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菲随后把门都关上了，但目光总瞧着窗外，她还想与我们说什么，可她实在太累了，于是，我又催促她去睡。明天还要去她家呢，我也应该早点睡了，我去洗漱，她在旁边等我，之后我与她一起进房间去睡了。
记者也准备进自己的房间去睡了。
我看了一会儿书，关上灯，很快睡着了。然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后，我突然被陈林菲的叫喊声惊醒！
“啊啊，救命啊，婆婆要害我，她要谋杀我。”
我全身颤抖着几乎是滚下床来的，当房子里的灯亮了之后，我才看见房子里除了她，没有别人，她正缩在墙角上，大汗淋漓——灯是她开的，开了之后，她就滚到了墙边，小柜子上的东西被打翻一地。
外面传来了拍门的声音，她“啊啊”地乱叫，我也被吓得半死：果真是她婆婆来了，要害她？
那是男记者和房主人在敲门，我打开了门，这才恍然大悟，什么事都没有，刚才她是做了一场噩梦。
然而，她仍然看着窗子外，接着又下意识地让身体离窗子远了一些。
“你刚才是做了噩梦，别怕。”我说。
“可我刚才看到婆婆正躲在窗子外面窥视着我，她跟踪我，她是想害我，我还看见山藤跟在后面，拿着一个大口袋。”她说。
“你这一星期都是这样紧张过来的？”
“你不应该关灯的，这样他们来了，我都能看得清楚。再说，有灯，他们也不敢动手了。”
什么，她现在都还不清楚自己在做梦？我走过去，推开窗子说：“这是二楼，一个老太婆怎么能爬得上来？”
“他们有梯子，好大的梯子啊……”
房主走了，记者进来，陈林菲不停地说着一些让人糊涂的话。我与记者都怀疑她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在嫁日新娘中，有精神病或神经质的人是比较多的，我和记者都见到过，严重的甚至被送回国了。其实，日本社会本身就是充满压力、让人疲劳的，精神失常者也比别的国家多。其次，在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也是相当低的。另外，作为外国人，作为外国女人，往往也是孤独的——一个女人，如果长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无疑容易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嫁日新娘中，有精神疾病的人比较多，也不难理解了。
如果她有精神病，那她对我们说的事是不是事实，就很难说了。我与记者商量：天亮去她所嫁的村子，调查这件事——而在这之前，我们是打算向她丈夫家讨一个说法的。
陈林菲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显得正常多了，但她不准我们关灯。
我醒来时，已经是早上九点了，陈林菲却睡得死死的，也许她是天亮的时候才睡着的。
准备出发前，我们才叫醒她，记者问陈林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还认为你婆婆准备害你吗？”我知道他的用意，因为我们没有来之前，她也是晚上打电话过来说她婆婆要害她的。现在是白天，她可能不会那样认为了。
“我总有一天会死在她的手上的。因为这样，我才跑出来的。”
她的回答让我们感到意外，我说：“我们去你家看看，现在就准备去。”
“不，要去你们去。”
“可你在这里待着也不是长法。”
她磨磨蹭蹭地起来了，同意与我们回去，这一个星期过去，也许她内心早已经认识到独立生活的困难。其实，她如果执意不回去，我还真想把她带回东京或者大阪，凭她的条件，包括这两年被“训练”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应该不难找到一份简单的工作。
记者开着车载着我们上路了，沿途丘陵起伏，路也弯弯，但还比较宽敞、平坦。雪早已经停了，也许这里根本没有下雪，但很少见到裸露的山脊、山谷，山有多高，松树就有多高；山谷有多深，灌木、草就有多茂。然而我还是从常青树以外的枯树、杂草中感觉到了一丝丝的苍凉，是春夏多好，这里一定有好风景。
不用她太多的指点，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山藤浩治家，因为是单门独户，别无二家。
远远的，陈林菲就指着山藤家二楼上一个蠕动的人影紧张地说：那就是她的婆婆，对方只要动一动，她就知道是不是婆婆了。可这样远，我们连对方是男女老少都分辨不清，足见她平时对婆婆的观察之仔细。
看到我们的车开了过来，她婆婆下了楼，站在庭院里高高的竹子下看着我们。看到陈林菲下车，她的表情看不出是高兴还是气愤。
她鞠着躬很客气地把我们引进屋子里，接着拿起电话：“山藤浩治，你别找了，山藤秀子已经回来了。”之后，她又对我们说：“山藤浩治这几天一直都在城里找她，田里的事都耽搁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
陈林菲用汉语对我说：“他们怕我死在外面，无法交代，还会承担大笔费用。”
我劝她冷静，又开导她：“既然如此，你又怎么担心他们会害你？”
她婆婆听见我们在说汉语，激动、兴奋起来了：“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是她的家人吗？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把她带走吧，山藤家给一点钱都行。”记者说我们只是中文报社的记者，是来了解情况的。老太婆明显地表现出失望的样子来，“也好，她一定给你们说了许多话，那你们来评理，我们家该怎么过？”
