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王家岭坑口的山路上，挤满了无数车辆。抢险驰援，刻不容缓。大批交警上路疏导，车流仍旧行驶艰难。即说力保抢险供电的山西电力公司人马，在事故当晚从太原驱车赶来，也被堵在沟壑中了。而29日凌晨2时，国务院张德江副总理将在事故坑口组建抢险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各方协调会议，具体部署抢险战役，极端重要，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弃车步行，在漆黑暗夜中，在山梁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展开急行军。山西电力几位头脑，就是在凌晨1时许，大喘着粗气，跑步到达指挥部的。
回看车流拥堵，绝大多数车辆挂着山西牌子，夹杂着一些北京车牌。它们要么是抢险者的，要么是媒体人的，闲杂车辆不得驶入。而偏有一辆“鲁”字头旅行车，来自山东，却屡被关照放行。那车上早已涂遍了泥浆，显系长途奔驰而来。再看车里头，端坐着一位高大老人，面色凝重，颇多威严。路人相问：这是惊动了哪一位大干部啊？他会是谁哩？
这其中的故事可就深了。他曾在深井中被困11个昼夜而生还，他是一位老矿工。
老者名叫高润泽，1935年生人，此前在山东淄博地区洪山煤矿就职。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时，就跟着父亲下井挖煤了。那口井叫做车七井，日军侵华，从这里抢走不少煤。1945年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军政接管此矿，井上井下已是一派凋零。在持续的战争中，中共大军历经三大战役，剑劈长江以南。“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个“追”字，尽显战局紧迫。许多大中城市正处在被大军攻占和待攻占之中。中共几十年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宏伟战略已经奏效。这时，车七煤矿拥来众多老八路，如今叫解放军，要求多出煤快出煤，确保前方大中城市有电输用，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1948年8月，车七矿井经过简略整修，在新政权领导下迅速开工出煤。一年中，矿山由百十人猛增至五六百人。前方炮火向着海岸线迅猛延伸，后方挖煤不可有一丝懈怠。这是最大的政治。经过农村土地改革闹翻身，经过矿山奖励办法再升级，矿工们挥汗如雨，铁锹翻飞，工作积极性异常高涨。1949年7月，车七矿管理者紧急推行奖励办法：矿工一个工作日可得小米10斤以上，月勤干满25个班，奖励煤炭500斤。凡8月1日这天下井挖煤，发双份工资。
下井工人在高峰期达到300多人。日产煤炭直逼700吨。
可怕的是，一种巨大危险，一场灭顶灾难，正在逼近——还是透水！
灾难没有预兆吗？透水没有迹象吗？有。
有预兆有迹象，矿工没有提早报告吗？报告了。
有报告，没有采取措施吗？没有及时撤离工人吗？
很不幸，领导者没有这样做。还是那句话：工人忽视安全，出小事故；领导忽视安全，出大事故。
8月1日8时30分，车七矿井发生大透水，300多名矿工中，只有60余人侥幸脱险，剩下242人被困井下，经11天抢险之后，211人死亡，只有31人生还。大事故震荡着新生政权。
这重见天日的31人，在井下坚持了11个日日夜夜，也就是说，比王家岭的8天8夜还要漫长3天整，简直不可想象。其中，就有今日从山东疾驰而来的高润泽老人。那一年，他只有13岁。
高润泽老人历经这场大惨剧得以生还，记忆刻骨铭心。以后数十载，他不停地前往矿难发生地，献爱心，谈教训，警示后人。此番王家岭矿难，他送来两万元现金，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深思。
根据高润泽老人的痛切回顾，加上诸多原始资料的记载，我将“车七矿难”形成原因向读者作一简述。回顾这场矿难，对于我们认识今日王家岭，也许有一种特殊作用。
这是中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执政之初，从长期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所处理的第一起大矿难。“车七矿难”首开沉痛纪录。
