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文学成都·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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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河之唇(2)

穿卡的步骤是这样的:准备一只竹盘(圆形、平底,直径一尺),另一只同样的竹盘里当然放着昨日使用过的那一副卡线。人坐在两个竹盘之间,右手提起这副卡线的头,匀速拉动卡线,将它拉至空竹盘上。总线上每隔两米,就是一段系有卡具的线段。遇到线段时,停下,左手捏住卡,将之捏成U状,右手拾一粒芦套,将U稳固,再从碗里取一只硬条的细面饵塞进其间。将穿好卡饵的这段线拉进空竹盘。如此纷纷将线拉进空竹盘,直到空盘成满盘,满盘变空,一盘新理好的卡线顺利完工。当然,极重要的一点是,向空盘摆线是讲规范的,摆成什么形状,决定着后面下卡的顺利程度,稍微摆得不好,就容易在下卡时扯乱卡线,影响放卡的速度。

排一盘卡线似乎并不难,只要了解了步骤和技巧之后,小孩也能完成此项任务。关键在于,成年人一天可以穿八盘卡线以上,而通常小孩一天能穿两盘卡线就不错了。要知道,一条船不可能一天在河里放两盘卡线。通常要同时放好几盘到河里,再陆续收上。我区别于所有小孩的是,我穿卡的数量与成年人无异,一天可以穿六盘。

有一天,我在河道上碰到了有俊。有俊家的情况与我家类似,但他家是母亲要为他添一个妹妹,无法出船。那天我清楚地看到有俊的父亲在船上叹气。他挥着竹篙,沮丧地在河的另一面对我母亲说道,你看!我们家有俊比蝈儿还大一岁,可他一天都穿不完两盘卡。今年这一趟放卡,我们家算是白来了。

母亲隐隐地笑,用沉默这种更高明的宣传方式为我的事迹推波助澜。那个时候,我满心洋溢的充实感,几欲使我叫出声来。但我装作羞涩的样子,学习我的母亲,用沉默迎接外界的赞美。

最高明的母亲是我的母亲,她采用了一种激励式的教导方式,促使我洞悉了劳动的趣味。

在来到加南半个月后,我和母亲第一次小节性盘点这趟出船所得。半月卡鱼卖得的钱数,是四十元八角六分。我们在第二天遇到有俊的父亲,有俊说,他们的钱现在还不足二十块。我和母亲像两个密谋得逞的同僚,在那天不动声色地相视而笑。

油条是韦溪镇的。韦溪镇之大,之繁华,是我所见之最。我从未见过如此人流湍急的镇子。一拱宽阔的水泥桥横在镇子中央,到处都是摊点,连桥与河之间倾斜的陡路的上部都摆有卖菜的小摊。母亲把前日卡到的鱼从舱内舀到网兜里,高高举过肩膀,提醒韦溪人注意她手里活蹦乱跳的鲫鱼。男女镇民蜂拥而上。在那一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卖完了昨日的鱼,且鱼的价格史无前例的贵。早早卖完鱼,那么这一天的卡鱼工作就可以提前开工了。

讨厌的是,韦溪桥边的油炸食品铺粘住了我的视线。这就是命啊,如果它们不在桥边,该有多好,偏偏它们就在视线之内。

我从未郑重吃过一根油条,至少我九岁之前的记忆与它无关。现在,油炸食品铺在我的眼前搔首弄姿,热淋淋的油气,充满被炸熟的米粉、面的香味的油气,一路向我狂奔而来。我想坦白的是,在那个早晨,我几乎没有听清韦溪人与母亲讨价还价的声音,我对身边这些对鱼充满占有欲的韦溪人视若不见。我的眼睛里只有那些香喷喷的面食。我把对众多面食的兴趣提纯,最终让兴趣定格在那一条条金黄、饱满、修长、多汁的油条上。我想母亲就算听不到我吸溜唾液的怪声,也该意识到我的失态,她一向那么敏锐。

母亲却装糊涂,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韦溪人散去,母亲低下头,专注地提起塑料勺子舀掉舱里原来养鱼的水,后草草看了我一眼,就解下系缆,离开韦溪桥,向清寂的河道开进。

