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不但琴艺精湛，而且对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撰写的《琴赋》主要表现了他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他还撰写了《声无哀乐论》，着重探讨了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的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他提出，声音源于自然，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声音本身是不具备情感的，更没有悲喜之分。声音的感情色彩是人赋予的，只有把声音和人的主观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哀乐。
嵇康还善于写诗，特别是四言诗，现存的诗歌有六十多首，四言诗占了一半以上。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是诗人，还是著名的玄学家、文学家。流传下来的散文有十五篇。文章中展示了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
公元255年，司马昭想把大名鼎鼎的嵇康征召到朝廷为其效命。嵇康不愿意，只好离开了竹林，躲到了河东。一走就是三年。在大山里，嵇康遇到了大隐士苏门山人孙登。他与孙登相处了三年，每次向他请教问题时，孙登都是避而不答。嵇康常常因此而惋惜。直到临别时，嵇康遗憾地对孙登说：“我要走了，您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了吗？”这时，孙登才慢悠悠地说：“你不了解火吗？火生来就有光，可是它也要靠干柴来保持它的光焰。人生而有才，但也要识时务。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孙登又告诫嵇康：“你很有才能，但缺少远见。当今之世，想要免除灾难、保全自身是很难的。今后你要谨慎做人，少发表议论。”事情证明，孙登这种说法是很有预见的。
公元261年，山涛由吏部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他向司马昭推荐好友嵇康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表明自己绝不出仕的态度和立场，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信中，他陈述了自己不能从命的原因。有所谓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
“必不堪者七”也就是七个绝对不能忍受的事：做官不能睡懒觉，为一不堪；喜欢弹琴唱歌、打猎钓鱼，而做了官后，身边有吏卒守候，无法随意行动，为二不堪；身上长虱子，咬得难受，要不停地搔痒。可做官要头戴官帽、身穿官服，拜见上司，需长时间正襟危坐，腿脚发麻，也不得动弹，为三不堪；一直不善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做官后人事关系复杂了，往往书信堆满几案，你不及时处理吧，别人会说你玩忽职守。要勉强去做，又是本性难以为之的，为四不堪；平生最讨厌吊丧，世人则看得很重，做了官要违心顺俗地去做这些事，为五不堪；不喜欢俗气的人，做了官要与他们周旋，每天耳朵里装的都是闲言碎语，面对的是千奇百怪的面孔和伎俩，为六不堪；性情急躁怕麻烦，做官劳神费心的事太多，为七不堪。
“甚不可者二”就是两个绝对不可以忍受的：一是平时喜欢“非汤武而薄周孔”，做官后也不会改变这个观点，这无法被当局所容忍；二是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直率易怒，这种性格是做不好官的。据嵇康自述，他的这些古怪脾气自小养成。他幼时丧父，由母亲、长兄抚养成人。母兄溺爱，不加呵责，也不逼他读儒学经书，使他从未领教过外界的压力和约束，所以他只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会迁就于任何人和事，包括自己的生理要求——他小便急了，从不马上去厕所，总是憋着，实在憋不住了才肯起身。一月半月不洗头脸，蓬头垢面也是常事。身上长满虱子，不到痒得受不了的程度绝不去洗澡。如果说这些古怪的习惯是小时无意养成的话，那么长大以后，饱读诗书的嵇康更是有意放浪形骸，对自己不加约束。
嵇康在信中责怪山涛不了解朋友的个性，强人所难。嵇康在信里说的都是真心话。他确实是遇事便直言尽情，不知忌讳，这也是性格使然。“不堪者七”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嵇康不为官的一些借口。为官必然要多些繁文缛节，少了自由时间，这都是些小问题，不是要害问题。但那“甚不可者二”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一不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的性格就是如此，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已经很大逆不道了。再加上“二不可”：“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个就更严重了。汤武是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周公是辅佐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司马氏一直在觊觎曹魏天下，打的就是迫使曹魏天子将政权禅让给自己的主意。嵇康狠狠地戳到了司马氏的痛处，司马昭是绝不会放过他的。
嵇康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把绝交信写那么长，就是他对山涛的坦诚倾诉。嵇康这样泾渭分明地和山涛划清界限，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从此切断他们的友谊，而是向司马氏表明自己不愿为官的立场。如果只是友情覆水难收，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应付了事，甚至不置一词。
嵇康之后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吕安的哥哥。吕巽、吕安两兄弟原本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闹了一场矛盾。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把她灌醉并占有了她。吕安本打算将哥哥告上朝廷，但嵇康劝阻他家丑不可外扬，让他先忍下来。谁知，吕巽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居然恶人先告状，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还上诉到了朝廷。嵇康当即拍案而起为吕安辩解。但在吕巽的蛊惑下，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唯一能做的就是痛骂吕巽一顿，并宣布与之绝交。这次的绝交信写得很短，也极其悲愤。在心中，嵇康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自愧对不起吕安。而对于吕巽，除了决裂，已无话可说。
获罪后的吕安激愤难平，他给嵇康写了一封信，信中有“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平涤九区”等词句。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扫平司马氏政权的意味。作为收信者，嵇康也被卷入此案，但他仍旧义正词严地为吕安进行辩护，着无疑正中了司马昭的下怀。嵇康、吕安两人都被捕入狱。现在到了司马昭跟嵇康算总账的时候了——想到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对自己的公开挑衅，司马昭便愤恨难平。这时，曾在嵇康那里颜面尽丧的钟会又来添油加醋，司马昭更是勃然大怒，决定杀掉嵇康。虽然也有很多人为嵇康求情，但最终嵇康和吕安还是被判了死刑。当时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然而，在权贵者眼中，嵇康的桀骜和社会影响力是比莫须有的罪名更大的威胁，他们加害嵇康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
公元262年8月的一天，嵇康被带到了刑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嵇康神态从容、镇定自若。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即将终止，而是一首美妙绝伦的乐曲从此后继无人。他环顾日影，发现行刑尚且有些时辰，便要来了一把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浩浩荡荡前来为他送行的队伍，嵇康最后弹奏了一次《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弹奏完毕，嵇康感叹地说：“《广陵散》从今绝矣！”说完便引颈受刑，时年39岁。
嵇康以自己的人生实践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树立了一个鲜明、独立的自我形象。高洁的操守，凛然的气节，深邃的思想，不违心、不匿情的自由个性，“爽朗清举”、潇洒飘逸的风姿，使这个形象具备了理想名士的一切要素。后世在谈到竹林七贤时，首先提到的通常都嵇康，不仅因为他遗世而独立的品行、渊博的知识与率真的情感，更因为在竹林七贤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他将人格精神的自然率真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