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华
奶奶没有上过学，只认识一个字，就是她的姓氏“鲍”字，而且知道“鲍”字是由一个“鱼”字一个“包”字组成。但若把“鲍”字拆开来写，她既不认得鱼字，也不认得包字。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她很少看现代戏和电影，偶尔看一回，还常常将戏名记错。譬如《六号门》，她总说是《六号门口》。“文革”中有一阵学习小靳庄，人人唱戏，个个作诗。奶奶被挤兑得没有办法，创作了她平生唯一一首诗，是歌颂“大跃进”的：
大跃进，我知道，黑白天，不睡觉。
爷爷去世时，父亲不满周岁。孤儿寡母，住两间破草房，租别人半亩地，吃糠咽菜过日子，没人瞧得起。正因为如此，奶奶一生最珍惜的，是别人的帮助和尊敬。几十年中，谁帮助犁过一回地，谁接济过一升红高粱，谁给父亲做过一双鞋，甚至哪一个有身份的人同她打过招呼叫过一声“菊嫂”，她都铭记在心。
奶奶渴望得到尊敬，她也最尊敬别人。她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她平生只住过一次医院，竟然和同屋的病友住成了“亲戚”，多年来往不断。我们村处在县城通往城西几十个村子的交通要道，下雨天，奶奶不只一次让不认识的过路人到家里来避雨，还要捧上一碗白开水。对于乡亲们，凡她能做的，更是有求必应。但不论给谁帮过忙，事后她从不提起。
我断奶之后便由奶奶带着，日夜不离。五岁那年我生了一场麻疹。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母亲带着吃奶的弟弟去出河工，家里只剩下我和奶奶。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不仅集体做饭，而且必须集合起来吃饭。家里没有一粒粮。其实，有粮食也做不成饭，大炼钢铁，早把饭锅给砸烂了。我发着高烧，外边下着雨夹雪。这个样子，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到食堂去吃饭的。奶奶央求管食堂的，准许把我那一份饭打回家去吃。对方坚决不答应。奶奶没办法，只好回家用一件棉斗篷把我裹起来，抱着我向外走。风雪迎面扑来，奶奶在风雪中边走边哭：“豁出去吧，孩子。能活下去，是你命大，有个三长两短，奶奶跟你一块走……”
当天下午我的病急剧加重，晚上已昏迷不醒。请来一位老中医，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当死的治吧。”我自然活过来了，但奶奶为我蒙受的屈辱，却在我幼年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
我最早出来工作，是在公社当报道员，每个月从社办企业领取18元津贴。因为工作卖力气，春节时公社发给我10元“困难补助”，以资鼓励。发钱时，公社书记对我说：“家里还有奶奶哩，老人一辈子不容易，这10块钱买点肉，回家让奶奶好好过个年吧。”回到家，我把书记的话转告了奶奶，奶奶听后热泪盈眶。整整一个春节，她想起来便笑，说：“连书记都知道你还有奶奶哩，遇事把你奶奶举在头里……”
我们兄妹都长大了，先后成家，都有了孩子。昔日孤儿寡母，今朝四世同堂。奶奶一天比一天老了。终于，她病倒了。我回去看望奶奶，她攥着我的手，让我陪她说说话。一说起来，仍是重复了多少年的那些事：苏家庄某某人帮咱耕过地；西关里某某人接济过咱一升红高粱；县医院老院长沾亲戚，见面老远就喊“菊嫂”……还有王书记，记得不，给你钱让你买肉，说家里还有你奶奶哩……奶奶边说，我边点头。
奶奶又说：别嫌奶奶絮叨。人这一辈子，给别人帮过忙的事，心里别记账。既然当初愿意帮，就别图报答。这种账记的越多越清，越觉得满世界都该你欠你，都对不住你，自己给自己心里找病。一辈子多想想别人如何帮咱，敬咱，心里宽敞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