”及铸造钱币的“造钱坳”等起义军遗迹。
1351年8月，徐寿辉在大别山主峰所在的天堂寨中发动起义，被拥戴为首领。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同时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集众，亦又称“香军”。
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一举攻取了罗田县城。9月，攻占了蕲州（今蕲春）和黄州，并在水陆要冲之地蕲水（今浠水）建都，国号“天完”，年号为“治平”，设置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以及中央六部等军政机构。铸有铜印，发行钱币。徐亦在蕲水县城附近的清泉称帝即位。
徐寿辉将国号定为“天完”，是别有用意的，“大”上加“一”为“天”，“元”上加“宀”是“完，“天完”表示压倒“大元”，意在推翻元朝政权。
徐寿辉建立政权后，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深得民心。红巾军纪律严明，不淫不杀，深得人民拥护，队伍迅速扩展到百万人，纵横驰骋于长江南北，控制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广大地区。当时有首民谣说：“满城都是火，官府到处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元统治者调集军队对红巾军根据地进行围剿，天完政权遭受重创，徐寿辉率领部队先后退到黄梅县一带和沔阳县的滨湖地区坚持战斗，同时对军队也进行整顿。第三年春天，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控制了四川盆地和陕西的一部分地区。并于汉阳县城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
至正十九年（1359年）徐寿辉又迁都江州（今江西九江）改年号为天定。此时，红巾军内部再次出现分化，陈友谅权欲熏心，早就想取徐寿辉而代之，于是暗中将徐的心腹部将逐一杀害。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偷偷设下伏兵，以察看作战地形为由，将徐寿辉诱骗至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将其杀害，天完政权灭亡。
一位拥兵百余万，纵横驰骋大江南北的起义军领袖，就这样惨死在自己昔日的战友、部将刀下，令人扼腕叹息。
而陈友谅是湖北沔阳人，渔民出身，读过几年私塾，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曾有风水师相其先世墓地，称“法当贵”，被陈友谅牢记于心。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身为小县吏的陈友谅认为时机已到，遂投身于徐寿辉等人领导的天完红巾军，因战功升任元帅。
传说陈友谅起兵后，应者云集，很快就招募了大队人马，但军中同时也出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不得已，只好利用沔阳多湖泊的优势，以遍地的鱼虾螺蚌代粮充饥。但鱼虾螺蚌腥味难闻，难以下咽。陈友谅的妻子左思右想，发明用米粉拌鱼虾螺蚌蒸食法，味道可口，解决了军粮之需。后来此法流传民间，经沔阳人发扬光大，进而形成了著名的“沔阳三蒸”。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统帅之一的倪文俊企图谋害徐寿辉，败露后逃奔黄州陈友谅处。陈友谅审时度势，杀掉倪某，将其头颅献给徐寿辉，深得徐寿辉信任，逐步掌握兵权。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年，陈友谅杀害红巾军将领赵普胜，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翌年，陈友谅杀掉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当其时，阻挡陈友谅通往最高权力宝座的最大障碍是另一支农民武装――朱元璋及其势力。于是，陈、朱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由于陈友谅部属多系天完旧部，对其篡位行径颇有微词，纷纷叛降，严重削弱了陈友谅的实力。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朱大战于鄱阳湖，史称“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听取元帅郭兴的建议，火烧陈友谅战船。慌乱之中，陈友谅从船舱探头张望，不料被流矢射中眼睛，穿颅而过，一命呜呼。其实，在水战的实力上，朱元璋不敌陈友谅，但陈氏凶悍残虐，导致众叛亲离，且又错失战机，最后惨死沙场。
陈友谅死后，部下将他的遗体用船运回武昌，葬于黄鹄山（今蛇山）南麓。次年，朱元璋攻克武昌后曾来墓前祭奠，题“人修天定”四个字于墓前。明末以后墓园渐渐荒芜，湮没在杂草丛中，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维修。墓坐北朝南，墓碑上书“大汉陈友谅墓”。墓前建有高大麻石牌坊，前额书“江汉先英”，后额书“三楚雄风”。墓地周围苍松翠柏环抱，气氛肃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渔民皇帝静静地安卧在此。
陈友谅即皇帝位只有四年，但他领导了一次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战争，加速了元朝统治的灭亡。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就对陈友谅的历史贡献十分赞赏，他不仅曾亲自到湖北沔阳访问陈友谅故居，还赋诗两首，其一为：“驱虏曾张鞑伐人，襟江据楚汉仪新。已成霸业随芳草，犹记当年大泽人。”另一首是：“洪水滔天雪浪高，江郊山屋困人豪。渔村篝火齐明夜，月里风嚎战沔桥。”
与徐寿辉、陈友谅相比，同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的明玉珍身后寂寞，但其后裔却在远离祖国的朝鲜半岛花开别枝，繁衍生息，这倒是明玉珍始料未及的。
1331年，明玉珍出生于湖北省随州梅丘村（今湖北随州市柳林镇）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明玉珍原本姓旻，因信奉明教而改姓“明”。
明玉珍身材高大，性格刚直，善骑射，处事公道，乐于助人，在当地小有名气，被百姓推为屯长。
元末，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战乱频繁，明玉珍召集青壮年乡兵千余人，屯兵自固。
徐寿辉起兵后，听说明玉珍有一支队伍，便将其招至麾下，授予统兵征虏大元帅。在一次作战中，明玉珍被飞矢射中右眼，导致失明，从此，军中将士亲切地称呼他为“瞎子元帅”。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明玉珍由巫峡引兵入蜀，克重庆，被授为陇蜀右丞。次年，克嘉定（今四川乐山），逐渐占有川蜀全境。二十年（1360年）夏，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不与相通，自称陇蜀王，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四时致祭。