我失望之至,听到肚子里的饿鬼苏醒后的怒吼声。我第一次意识到,母亲如此抠门。仿佛我不是一个应该被她用心呵护、关爱的孩子,而是一个为她所用的工具。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替她穿卡呢?我又不是她的长工。我愤怒了,但我克制着。在那一天,我只穿了两盘卡线。母亲并没有对陡减的穿卡数量提出疑问,这恰好说明她洞悉我的不满。

现在梨出场了。它发生在来到加南的第十九天。梨在加南的另一个镇子边上。这个叫青虚镇的地方盛产肉梨。是下午的光景,我们收完一副卡,把船系到河沿休息。一个戴草帽的老头向我们的船探了一下头,想必他看梨看得无趣,见到一个青年妇人便过来搭讪。那老人佝着背,之字形走下河滩,哼哼唧唧地唤着什么,一忽儿就蹲到了与船垂直的河滩间。我越过他,清醒地看到二十米开外的梨园里硕大的梨。我又开始咽唾沫了。

那老人不说话,只笑,望着对面的青年妇人和她的孩子。忽而他折过身子,回到梨园。稍许过后,他回到了原本蹲着的滩上,先前戴着的草帽被他托在手上。吃梨吗?小孩。他阴阳怪气地用夹着浓重加南口音的普通话问我。

我忘记了警觉,飞快地抬头望着母亲。母亲把眼睛垂下,说,儿!我们走吧。该去下卡了。

老头不依不饶。很甜的梨,你看!这么大。用你的鱼,换我的梨,行不?

母亲闻言停下。怎么换?两斤鱼,换一斤梨。怎样?

母亲身子紧了一下。两斤鱼换一斤梨?一斤鱼换两斤梨还差不多。你不知道一斤鱼的市价比一斤梨的市价高吗?

我知道啊。那么你用钱买我的梨吧。嘿嘿!我知道你们这些河北人,不会舍得花一分钱。我经常遇到你们这些河北来的船。所以嘛,我让你换,是为你着想啊。你想想,万一你的鱼死了,不是比梨便宜了吗?

你才要死。母亲说着拔起缆杆,船扬长而去。

我喉咙里已百舸争流,见状大喊。不要走!梨。母亲说,哪有这么贵的梨。不吃会死?卖梨人在渐至远去的滩上张大嘴形说话。我已经听不到他的讽刺或谩骂。

太气人了,我胸腔起伏不停,强压住对母亲的愤恨,捧住竹盘,恨不得把它扔进水里。

为什么母亲会对儿子合理的要求视而不见?为什么?我觉得,她太自私了。我只是她的长工,她的工具。

可我只好忍,谁叫我是个小孩呢?太阳倨傲地立在头顶,加南的河面上反射出炙热的光。夏季开始盛行,我的心躁动得离谱。我突然觉得我与母亲是隔阂的,她让我觉得陌生。于是加南的河流、庄稼、树,随处可见的陌生人倒变得亲切起来。我在想,如果我从这条船上跳出去,沿着岸爬上去,离开这些地平线之下的河流,该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母亲不做声。卡线放进河里,又收上。她罐里的纸钞、硬币越来越多。我望着河面漂动的一团水蕴草,遥想起不能预见的未来。

我变得很沉默。

那么鱼呢?鱼总可以吃吧?我自己作为这次卡鱼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鱼的主人之一,总可以吃几条鱼吧?母亲却说,不可以。

有的时候,她把船驶得飞快,使船下不明真相的鲢鱼跳进船舱。它们总那么傻,也只有鲢鱼们才那么傻,鲫鱼们从不,它们孤傲地潜在水面下很深的地方,被茂密的蕴草盖住,让人轻易无法发现,所以鲫鱼的价格是昂贵的,鲢鱼们在加南分文不值,个性决定着身价的贵贱。鲢鱼们那么贱,它们当然是不好吃的。但母亲只舍得让我吃鲢鱼,美味的鲫鱼与我的口舌无关,它们只能由她去卖钱。她只在我想吃鱼的时候让船飞快地驶过水面,从不打算把船慢下来,舀出几尾鲜亮的鲫鱼,满足我的食欲。

