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可能，皇太极可能因为前两次失利的影响，对袁崇焕的进攻心有余悸，见他们奋不顾身地直扑过来，首先在心理上就输了几分。而且由于对袁崇焕的兵力部署不了解，为了防止前后被夹击，只好暂且后退。
第二种可能，皇太极是故意败给袁崇焕的。因为此时即使倾尽全力也未必能将袁崇焕杀死，而且后金的伤亡也会更大，这样就达不到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除掉袁崇焕。所以，才故意被袁崇焕击“退”而非击“溃”。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
其一，增加袁崇焕的功绩，使其被佞臣所妒。
其二，造成袁崇焕以少胜多的假象，为施展下一步计划做铺垫。
皇太极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他为袁崇焕奉献了一场最新版的“蒋干盗书”。借两名太监之口传达袁崇焕与皇太极内外勾结，让崇祯皇帝信以为真，将袁崇焕下狱。达到目的的皇太极围攻北京数日无果后，全军撤退。
有人可能质疑皇太极为什么要费如此周折，目的只是为了拔掉袁崇焕这颗“钉子”呢？之所以会有这种疑问，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袁崇焕对大明朝的重要作用。
袁崇焕两次挫败后金大举进军计划，大大鼓舞明军士气，也坚定了许多对昏庸腐败的朝廷失去信心的边关诸将的信心，因此，袁崇焕已不啻为明朝的一道无形的长城。更何况，当时的袁崇焕已经是辽东督师，相当于辽东军区总司令，如若让他长期负责辽东防务，大明的防线将会越来越难以攻破。一个袁崇焕的存在相当于两道阻拦后金入主中原的万里长城，这是皇太极最不想看到的情景。更何况，一旦等明朝喘过气来反扑，形式就更为不利。所以，要谋中原，必先除去袁崇焕。
但是袁崇焕不能力战，只能智取。智取无外乎收买与反间，前者皇太极碰了钉子，只能采用后者。可袁崇焕如今位高权重，且远离京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无论是施展反间还是反间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诱至京城再实施反间。
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胜败已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战争”——反间战，而由于皇太极的精心谋划与崇祯帝的昏庸，袁崇焕必败无疑！
其实，无论针对范增的反间，针对苏秦的反间，针对乐毅的反间，还是“蒋干盗书”中针对蔡瑁、张允的反间，就其本质而言，都算不上高明，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如皇太极这个反间计一般，幼稚得可笑，但就是这样漏洞百出的反间却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这些反间计都打在了中计者的软肋上。
在皇太极这个反间计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袁崇焕的功劳太大，他深得军心，而且就在皇帝家门口，这时他对崇祯越重要，意味着他对崇祯的威胁也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崇祯不让他进北京城的原因。
中反间计的人一般会很快从敌人的误导中清醒过来，苏秦被反间，连纵被瓦解，六国很快就明白自己被骗了；曹操中反间计，杀掉蔡瑁、张允的一刻也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项羽一直没有想过自己会中计，因为他的智商不够；崇祯的中计当然与皇太极的撤军让他更加确信情报准确有关，但袁崇焕是在第二年八月才处斩，中间有半年多的时间让崇祯来仔细推敲反省，而崇祯最终仍未从皇太极设下的圈子里跳出来，则是他手下那帮“闲臣”——因为无事可做，只有落井下石的朝廷权贵，阉党余孽的功劳。因此，皇太极最终能除掉袁崇焕，崇祯皇帝和他们都居功甚伟。
【管理王道】
《孙子兵法》有云：“此（用间）兵之要，三军之所持而动也。”孙子认为用间不仅是获得情报、知己知彼的重要手段，更是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棋子。而反间计则充分地展示了其对战争胜负的巨大影响力。战场如此，商场亦如此。商场中的情报战、商业间谍也是不可避免的，掌握最新的情报就能捷足先登、引领市场。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地用间，《孙子兵法》说：“惟明君贤将，能为上智为间才，必成大功。”企业管理者在用间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中了别人的“间”，尤其是反间，因此，使用者必须具备过人的智慧才能将“间”用好。
劝降洪承畴：因才于敌，提升企业的人才吸引力
人才的获得，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从既有人员内部培养提拔，一种是从外部人员中选用。后者又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社会大众中取得，一种是从竞争对手中“挖”到，即“因才于敌”。
皇太极洞悉到明王朝已经出现的内部矛盾，而且他也深知女真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一方面加强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重视，一方面恩威并施，不断对明朝将士进行招降和收买。
1631年夏季，皇太极率后金大军围攻锦县，迫使总兵祖大寿投降。
大凌河战役后，他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而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明朝将领纷纷自愿来投时，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为满清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些招降中，最有名的还是对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劝降。