1363年正月朔日，明玉珍称帝于重庆，国号大夏。同时，明玉珍继续北取汉中，南征云南。
因积劳成疾，1366年明玉珍病逝于重庆，年仅38岁，葬于江北宝盖山睿陵，庙号“太祖”，谥号“钦文昭武皇帝”。
《明史》记载“葬玉珍于江水之北”，但有关其陵墓“睿陵”的具体地址和规模并无详细记述，使大夏后裔难以寻根祭祖。1982年，位于重庆江北上横街的重庆织布厂扩建厂房时，湮没数百年之久的明玉珍墓重见天日。明玉珍生前节俭，殓葬品除随身衣物外，唯一能算作金银珠宝的只有一只金杯和两只小银锭，那还是当年觐见徐寿辉时，徐主赏赐的。
明玉珍之子明升继位不久，明军大举入川，明升被迫降附，被送至南京。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将明升全家迁往高丽，明升后代便世代在朝鲜半岛居住。
明氏家族一行来到高丽后，高丽恭愍王把延安、白川两县封给明升一家，并将位于松都（现朝鲜开城）北部梨井里的兴国寺提供给他们作为邸宅，配以奴婢。明氏一家在高丽定居后，明升与郡夫人坡平尹氏结婚，生有4男。
韩国历史记载，明升与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交情颇深，经常一起下围棋。明升之母彭氏在李成桂登基时，献上了一套自己亲手缝制的“龙袍”，太祖李成桂非常感动。
大夏国明玉珍后裔在朝鲜半岛繁衍生息600多年，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和著名人士。例如，近代历史中的明济世，是反抗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英雄。当代明氏后裔中，有的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有的成为著名律师、教授、企业家等。可以说，明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2000年韩国人口统计调查中，查明在韩国生活的明玉珍后裔人数已达2.6万人。如果加上在朝鲜生活的明玉珍后裔，总数估计已达4万余人。
1973年，韩、朝明玉珍后裔成立明氏大宗会，将明玉珍驾崩之日即农历二月初六定为祭祖日。每年这一天，明氏后裔遥望中国，祭祀先祖。
至清朝末年，在湖北、四川、陕西边境大巴山脉及其周围地区，爆发了以白莲教教徒为主体的农民抗清起义。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的大军首领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就是王聪儿。
王聪儿出生于湖北襄阳黄龙镇，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就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样样出众。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颠沛流离。
不久，一位名叫齐林的人介绍王聪儿加入白莲教。入教后，王聪儿经常利用卖艺的身份在江湖上宣传白莲教的教义。由于志同道合，感情也越来越深，不久后，齐林与王聪儿便结为夫妻。结婚后，夫妻俩一同领导白莲教教徒筹划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
参加白莲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齐林与王聪儿见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就决定于元宵节这天在襄阳起义。不料，起义的风声走漏了，齐林被官军杀害。
王聪儿强忍悲痛，暗中继续筹备新的武装起义，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不出一个月，就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王聪儿被大家推选为这支队伍的首领。
刚刚登基即位的嘉庆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顿时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完全不懂得怎样打仗。
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后来，王聪儿带领义军从湖北转战川东，组成了一只拥有十四五万人的起义大军。为了方便指挥，两路军统一整编，以黄、青、蓝、白四色为号，分成八路大军，年仅20岁的王聪儿被推举为八路兵马总指挥。
在王聪儿的统率下，十余万义军连营三十里，声势壮大，令朝廷不寒而栗。清政府调动重兵围攻义军，王聪儿率领大军转战川、楚、陕深山老林之中，出奇制胜，所向无敌，势如暴风骤雨，遍及长江、汉水流域。
嘉庆皇帝见起义军如火如荼，连下诏书，严厉督促各地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起义军。
这时候，有人向嘉庆皇帝献了一计：命令各地地主武装组成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将百姓赶到碉堡里去，让起义军找不到群众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即所谓“坚壁清野”。嘉庆帝大喜过望，采用此计。起义军的活动果然受到限制，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王聪儿没有退缩，为了摆脱清军围攻，她亲自带领二万人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官军阻击，遭遇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官军紧紧追击。由于兵力相差悬殊，义军渐渐不支，终于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王聪儿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义军退到森林里，准备突围。官军发现了义军的行动，又派遣重兵，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
王聪儿眼看突围不成，退到山顶，从陡峭的悬崖纵身跳下，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王聪儿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农民起义女英雄，她揭竿而起，应者云集，先后有数十万农民参加，转战川、鄂、陕、豫、甘五省，击毙清廷一、二品大员20余人，副将、参将以下将官400多人，士兵无数。清王朝一共花了9年时间，耗银二亿两，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走向衰落。
（杜七红张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