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陈林菲的事之后，无意识中我就自然而然地修改了另一篇稿子，我并不是说两篇稿子中有什么联系，更不希望如此，但它们毕竟有相同之处。其实，这本书的内容都有其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两篇稿子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一点。
我坐的飞机在札幌新千岁机场降落了，我是去札幌的一所监狱，去采访刘丽的——2003年5月，她打死了比她大二十六岁的六十六岁的日本丈夫。我是以书信的方式先与她联系的，我介绍自己，并准备以朋友的身份见她，我希望她能对我说出事件背后的东西，她通过警方爽快地答应了。进了监狱，我不免有些害怕起来，我是第一次见“杀人犯”，其实也是第一次走进监狱，好在这所监狱比较卫生、安静，我也没有听到想象中的声嘶力竭。
我们隔着一个长桌坐下，在警察的视野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
“你是第一个以朋友的身份来看我的。”她一开始就说，“不过，你没有必要动这样的脑筋，我也会对你什么都说的，我太寂寞，想找人说说话，现在很少有人来看我了，就是出事的那几个月，有警察、检察官、记者密集的提审和采访，他们把事情都搞清楚了，就不来了。”
“我只是想与你聊天。”我说，“你父母和兄弟都没有来过吗？”
“我家在农村，在安徽与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区，哪里有钱来啊？”
我仍然仔细端详着她，似乎想找出“杀人犯”特别的地方，然而我没有发现什么，她长得并不凶恶，也不丑陋，当然也不漂亮，头比较小，身体就显得胖了些、大了些。只不过脸显得苍白、细腻，这仅仅是关得过久的原因吧。
“你怎么不说话，你不就是来采访我的吗？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记者。”她口气中根本就不接受我这位朋友，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你说你要做我的朋友，还不如给我带一些东西，我已经厌烦了监狱里的东西。”
“你需要什么，我下次来的时候给你带来。”
“你还会来？”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如果你要来，你给我带点什么，就算我们做点交易，这里的日子难熬，你把你写的书带一两本给我看，要中文的。”
我的脸红了起来：“我现在是第一次写书，我可以带别人写的书给你。”
她随后开始聊起了她的事，但我还没有明白或者理清头绪，会见的时间就到了，我得走了。
下一次去时，我向警方申请对她进行长时间采访，得到了批准，我才得以走进她的牢房，随即牢门关上，我这才略微体会到了坐监狱的滋味。我给她带去了许多吃的东西和用的东西，包括一些女人用的东西。她对每一件东西都翻来翻去地看，检查是否是新的？是否是不好的便宜货？随后她才把它们仔细放好，坐在了我的旁边，与我谈话了。其间，还重新拿上我送她的镜子，在自己眼前晃动着，才继续与我说话。
我共去了监狱三次，才获得了她较完整的故事。
一、她被她的经理骗了、卖了
她二十岁的那一年，在农村嫁过人，因为没有生孩子，五年后被丈夫抛弃了，离了婚，就与家乡人一起到珠江三角洲打工。她们村里很穷，村里就一条黄泥公路通向大山，下雨就走不得车了。平时，也就只有村里的一个人买的旧“双排座”（汽车）上下，运货、运人，驾驶员的座位下还放着锄头和铲子，遇上路上坑大一点儿，就要下来填，之后再慢慢走，十几公里的路要开上1个小时。所以种出来的东西要是拉出去卖，运费会很贵，东西又卖给谁？拉进村里卖的东西也很贵。那种日子怎么过啊？所以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去了，就剩下年老的人在家种地，一到晚上九点，他们就排在村里唯一的电话旁边，守着在外地的儿女打来的电话。可到外面又能干什么呢？大部分人是在工地上挑抬（东西），或者就是没日没夜地倒菜卖，或者拿着几件质量很差的小东西沿街叫卖，对于女人，做保姆的都算幸运的了。她的运气更好一些，因为念过初中，可以到饭店当服务员。但她打了八年工，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再结婚。平时她也为自己今后的归宿着急，但不管怎样，她是决不回到农村去的，她死也要死到外面。
她是被“卖”到日本去的，四百五十万日元（不包括她家里收受的一部分钱财）。只不过与拐卖案件不同，她预先知道是到日本当别人的媳妇，知道要嫁给比她大很多的男人，也履行了正常的出境手续，只不过她不知道介绍人向对方要了那么多的钱。一桩普通的国际婚姻，就成了买卖婚姻。
那是1999年7月上旬，广州的天气异常地热。她打工的那家饭店，白天来吃饭的人都很少，仿佛几只苍蝇和蚊子也不是为了混吃混喝才进饭店，而是为了躲避炎热，却也被打死了。