我正式向她提出想吃一次鲫鱼,是在来加南二十五天的时候。我说,就吃两条,两条可以吗?你一条,我一条。

母亲说,我不爱吃。那就一条。我只吃一条,行不行?没有回答。

这是耻辱。对一个九岁的小孩来说,如此直白的请求被拒绝,可以使自尊心严重受挫,严重到能使他投河自尽的地步。

我终于发作了,在我与母亲来到加南后的第二十五天。我端起一个竹盘,抖动着里面条理分明的卡线,伸出一只手,将卡线抖乱。在母亲还没来得及阻止之前,我已经把竹盘与卡线一并抛向水面。

竹篙准确地抽中我的后背。母亲说,吃麸子也是吃,吃油条也是吃,不吃油条会死吗?吃鲢鱼也是吃,吃鲫鱼也是吃,不吃鲫鱼会死吗?喝水也解渴,吃梨也解渴,不吃梨会死吗?

我说,我就要吃油条,就要吃鲫鱼,就要吃梨。我吃麸子快吃死了,吃鲢鱼都吃吐了,喝水喝得肚子咕咕叫。我就要吃油条鲫鱼梨。

母亲说,吃了拿什么去盖瓦房。你不知道每到年底我们经常一分钱都没有了吗?到那时候连麸子都没钱买,你现在吃?现在吃死,以后饿死。

我气急败坏。也许待我成年后会意识到母亲在用她的狠心警告我生活的不易,帮我树立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性,但作为一个九岁的孩子,我只知道恨。我辩不过她,但手长在我身上,我想叫它动它就动,想叫他歇它就歇。我至少有能力罢工。

现在,加南的河上是一个消极应付卡鱼生活的小孩了。他不再因一些虚空的赞美而生出无穷的劳动兴致,他只知道生活对他是不公的,因此他就没有必要顺从生活。我又遇到了有俊。有俊的父亲用力地盯着出现异状的我家的船,眼角飞出窃喜。母亲不说话。

愤怒总会激发出人的聪明才智。在我与母亲初次对垒的期间,我意识到一件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是不公的。对!母亲如此苛责一个孩子完成一个成年人的工作,是霸道的,她这么做,除了残忍,没有别的解释。

我在加南的第一次失踪,亦或说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主动失踪,就这样出场了。我有明确的目的,是想以此惩罚母亲一次。不过目的本身,也不见得那么有说服力。有时候,失踪也许是因了内心里某种艰深的呼唤而已。不是么?

那是正午,我们的船停在一条狭窄的小河里。不远处有房子,大概是个镇子。眼前的堤岸上,只有农田。河沿秃秃的,不是因为贫瘠,而显然是因为附近农人的修整。抬头往上看,是些正值妙龄的玉米秆、席地而生的蓬勃的花生、密密匝匝的青豆枝,没有一棵树,这使得鸟只能在河的两岸间飞来飞去,找不到稳妥的憩息地。视野是远的,因远而寂寥。夏季正日趋成熟,阳光长满了利牙,叫人的脸生生地疼。母亲躬身蹲在中舱,一手握着瓢,从河里取水倒进锅里,一手利落地拨动着锅里的碗。每个中午,我们吃完饭,母亲洗刷锅碗,这时我通常会在锅碗的碰撞声中打起瞌睡。但那个正午我一脑袋的精神劲儿。

我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从篷里爬起来,赤足站到船舷上,张开双臂往前走。这是我在船上唯一的游戏:像杂耍艺人一样站在宽

不足五厘米的船舷,从船头走到船尾,从船尾走到船头。母亲每次见状总会吆喝我停下。她说,你不怕跌到水里去吗?跌到水里有什么好怕的呢?就算我并不怎么会水,这河里的水也并不深。我总是毫不畏惧地玩着这种在船上穿行的游戏,乐此不疲。那个中午母亲照例在洗刷的间隙大声呵斥我。我少有地表现出了顺从,连忙从船舷上跳下来,猫腰爬回船篷。不一会儿,我提着塑料凉鞋又出来了。母亲看了一眼我的手。很显然,在船上我从来都是赤足的,我手上的鞋让她觉得突兀。