在出事前20天，即7月10日，出水点已发现裂缝滴水，长近1米，并逐步加大；已有工人向领导反映；距离前方老空区越来越近，应引起注意了，而“矿井领导没有听取工人意见”；出事前3天，看泵工明确报告“今班增加2英寸水”，一线工人反映“水鸡子叫，要发水啦”，领导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这么多天来，领导们没有下过一次井。经营采矿13个月来，领导们从未总结过一次工作；当水险迹象十分严重时，有一位名叫陈洪石的新闻记者，直接向主要领导反映“井下水大”，矿工们不得不“发展到集体反映，甚至拒不下井”，而两位最主要的矿井领导干部，却“主观武断地认为没有问题”，说“水是万万过不来的，我敢保险”！并且威胁工人说，“谁再讲（险情），就是造谣！狗屁！”其中一位主要领导在后来的“反省”中解剖自己说，当时“工人已有的不下井，我只听反映是出于工资比新博煤矿低，以及发放工资买不到粮食，因之只研究增加计件工资及补发粮食等问题……我认为不懂技术，也可以领导工程工作。一切都是盲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领导者头脑中，认为我党我军占领新区时间不长，“技术管理人员多是日伪时期留用人员，工人队伍也不稳定”，阶级敌人随时随地都会破坏煤矿生产，因此在工作方法上，沿用长期战争年代所养成的简单粗暴作风，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出事前一天，即7月31日，领导者们在井口搭起了召开斗争大会的席棚，宣布“谁造谣就斗争谁”！当时，矿工徐世安和徐世训公开讲过“实在不能干了，井下空水不小”的话，即遭到斗争，并将这二人“扣上造谣破坏分子的帽子”，公开抓起来惩办，不许人们讲话。一位幸存者名叫周明仪，他回忆说：“工人们预感到井下有水，空水不小，人心惶惶，生产不安心。我也看到淋水很大，一派活儿，心里就发憷，而我是一名团员，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看到领导们“只是凭着热情去指挥生产”，担心“谁说有水谁就是造谣，就是破坏生产”；当时的区委书记名叫姜新民，也在回忆中说：“为了支援刚解放的大城市发电用煤，支持新解放区……任务紧迫，从而忽略了安全工作，终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事故突发，井下情景万分凄惨。5万立方米冰冷的老塘水在巷道中横冲直撞，一瞬间便将运煤铁道拧成了麻花。恶水夺走一条又一条生命，矿工头上那一盏又一盏古老的电石矿灯相继灭掉。13岁的高润泽无处躲藏，他只有惊恐地扑向父亲怀抱。老父亲先是拼命躲水，继而靠着煤壁瘫坐下来，长久地将儿子拥在怀中，用最后的体温，向儿子输送毕生的爱。小润泽时常昏迷过去，复又冻醒。几天后，父亲的身躯最终变成了一个冰凉冰凉的物体——他在饥寒交迫中坚持给儿子保温，直至自己死去。小润泽用尽力气，一遍遍呼喊父亲醒来，一位垂危者则以微弱的声音回应他说：别喊了，他们都死了！是的，在这场灾难中，高润泽一家就有父亲、伯父和三位表叔——五位成年人惨死于井下。有一个小村庄，一下子死掉了10口人，最大的42岁，最小的12岁。全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矿工谭厥友，这一天领着两个儿子下井，爷仨同时受困，坚持了几天后，首先是大儿子在连惊带吓之中疯癫起来，大喊大叫，力竭而死。谭厥友见状伤痛欲绝，也在饥寒中死去。齐如春兄弟俩同一天下井遇险，哥哥眼睁睁看着弟弟疯癫哭叫，“满地打滚，活活急死了”。袁家庄的孙继义，不想在冻饿中忍受煎熬，解下红腰带上吊而死。一个名叫翟觉友的矿工，也在绝望中用拉炭的绊绳上吊而死。年仅14岁的小矿工徐金山，爬到团员周明仪跟前说：“哥啊，我肚子疼哩。”周明仪回忆道：“我使劲儿抱住他，给他揉肚子，安慰他，慢慢地他不动了，再听一听，没气了，这个小矿工就这样死在我的怀里。”北大巷一米来高台阶上，拥躲着一批矿工，焦渴之中，有20多人先后爬到台阶下去找水喝，结果“下去就上不来了”，一个个耗尽体力而死。幸存者王珂回忆道：“我和弟弟王五子，拥在一起，他坚持不住也要下去找水，当时我心里知道，他爬下去就回不来了，可是我自己根本挪不动，无法救他拉他，只有眼看着兄弟死去。”
高润泽这一边，幸存者们竟然在暗夜中凭着嗅觉，找到了逃生者丢弃的一点山东煎饼。高老回忆说：“大伙儿面对着两个半煎饼，还能相互推让，每人分了一小骨碌吃，那个好吃可就甭提了！”就凭着这点吃食，他们试图顺着流水，寻找古井通道爬出去，灯火灭绝了，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便只凭一位王瞎子在前带路，因为瞎子本来不用灯！几位大人把小润泽夹裹在中间，用腰带将各人串连起来，慢慢挪动前行。结果，王瞎子在前探路，险些被“恶气”憋死，众人只好艰难退回。为了避风抗寒，小润泽不得不钻进死尸堆里，静静地昏睡、等待……
