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健与中国女人刘丽自愿结婚，刘丽承认到日本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个人财产，所有的财产都为井上健所有，今后，她也自愿放弃对井上健的财产继承权。刘丽必须细心照料井上健的生活，即使他有时候脾气不好，她都要忍耐和体谅。刘丽的生活费用和养老保险金等由井上家支付，井上健过世之后，视刘丽对井上健照料的情况，除她正常领取养老保险金之外，井上家还给她一百万到一千万日元的生活费，她可以选择回国，或者继续留在日本，包括留在日本另嫁别人。
刘丽听完之后，她立即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污辱，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翻译再次确认之后，她哭了起来：“你们不是在给他找老婆，你们是在找女佣。我不同意，我要回国去。”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她不是善于用大嗓子来抗议的人。
井上一家都感到意外，井上康夫说道：“来的时候，我们都对你说明白了的，你现在怎么反悔了？”
“你是什么时候说的，我没有听到过。”
“我第一次走进你做工的那家饭店，就告诉了你们经理井上家的这个打算和要求，希望他们协助寻找合适的人，我答应给他和翻译一百五十万日元。确定你后，经理开始说你不同意井上家的条件，后又说要是同意给你家人五百万日元你就会答应，我只是同意总共付四百五十万日元，他们也同意了。我当时还认为不保险，但答应办完事之后付钱。后来，他们说你答应了。我还当着你、他和翻译的面，把我们家的所有条件都说了一遍，你也是同意的。最后，你家里还直接向我又索要一百万日元，我也给了。我们回日本之前，我都把所有的钱给了他们。”
她大哭着喊了起来：“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然而她已经明白，她是被经理和翻译合伙卖了，至少经理的为人她知道一些。
井上一家也你看我、我看你的，脸上是困惑和生气的面容。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她站了起来，疯了似的跑到外面，然而才跑出他家的院子，她就站住了，这里除了一条公路，就是山和十多公里外的大海，就算她进了城也举目无亲，她又能去哪里呢？她重新跑回井上家，仍然叫喊着：“我要回中国。”
此时，井上康夫激动地打电话给在中国的那位经理和翻译，但他们都一口咬定她是同意了的，还不承认收取了井上康夫的四百五十万日元。
他们知道受骗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被那两个人欺骗了，还是被刘丽及她家人骗了，或者被这些中国人合伙欺骗了。
他们一家向日本警方报警了。但对方为难了，因为井上康夫拿不出一项实际证据，主要是他做这些事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同时，在日本也无法了解在中国的当事人。迫于无奈，日本警方建议他们家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警方报案。然而他们一家冷静下来之后犹豫了——一旦向中国方面报案，中国肯定要让井上与刘丽去中国接受调查，他们担心去了之后，因为没有证据，不仅刘丽不回来了，钱也没法要回来；况且他们对中国方面本身就不太信任。他们还不如让刘丽先暂时留在日本，再看看问题怎样解决，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向中国警方报案。
于是，他们再次打电话给中国那边的两位当事人和刘丽父母，威胁对方要报案，想把被骗取的钱财要回来就了事。但他们反被那位经理和翻译威胁了，因为他们家没有证据，即使有证据，井上家也有买卖人口之嫌。刘丽父母说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也不同意退回那一百万日元，理由很简单，刘丽是嫁过去了的，如果再让她回去，村里人会怎样想？
这件事就拖了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刘丽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扣押了，她不吃饭了。井上家答应：如果这件事一个半月内解决不了，井上一家就向中国警方报警，也带刘丽回去接受调查，实际上也是送她回家。她这才吃饭了。
由于他家看不到这件事有什么结果，也累了，一个星期之后，虽他一家人仍然来来去去的，人数却逐渐减少了，最后只剩下井上健和井上康夫，其他人都住城里。但他们都没有给她太难看的脸色，也许他们认为她骗他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她可能也是受害者。
日子对于刘丽来说是难过的，她整天就在卧室里，吃饭时，也是井上家的女佣送进来的。那件事后，她就拒绝与井上家人一起吃饭。