招降的第一步是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击败洪承畴并将他俘虏。其实洪承畴一直在国内镇压农民起义，作战经验丰富，亦颇有谋略，这从其前期制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术上就可以看出。然而，他虽为明军的指挥者，决策却受到后方“大头”们的干扰，以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京官因“兵多饷艰”力主洪承畴速战速决，这与稳扎稳打的战术是完全相悖的，却恰合清军的胃口。不谙前方战况的后方上司这帮“狗头军师”成了清军的“第五纵队”，促成了清军松锦大战的胜利。
更何况皇太极的谋略丝毫不逊于对手，而且他是绝对的“一把手”，没人能左右他的决策。于是，他充分施展军事才华，连施四计，取得了松锦大战的胜利，并将主帅洪承畴俘虏。
通过直接交手，对于洪承畴这个帅才，皇太极极为欣赏，所以他费尽周折、不厌其烦地要将之招降。洪承畴起初态度非常坚决，也抱着像文天祥一样必死的决心，然而，忠臣不是好当的。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态度绝对不比皇太极对洪承畴的态度差，而文天祥终是不降，洪承畴却终于架不住皇太极的“糖衣炮弹”，乖乖地降清。当然，关于他降清的过程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皇太极亲自劝降，以诚动之，有的说是皇太极运用美人计，无论哪个说法，都说明了皇太极的计谋和对人才的爱惜。
相信洪承畴之所以投降是在内心做了一番比较的，他在牢中闲来无事，肯定思前想后，把皇太极和崇祯帝以及农民军作了个比较。洪承畴一直和农民军打仗，很清楚他们将来不可能统一天下；身为三边总督，他对明朝的腐败更是心知肚明，这种腐败之势难以挽回；而对于大清，他通过打仗，以及在牢中所见所闻，也有一些了解，他判断清朝有可能继续发展，进入中原，皇太极则是真命天子，将来会有一番作为。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在自身性格和政治权衡的共同作用下，洪承畴才做了投降清朝的决定。
关于人才的获得，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从既有人员内部培养提拔，一种是从外部人员中选用。后者又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社会大众中取得，一种是从竞争对手中“挖”到，即“因才于敌”。
将崇祯帝和皇太极做一下对比，崇祯帝把自己的忠臣、蓟辽督师、著名英雄袁崇焕视同敌人，处以磔刑，自毁长城；皇太极则把自己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劝说其投降，化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再用洪承畴等这些降将再攻打明朝。一个是把自己的人变成敌人，杀了；一个却“因才于敌”，把自己的敌人降服，变成自己的力量，成为对手的掘墓人，皇太极和崇祯两个领导的高下悬殊一目了然。
当然，挖墙脚并非“因才于敌”的唯一办法，企业如果能够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优化自己的社会形象，自然会对人才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犹如清朝的光明前景对洪承畴的吸引力一般。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届时，优秀的人才不用你去挖也会蜂拥而至。
2008年初，200余名应聘者来到阿里巴巴上海分公司，角逐阿里巴巴全国销售代表岗位中的部分席位。在这些应聘者中，相当一部分是马云的粉丝，这次应聘与其说是看中阿里巴巴的销售人员岗位，不如说是冲着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来的。
一位刚工作两年的应聘者说：“我就是冲着马云来的，他太有人格魅力了，简直帅呆了。”原来，她去年看中央二台播放的《赢在中国》这档节目时，就对马云的精辟点评佩服得五体投地。“除了对阿里巴巴本身经营的项目感兴趣外，我还想了解它的市场需求。我觉得到马云旗下工作，会很励志。”
另一位有过销售经验的应聘者也坦言，自己并不看重薪酬，马云和阿里巴巴名声在外，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据上海青年报记者统计，他在现场随机采访了10几名应征者，绝大多数人均表示，自己之所以要转行或跳槽，完全是为马云所吸引，有的甚至还有浓重的“马云情结”。
马云的吸引力继而成为阿里巴巴的吸引力，如果企业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何愁没有人才归附呢？
【管理王道】
留住和争取人才是企业永远的课题。在明朝处于内忧外患、病入膏肓的境地之时，崇祯帝却对臣子毫不信任，以至于护国大将死在自己人的刀下，原本爱国的将领也纷纷叛逃，结果明皇帝四面受敌、人心尽失。皇太极之所以能够挖墙脚成功，是建立在对明王朝腐败和崇祯帝多疑性格的精微洞察基础之上的。内部不团结，人心不凝聚，自然就给了竞争者可乘之机。
从表面看来，挖墙脚是由于对方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自己员工不忠于企业，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完全是由于本身的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的。皇太极通过挖墙脚这一辅助手段狠狠地打击了竞争对手，不但将对方的骨干除去，还获得了一批有用的人才。一个国家，如果显示出即将称雄四海的景象，有识之士就会前来归顺，为之效力，企业亦是如此，当一个企业的工作环境、发展环境都远胜于对手时，人才自然会被吸引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