我们把陈林菲告诉我们的事，挑重要的、有疑问的事婉转地说给对方听，我们想，这是一面之词，她一定会很激动地进行反驳。
然而我们错了，对方虽然很激动，但没有反驳：“她说的话大体上是事实，我们的矛盾是做媳妇的应不应该干活、干多少事。我也是从小媳妇过来的，我也是有忙不过来的活儿，我也要照顾公婆。”
陈林菲打断对方的话说：“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吗？有时还干男人繁重的活儿？”
双方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记者劝了她们几句，她婆婆转而大声对我们说：“山藤秀子一定说我要谋害她，在追杀她。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她无奈地说：“她出走之前的一个月，就要求与山藤浩治分开睡，她睡另一间房子，因为她担心我与儿子要害死她。有两次，深更半夜，她报了警，警察来了，她仍然用东西把门顶得死死的，还不说话。警察还认为她已经被害死了，撞开房门，她好好的，只是全身抖动着说我们要害她。她担心山藤浩治家要害她，我还担心她在给我们家做饭时下毒，所以近一个月来，我们都不让她进厨房、动一下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我也不得不随时观察她。”
“你总是在房间外，或者在她后面观察她的一言一行，她才产生你要害她的想法，你也同样如此？”记者问。
“是的。”
“山藤秀子刚刚嫁到日本时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是说，是山藤家把她害成这样的？”
记者语气平缓，但很坚定地说：“我没有这样说，但她如果有病，是嫁到日本后才有的。”
“现在也只有离婚了，山藤家已经两次把她告到了家庭裁判所，是她自己不同意离婚的。”
“我不能拿着一点儿“慰谢料①”回去，那样我怎么见人？”陈林菲说。
“可你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吗？这是要由裁判所裁判的。”
他们又吵了起来，半小时后，山藤浩治的车回来了。此人果然很壮实，走过来，还没有看见人之前，皮鞋沉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如果没有听到陈林菲之前说的话，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粗鲁之人。此时，我还为他始终没有动手打过她感到说不清的一点什么。
陈林菲走到门口，用一种期待的、胆怯的眼神看着山藤浩治，对方却用讨厌的眼光回敬了她，于是，她满脸的失落表情。
于是她走到我们面前说：“你去帮我说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国，今后只要婆婆不要做得太过分，我都会好好干的。”
我们诧异了，因为她与我们在茅野市见她时判如两人，此时她显得那样可怜，根本就没有了与我们一起走的念头，的确，她在茅野市的这一个星期，她感到了独自生活的恐惧。
记者没有说什么，不过，他也根本没有要去劝劝山藤浩治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走到山藤浩治面前的。
“你们就不能重新和好吗？不管怎样，她千里迢迢来到日本，是因为你来的，今天的结果，我认为你们一家的责任是主要的。你想想：作为一个外国人，孤零零地来日本，她怎么会有意与你们过不去，害你们的孩子、孙子？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做的事也够多了，不算懒惰吧？如果你们真把她看成儿媳、女儿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作为一个男人，你也应该多理解她并与她沟通，也与你母亲沟通，很多事就可以避免了。不管怎样，她现在真的病了，至少要治好她的病，其他的再说吧。这也是你的义务。”
“治当然要治，可又怎么治？她在日本多待一天，精神还会继续恶化的，因为已经是这样了，我说的是事实。”
我又分别劝解了他们一家人，可是各有各的理——很多矛盾，不仅是各人性格之间的矛盾，还有文化上的，很难说得清楚。说了几个小时，把我们的头都说大了，到头来，我也怀疑自己说的是否是对的了。
到了傍晚，我们要驱车回去了，他们一家人把我们送到院子外，陈林菲久久地拉着我的手，泪水又不停地流了下来，她舍不得我们走，她也想跟我们走。我们开车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只见她还跟在我们后面走，哭得更厉害了，她用手胡乱地抹着眼泪、鼻涕。我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流了下来，同时也对山藤家有了过多的愤怒，如果我刚才还觉得家庭纠纷是很难说谁是谁非的话。
我让记者停下车，他停下了，却直接倒车，过陈林菲的面前时也没有停下，而是直接倒到了山藤一家人的面前。他要下车，我却拉住了他，是的，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再说一些不理智的话泄愤，对陈林菲有什么好处？我克制了，也希望他克制一下。
还没有等到他们家的人迎过来，记者就又把车向前开了，开过陈林菲面前时，我又捏了一下她的手，但什么也没有说。随后记者一踩油门，风一样地急驶而去。
我们走了，不管怎么样，我只能这样结束这篇文章，剩下的只有不中用的祝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