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曾经做过步兵校尉，因此被人们称为阮步兵。阮氏是个大家族，世代儒学，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善解音律，曾经做过曹操的幕僚。阮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留下阮籍和母亲相依为命，过得十分凄苦。曹氏父子顾念阮瑀长期为他们服务的情意，对阮籍母子颇为照顾。尤其是曹丕，他和王粲等人同题作《寡妇赋》，表达了对阮籍母子的同情。受家庭中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阮籍从小就有“济世志”，与众不同，8岁就能写文章。其叔父阮武曾任清河太守，对阮籍十分看重，认为这个孩子必然终将超过自己。阮籍青少年时就养成了磊落不群、潇洒不羁的个性，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长大后的阮籍更是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而且英俊潇洒，放浪形骸，成为一时之名士。
“男女授受不亲”是名教的一大讲究。当时的礼俗中有“叔嫂不通问”的规矩，也就是小叔不能同嫂嫂说话。阮籍不但不理会这一套，还要加以抨击。有一次，阮籍的嫂嫂要回娘家住一阵子，阮籍听说之后，赶紧跑回家当面与嫂子话别。别人嘲笑他的行为不合礼法。他却满不在乎地说：“礼法怎么会是为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呢？”据史书记载，阮籍家旁边有一家小酒铺，酒铺的老板娘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为此，阮籍和王戎经常到她的酒铺里去喝酒，醉了便倒在酒铺里呼呼大睡，老板娘也不以为意。酒铺的老板担心他们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可是，背地里观察了很久，发现他们除了喝酒之外没有任何不轨的行为，这才放下心来，不再理会他们。另据史书记载：阮籍邻居家的女儿才貌双全，还没到嫁人的年龄就死了。阮籍听说后觉得很惋惜，便要前去吊唁。他与人家既没有亲戚关系，之前也不认识，走到灵堂中突兀地嚎啕大哭起来，一直到哭尽了胸中的哀叹之情，留下一屋子瞠目结舌的死者亲属，才扬长而去。
作为名士的阮籍，也是官场拉拢的对象。大约在正始三年（242年）前后，久慕阮籍之名的太尉蒋济，想请阮籍做他的下属，阮籍得知后，写了一篇《奏记》，声称自己浑身无力，连走路都困难。后来阮籍在亲友的劝说下勉强才前去就任，但过了不久还是辞职了。正始八年，阮籍又做了朝廷的尚书郎，没多久又推病辞了官。之后他又受到大将军曹爽的征诏，阮籍仍然采用老办法，称病不去赴任。不愿做官的阮籍，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游弋于丘陵之间流连忘返。与嵇康结识的阮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欣然开始了竹林之游。
“高平陵事变”之后，曹魏政权的权柄彻底落入了司马氏手中，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明白，他的统治毕竟需要士人的支持，因此他对士人采取了威胁、拉拢、引诱的策略。那些与曹爽没有太多关联的士人，特别是享有盛誉的名士都成为司马懿积极笼络的人物。阮籍拒绝过曹爽的征召，又是名人之后，在司马懿看来，在政治上他没有倒向曹氏集团，又符合名士的条件，自然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面对生存或是死亡的选择，无奈之下，阮籍极不情愿地走出竹林，到朝中做官。可以说，他为了保全性命，一直没能离开官场，只能勉强自己过着“朝隐”的生活。所谓“朝隐”，就是只做官但不问事情。把朝廷、官场当做是自己隐居的地方。对此，阮籍的心中异常苦闷。史书记载，阮籍经常独自驾着车，载着酒，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一直走到路的尽头，便走下车来嚎啕大哭，哭过之后重新上车，原路返回。
为了能够在官场中保全自己，阮籍常把醉酒作为躲避政治风险的手段。他听说步兵营里有人善于酿酒，储存的好酒有三百斛之多，便主动向司马昭请求步兵校尉一职，步兵校尉其实并不掌管兵权，只是个有名无实的职位。阮籍在那里终日饮酒，仍然觉得不过瘾，便把竹林中的好友刘伶也请去，两人一起酣饮。司马昭的宠臣钟会多次到阮籍家拜访，询问他对时事的看法，想借此网罗罪名。然而阮籍或发言玄远，或大醉不醒，终于躲过了劫难。阮籍有一女，容貌秀丽，司马昭想将其纳为儿媳，几次派遣使者登门求婚。阮籍对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若答应，有损自己的声誉，还落个攀附权贵的坏名声；若不答应，得罪了司马昭，会有性命之忧。于是他天天沉醉于酒中，提亲的人来到家中，只见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只得一走了之。这样一连六十多天，他都宿醉未醒。司马昭也无可奈何，联姻之事只得作罢。
“高平陵事变”后，掌握实权的司马氏重新打起了儒家“名教”的旗号，主张以“孝”治理天下。所谓“百善孝为先”，司马氏提倡以孝治天下，就是想让人们对他这个新的当权者尽“孝”，取代对曹家天子的“忠”。在中国，孝的名目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父母去世后儿子必须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守墓三年、寡欢三年。阮籍年幼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抚养成人的，在那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母子感情之笃厚深重，可想而知。