车七重大事故发生后，中共华东矿局、淄博特委、山东矿务局、淄博专署、总工会、淄川县委县政府、解放军淄川独立营和整个洪山矿区，迅速组织抢险救护队伍达2000多人，总负责人是淄川县县长晏兴堂。这位老八路提着手枪，像指挥一场与强敌遭遇的险恶战斗那样，统一指挥抢险。从时间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夺取政权和正式建国的前夜，第一次组织的有关工矿生产的大规模抢险斗争。
当时，矿山条件极其简陋。兼之雨水昼夜飘落，井下排水异常困难。机电设备落后，3台老水泵，比玻璃棒还容易坏，排水进度十分缓慢。晏兴堂县长心急如焚，他曾经举起手枪，指着一位技工领班，用嘶哑的嗓音喝令他：必须限期修复水泵，快速连续排水！
一连11个昼夜，天地同悲。高润泽，一个只有13岁的“小筐头”，终于获救。
诚实地讲，那时的共产党人，有着铁打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对老百姓，对苦难矿工们，有着深厚感情。谁都知道，在战争中，军队是靠着老百姓才打了胜仗的。最终迎来革命成功，由地下党、在野党最终成为执政党，依靠的还是人民群众。两者之间是大树与泥土的关系。车七井口，摆放着一些白酒。为了井下驱寒防疫，每班抢险人员下井，都要喝上几口。但是，一轮到党员干部时，却没有一个伸手舀酒来喝。他们自觉地把酒留给了更多的工友们；直到60多年后，矿区仍在流传：追悼大会上，抢险总指挥晏兴堂，以一个执政党新任县长的身份，带头为死难矿工披麻戴孝，真情祭奠亡灵，亲自扶棺送葬。他在讲话中挥泪高呼：共产党员们，咱们要做人民的儿子啊！肺腑话语，响彻云霄，感天动地。只可惜到后来，人们很难听到这样的声音了。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啊！
晏县长他们，真正和重情重义的山东人，同心同德了。当时政府宣布：对于31位幸存矿工，每人补贴“北海票”4.2万元。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可以买到4亩好地。而31位矿工却表示，是共产党把俺们救了上来，俺们要为新政府和死难者家属分担痛苦，大伙儿坚决不领这份补贴。经过晏县长和工会同志们反复劝慰，31名幸存者包括13岁的高润泽，一致决定，为了尽快养好身体建设新国家，“俺们每人只留下一根指头的钱”，即10000元，将其余的32000元，合起来有百万元，平均捐献给死难工友的家属们，以便帮助他们早日渡过难关——这一来，又把个晏县长感动得泪如雨下。
以上叙述，当地史志文献均有确切记载。
1949年9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招致这一惨痛事件的原因，主要是该矿领导爱护祖国财产和人民生命的观念十分淡薄，官僚主义作风非常严重”，社论要求，“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依靠群众。实行工厂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制度”。殊可怅叹，早在1949年即已发现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到了七八年之后，尤其是到了大跃进运动中，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更加疯狂，更加恐怖起来。
“共产党人要做人民的儿子。”这话如雷贯耳。
一场大难，211条鲜活的生命，以形形色色的死法，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高润泽先生以75岁高龄，远程驱车奔赴王家岭，他要告诉抢险者们：“车七矿难”惨死211人，并非全部死于井下，一位已经升井脱险的幸存者，因为饿极了，偷偷多吃了一点饭——小润泽眼看着他“一霎霎就咽气了”！可叹这位矿工在井下大难不死，却死在了出井之后的饮食中。令人扼腕叹息。
令人长思的是，高润泽老人还向抢险组织者真诚进言：矿难发生了，而惩罚责任者不宜过急，首先是一切为了抢险，应当充分发挥责任者对矿山矿井十分熟悉之长，让他们参加抢险并发挥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救人。当年“车七矿难”两位主要责任者，也是两位特别坚定的革命将士，他们面对手铐与严惩，冷静地表态说：就是明天枪毙我，今天也要让我救人！后来，在一连十几天的持续抢险中，两位责任者拼死工作，果然发挥了实际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救助生命。
高润泽老人奔赴王家岭，带给我们的一段矿难往事，竟是这般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