我上去找茅坑。尿河里不就行了。我拉屎。

上面那么大的地,找什么茅坑。我就想找茅坑。

母亲抿着嘴乐了。穷讲究。她说,下次到一个十里地看不到人家的地方,看你怎么找茅坑。

我当然不是想找茅坑的,母亲说得对,地那么大,找什么茅坑。显然她中计了。我缓缓套上塑料凉鞋,跳上岸。母亲低着头,丝毫不曾意识到一桩计划即将实施。我瞄了她两眼,安稳了一下心神,爬上岸,沿着田埂昂首向镇子方向走去。拐过一个不怎么大的弯,我望见我家的船被田地遮住了。深吸一口气,我狂奔起来。

这是加南的土地,异乡的土地,我跑得越快,离陌生就越近。我感觉到了兴奋,这使我神智大开,更清晰地闻到加南大地及大地上农作物的气息。前面出现了一棵桑树,我紧张地四顾看了两下,飞速爬了上去。匍匐在树桠间,我又看到了我家的船,母亲渺小的身体现在移到了船尾,像每天例行的那样,现在她开始为午后新一轮的卡鱼工作做准备了。我采了几粒桑葚吃掉,呼地爬下树。

我继续沿着田埂往前走,现在一户人家出现了。走过这一幢房子,前面的房子密集起来。路上开始遇到人,一个鸭尾头的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出现了一座桥。我停下来,骑在桥墩上。太阳躲在房子们的后面,让人深感诡异。我在桥墩上坐了很久,想象着母亲越来越焦急的脸。我在考虑着要把这个凶恶的游戏做多久,我并不想一味把它做下去。只要能让母亲焦急过一阵,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异乡静静的黑色瓦房、房后的草垛、窄路上稀少的行人、头顶阳光普照下的清明的炽白、几近无声的这段正午时分,这一切组成了一种让人迷惑又迷离的氛围。我是谁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正在想着心事,世界上的别人也在想吗?母亲在想吗?远方的折了腿的父亲在想吗?一种无力探究结论而造成的恐慌感使我伤感,我脑子变得一片空白,不再记得此行的初衷,只一味地沉湎在那些情绪里。

一个比我略大的男孩在桥的另一头出现了,起先是他的笑声,然后是他的头,和蹦蹦跳跳的身躯。发现了我,他遥站在桥的那个端口,审视我。又一阵笑,另一个男孩出现了,看起来年纪与我相仿,但明显要比我高。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更小的男孩,和一个大女孩。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就这样齐刷刷在桥头站了一刹那,接着慢步直向我这边走来。他们的步子在加快。即将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跑了。

他们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自觉地在三个方向分别站好。这很奇怪,难道在一个陌生小孩面前,连孩子都有迅速站成战斗队形的本能?起先出现的那个孩子伸出手,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从桥墩上拽了下来。在跌倒之前,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想揍我。我甚至失神地望着那个最小的孩子,觉得他长得真漂亮,要能过去摸摸他的脸就好了。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正陷身危机。四个孩子开始以我为中心向内聚拢,包括那个小女孩。他们嘴里说着加南土话,速度太快,使我听不甚懂。我终究还是灵敏的,在他们的拳头还没来得及捣向我之时,迅猛地一跃而起,突出重围。我吓到了极点,连回头的时间都没有,只知道跑。他们追了几步,觉得无趣,停了。我站在安全距离上,回过头来打量他们。一个男孩在对我掏他裤裆里的鸟,另两个男孩望着那个放纵的男孩又笑又叫,女孩捂着嘴弯下腰。他们只是在跟我做游戏而已,但很显然如果我没有及时脱身,这是一场暴力游戏。现在游戏回归它纯粹的娱乐功能:他

们乐不可支,不再有追逐我的兴趣。我转过身,往人烟稀少的田埂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