公元256年，阮籍的母亲去世了。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跟他下棋的人闻听这个噩耗，当即中断棋局，让嵇康赶紧回家为母亲料理身后事。阮籍却不同意，一定要决出胜负。下完棋后，阮籍喝了两斗酒，来到母亲身旁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悲痛欲绝。根据《晋书》中的记载，母亲下葬的那一天，阮籍蒸了一头小猪，饮酒二斗，然后向母亲的遗体做最后的诀别，他大叫一声“完了！”又吐血数升，面容憔悴，几欲昏厥。出殡之前，一个叫裴楷的官员前往吊唁，遵照礼法，阮籍应该陪他一起哭泣。可是阮籍披散着头发，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裴楷便按照礼仪的规定独自哭悼阮籍的母亲。事后，有人问裴楷：“凡去吊唁的人，主人哭，客人才能尽礼，阮籍都不哭，你还哭什么呢？”裴楷回答说：“阮籍是方外之人，已经超越了礼法的限制，他可以不哭。我还在礼法当中，当然要遵从礼法哭悼阮母了。”裴楷所说的“方”就是社会的道德规范。魏晋时期，许多礼教的条条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而方外之士，则可以超越尘俗，不受礼教的约束。
阮籍还有翻转青白眼的能力。所谓青白眼，就是看人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露出黑眼珠还是白眼珠。阮籍的母亲死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嵇喜在朝中做官，在阮籍眼里他是礼法之士，是不受欢迎的，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弄得嵇喜很没面子，匆匆吊唁完毕，就尴尬地退了出去。嵇康听说后，知道他不喜欢嵇喜，也不喜欢嵇喜那种凡俗的吊唁方式，于是带着酒挟着琴前来吊唁。阮籍很是动情，赶忙露出黑眼珠，走上前去，热情地接待他。
阮籍在居丧期间不合礼教的行为，自然受到一些礼法之士的诟病。阮籍的母亲死后不久，他应邀参加司马昭的一个宴会。席间，司隶校尉何曾公开斥责阮籍纵情悖理，是败俗之人。阮籍神态自若，一生不吭，照样喝酒吃肉。何曾见阮籍根本不理他，只好把头转向司马昭说：“您以孝治理天下，阮籍作为您的臣子却在重孝期间喝酒吃肉，这样的行为是不合礼法的，应该把他放逐到荒远的海外，以正风化。”谁知司马昭却斥责何曾道：“阮籍已经被折磨得如此憔悴不堪，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为他担心呢？况且他身体有病，在居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是被礼教所允许的。”司马昭的一席话说得何曾哑口无言。当然，司马昭之所以如此维护阮籍，是有他的想法的。一方面，阮籍的行为虽然放诞不羁，有违司马氏所提倡的礼教和孝道，但那只是生活方式上的小问题，阮籍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议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品评，不能对司马氏的统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另一方面司马昭确实是爱惜阮籍有才，想借此让阮籍对他怀有感激之心，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司马氏效力。同时，也想在天下世人面前显示他是多么的爱惜人才。
公元262年，曹髦死后，继任的小皇帝曹奂被迫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一般都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以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司马昭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他们考虑到阮籍名声高、影响大，便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从内心来讲，阮籍讨厌写这种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章，但迫于司马昭的淫威，阮籍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于是他故伎重演，终日酗酒。朝廷的使者追到他朋友袁孝尼家来要稿子时，阮籍仍宿醉未醒。被叫醒后，使者告诉阮籍，这一次你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无奈之下，阮籍只好揉揉惺忪的睡眼，向袁孝尼借来纸笔，伏案疾书。不一会儿，一篇辞藻清丽的文章便完成了，通篇没有一处需要修改的地方，被时人称为“神笔”。
阮籍不只文章写得好，还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玄学家。流传至今的《咏怀诗》有八十二首。就内容而言，“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了这两大内容外，还有自述身世志向、念友、隐逸、游仙等方面的描写。咏怀诗在艺术方面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色，即蕴藉含蓄和自然飘逸。蕴藉含蓄与文多隐蔽有直接关系。当时，由于曹魏政权和司马氏的斗争极为激烈，士人即便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也不敢在作品中有明确的表露。因此阮籍创作的《咏怀诗》八十余首，运用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等多种写作技巧，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这种含蓄，同他在生活中“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咏怀诗的含蓄，是时代现实的产物，也是阮籍本人的思想作风、处事态度的反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含蓄不失为一种风格，他的好处是能够避免呆板直露，增加诗的深厚度，给读者以联想和回味的余地。在诗歌史上，他的咏怀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阮籍违心地写完《劝进表》之后，一直生活在痛苦忧郁和失望自责中。一个多月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54岁的阮籍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阮籍又想起自己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想起自己做的那首《咏怀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