然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穿西服的日本男人带着一个翻译，却天天来，且是下午一两点钟，人更少的时候来。但引起她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他那样子彬彬有礼，不是因为他随时拿着纸巾擦汗，却始终不肯脱掉西服，而是饭店经理对这位日本人格外热情，像是招待他的亲爹似的——不就是吃顿饭吗？他们一坐下来，就是两小时，经理总要让两三个人轮流给他们服务。也许服务都很难让这个日本人满意，几天下来，饭店三十多位服务员都分别给这个人端过菜、送过水。到了第四天，服务员就固定在四五人了，然而日本人的脾气也大了起来，不仅说话不好听，且总是在训斥她们，她们都默默忍受着。引得厨师和服务员在背后大骂“日本鬼子”、“汉奸”，可人家是有钱人、是客，她们只是打工的。
最后的一两天，就只有她与另外一个服务员了，日本人却也不发什么脾气了，转而通过翻译问她们这，问她们那，都是她们家庭、工作的事。她们已经估计到了什么，只不过日本人一脸严肃，她们只是感觉奇怪，况且留下的两个服务员是年纪较大的——她已经三十四岁了，且不怎么漂亮，他总不会娶她去做老婆吧。
最后一天，就只剩下她为这位日本人服务了。那天，饭店经理也陪同日本人一同用餐。
原来那个日本人叫井上康夫，他是为了给他父亲寻找一个妻子而来的，他认为她比较合适。接着翻译说了他家里的境况。最后问她是否同意。
这件事太突然了，她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其实她是没有心理准备，再说有那么多人在，她又能说什么？
翻译劝她道：“他父亲年纪又不大，还不到五十岁，他家的农场也很大，在日本札幌城区还有很大的一幢别墅，你去又用不着像在这里这样辛苦，去做太太，这样好的机会。”
经理随后半开玩笑地说话了：“你真是傻瓜，如果我是女人，我都会把这饭店卖掉跟他去，可是就算我是女人，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你说他为什么会选中你？这说明他父亲不是那种图一时高兴的人，他是要与你好好过日子，这样的人才可靠。”
随后翻译从日本人那里要过了老头的几张相片给她看，她仔细看了，老头看上去不像苍老的样子，很精神的，且给人有些风度的感觉，她问：“这是他最近的照片吗？”
翻译说：“当然是，你看这张照片旁边还写有日期。”
她早已经动心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归宿？作为一个农村女人，且是一个结过婚的大龄女人，还希望什么？去了实在过不下去，回来就行了，也不见得要损失什么。她当时想得就这样简单。她如果有什么担心，不是担心什么，是她担心自己如果犹豫，让日本人不高兴，他就不来了。她想先答应下来，之后再仔细问一些情况。
然而经理现在倒不急了：“好了，你回去好好想想再答复他，不用急，你先去上班吧。”其实，他也许早已经看出她是同意了的。
之后的事都很顺利，一个星期过后，她、井上康夫和翻译一起去了一次她的家。她在家里很容易地就答应了，只是“试着”提出了一些条件，不过是要一些彩礼钱，井上康夫稍稍犹豫了一下，按要求给了一百万日元。
二、到了日本，她就想回家了
一个月后，她踏上了去日本的旅程。飞机降落后，如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当看到四处是汉字夹杂着日本字的地方，她知道自己到了日本，举目无亲的感觉，不安和担忧袭上心来。再后来，坐上新干线和小汽车后，当她看到山坡上的松林、竹子和花园围着的一排白色光亮的房子时，井上康夫就告知她到了，这就是她的家，比她想象的还要好。
只不过，井上康夫没有与她一起把行李搬下车，她就自己搬动了，她曾经就是以此为职业的，她慢慢挪动脚步穿过花园，才把它们放到了门前，这多少让她感觉不快。不过，她想，如果她不搬，会有别人帮助搬的，只不过初次进门，留一个好印象总是必要的。
当她搬完最后一个箱子，抬起头来，又不得不把头低了下去，因为老头井上健已经出来，正在仔细看着她，她的脸也稍稍有些发红了。
但她的眼睛在老头脸上一晃而过时，她最大的担心放下了，因为井上健如照片上的一样，很精神。她学着日本人鞠躬，井上健也同样地回应了她，仅仅是相见的这一时刻，她就感觉到了对老头的爱——实际上，人就是这样一回事，当有人告诉他（她），某个人是他（她）的丈夫或者妻子时，只要对方第一印象过得去，就会在内心立即产生一种情感，并迅速地让这种情感升温。她就是感觉到这种情感了，让她迫切地想对他做一点什么，做一顿饭，或者洗洗衣服什么的，她的爱是朴实的。
井上健似乎也体会到了这种情感，他立即叫出家里一个上了年纪、矮胖的日本女人，让对方把行李搬进去，这个女人是他家的女佣。
井上健也已经给她准备好了房间，就是他卧室隔壁的一间，这间房足足可以放下十张大床。里面虽然没有床，与其他房间一样地面是草席——她知道，这就是日本的“榻榻米”了，陈设虽然素一些，却也精致，比不上原来在国内打过工的宾馆，但比打工住的地方宽敞得多。她已经相当满意了，她有理由对未来充满希望。
第二天，井上健的四个子女及儿媳、女婿和孙子辈都到了。是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的？她不知道，但他们还找了一个中文翻译，还没有去做结婚登记，翻译就按照井上健的要求，拿过一份协议读给她听，内容大概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