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最初由英国人哈定于1968年提出，又称哈定悲剧。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城市公用设备是最容易破损的，公共场所的卫生是最令人头疼的……我们都知道，对公共物品而言，你不从中获得收益，他人也会从中获得收益，所以人们只期望从公共物品中捞取收益，但是没有人关心公共物品本身的结果。
对公地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
防止公地悲剧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在悲剧未发生前，如果建立起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通过提高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有人可能说，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不断减少公地。但是，让公地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公地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约束，将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样，在公地里过度放牧的人才会收敛自己的行为，才会在政府干预下合理“放牧”。
在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街道上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街道两边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街边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者黑勒认为原因是莫斯科店铺有许多拥有者，而且他们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最终没有人能够使用。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反公地悲剧”。
黑勒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中正式提出“反公地悲剧”概念：“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稀缺资源，最终没有人拥有有效的、实质性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导致资源的闲置或使用不足。
乘数效应——砸玻璃带动经济发展
【经济学释义】
乘数效应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控制手段，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
【与读者侃经济】
“砸玻璃能带动经济发展”？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家里的门窗玻璃被打破了，的确是一种财产损失，但因过后要修理，安上新的玻璃，于是家里就会增加开支，对社会经济构成需求，从而创造了新的GDP，刺激了经济，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在宏观经济学中，支出的变化会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最初投资的增加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带来国民收入的数倍增加。假设投资增加了100亿元，若这个增加导致国民收入增加300亿元，那么乘数就是3，如果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量是400亿元，那么乘数就是4。
为什么乘数效应所带来的乘数会大于1呢？比如某政府增加100亿元用来购买投资品，那么此100亿元就会以工资、利润、利息等形式流入此投资品的生产者手中，从而国民收入增加了100亿元，这100亿元就是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第一轮增加。这100亿元转化了工资、利息、利润、租金的形式流入了为制造此投资品的所有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口袋，因此，投资增加100亿元，第一轮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100亿元。随着得到这些资本的人将开始第二轮投资、第三轮投资，经济的增长就会以大于1的乘数增长。
乘数效应也叫“凯恩斯乘数”，事实上，在凯恩斯之前，就有人提出过乘数原理的思想和概念，但是凯恩斯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为西方国家从“大萧条”中走出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有人将其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认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公式和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基本公式。
凯恩斯乘数理论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在1929～192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得到重视，一度成为美国大萧条后“经济拉动”的原动力。
在我国，公共项目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如今，乘数效应已经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中。
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奥运队北京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是不可忽视的。与奥运会直接或相关的产业有50多项，包括建筑、建材、信息产业、现代制造、服务业等。奥运因素的注入直接拉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产生第一轮拉动；而这些行业的增长又需要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的支持，因而产生新一轮的经济拉动作用。如此循环传导，奥运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奥运投资所引发的“拉动效应”所带动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奥运蛋糕”。如果按照“大投资”额来计算，以1.9为乘数，据此算下来的“奥运蛋糕”将近6000亿元。
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带给我国经济的影响巨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就业压力增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普通百姓们自然要“节衣缩食”，但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政府的身上。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总额度为4万亿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来应对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下滑风险，这样的大手笔是史无前例的。这项经济振兴计划包括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多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是因为庞大的公共项目的支持，中国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
相机抉择——政府要成为“对症下药”的好医生
【经济学释义】
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时，应该根据市场情况和各种调节措施的特点，机动灵活地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政策措施，这就是相机抉择。
【与读者侃经济】
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为达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采取相应的公共支出和税收措施，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有意识干预。其调控形式包括调整税制、改变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等。
各套宏观政策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们作用的猛烈程度不同。比如政府支出的增加和法定准备金率调整的作用都比较猛烈，而税收政策与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就比较缓慢。其次，政策效应的时延不一样。例如，货币政策可以由中央银行决定，作用快一些；而财政政策从提案到议会讨论、表决通过，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第三，政策发生影响的范围大小不一样。政府支出的影响面就大一些，而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面就小一些。第四，政策遇到的阻力大小也不同。增税或减少政府支出的阻力较大，而货币政策的阻力一般较小。因此，政府在对经济进行调控时，究竟采取哪一项政策或哪几项政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决定。
有人将政府比作一名医生，要善用根据国民经济出现不同的症状选用不同的政策配方。比如在经济发生严重衰退时，这相当于一个人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样就不能下见效比较慢的“药”，而应该下“猛药”，如紧急增加政府支出，或举办公共工程。相反，当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苗头时，这好比一个人刚出现疾病的症状，这时就不宜下“猛药”，因为“猛药”的副作用较大。此时，应该开具作用缓慢但副作用小的“药”，如有计划地在金融市场上收购债券以便缓慢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以降低利息率。
作为一名好医生，还要善于将不同的药搭配起来使用。政策的搭配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为了更有效地抑制经济衰退，可以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为了更有效地削弱经济膨胀，可以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二是可以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以便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太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以便既能降低利息率增加投资，又可以减少政府支出，稳定物价。
国民经济的躯体要是有了病，一般表现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由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所以某一项指标超过正常标准而另一项指标还有余地时，可有计划地调高另一指标而使这一项指标回到临界点以内。
对于政府来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把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避免国民经济大起大落、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当国民经济的躯体出现了大病时才出来“力挽狂澜”，紧急抢救，这样的政府调控未必是成功的宏观调控。因此，只有密切关注国民经济的一切变化，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这样的政府才能算作是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