她在房子里待得烦了，她就在井上家周围走走，后来她就顺着公路走，走远一些，路就一条，她不用担心找不到“家”。农场真大，虽然不平坦，却也跨越了几个山坡，有种果树的，有种鲜花的，每天清早，都会有几辆小货车装着满满的鲜花离开。干活的似乎就几个人，大多数开着机器。他们都注意到了她，是一副讨厌的眼神，井上家的事，他们一定都知道了。
她发现井上健总是八点钟开车或骑自行车出去，她想，井上一定是去上班的——子女都不在这里上班，管理农场的事主要是他干的。
那是一个月后的一天，她在农场的路上走，远远地看着井上的白色轿车开过来了，她想躲开，钻进梨树林中，以免双方都尴尬，却觉得太狼狈，因为对方也一定看到了她，于是，她索性转过身去，靠着路边向井上家慢慢走。此时，井上健却把车的速度降下来了，但太慢了似乎也不太自然，于是，车按照一定速度却也很快地到了她旁边。他停了下来，随即有些慌乱地下了车，竟然还给她鞠了一躬，让她上车，她没有动。井上健回身想走，似乎又觉得不太礼貌，就站在了那里。刘丽独自向“家”的方向走，但她到家之后，回头看看，井上健仍站在原来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开回来。
这件事让她对井上健的好印象又增加了许多，井上健也是受害者，还对她这样有礼，她的内心有了一点感激之情，也突然间，发现自己有一种犯罪感，好像自己真的骗了这个仁慈的老头，因为井上家忙了这么久，什么也没有得到，她虽然受骗，回去了却也没有损失什么。同时，她也隐隐约约地害怕被送回去了，面子上的事小，如果能在这里生活下去真好。但她想到那份协议，她就感到心堵，他们家如果“蒙”着她，却是事实上不给她继承权，她或许也不会有很多的怨言。那一天晚上，她想了许多。
第二天中午吃饭，女佣照例给她送饭菜到卧室，但吃完饭，也许是为了感恩什么的，她直接把碗拿到了厨房，与女佣默默地把碗都洗了。这些，井上父子都看在了眼睛里。到了下午吃饭的时候，女佣就没有给她送饭了，而是比划着让她出去与他们父子一起吃。她犹豫了一下，也就出去与他们一同用餐了。接着又与女佣一起收拾碗筷，但这一次她并没有去洗碗，她不想向对方传递自己愿意当女佣兼夫人的信息，她只是为自己即将离开感到遗憾才那样做。
后来她发现，井上健中午回来吃饭的时间多了起来，井上康夫回来的次数却少了。井上健有时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看她一眼，或者默默地把什么好菜推到她面前，让她不要只是吃面前的菜。但他们都是默默不语，因为说的话相互听不懂，更主要是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
其实，她很想对井上健说点什么，一方面，她不想继承他的什么遗产，另一方面，她也不会签那种协议。她虽然很遗憾，但她已经打定主意要走了。
一个半月就要到了，那是一个周末，井上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她不懂日语，他们也就没有特别回避她，一直商量了两天，有时候他们还很激动地争论。
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她的去留问题，有的人反对她留下，理由是经过那件事后，虽然不能肯定她参与了诈骗，但他们已经很难相信她了，即使被骗的钱要不回来，也不能留一个隐患在家里。但有的人说看上去，她还是信得过的，况且他们也可惜那些钱，如果再找，再花钱、花时间不说，也难找到符合他们原来的要求的那种人了。让刘丽留下来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又怎么把她留下？他们当然死活也不愿意给她遗产继承权的，而且遗产继承权事小，因为井上健只要写一份遗嘱，刘丽就没有法定继承的权利了。可刘丽不需要继承权就可以分井上家的财产，因为结婚，井上健的财产至少有一部分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所以这让井上家很伤脑筋的，之后不想让她留下的意见又占了上风，这让井上健也生气了，因为他慢慢地爱上刘丽了。
随后，井上家找来了一个懂得汉语的日本女人，最后一次试探刘丽的口气，看刘丽怎么办，其实是看她是否愿意主动放弃继承权。
日本女人告诉她：井上健的妻子十年前就死了，他本来是不想再娶的，可是，去年得了一场重病，他家里的孩子替换着回来守护他。病好后，他小病不断，病了就感到特别孤独。他的子女才想到应该找一个人长期照顾他，但是家里的女佣虽然能照顾他，却很难二十四小时随时守着他，也无法给他的内心一些安抚。他们在日本试着寻找这样的日本女人却没有找到（其实，是找不到既做妻子又做女佣的女人），他们家才想到去中国找。
说完，那日本女人说道：“井上一家让你签那份协议，只是怀疑有的女人是为了他们家的财产而来的。其实，你只要对他好，井上家是不会亏待你的。不过，井上健也已经对这件事非常懊悔了，觉得对不起你，他说，如果你果真签了那份协议，他之后或许不知道怎么与你生活在一起了，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都应该对那种协议反感的。”说到这，那日本女人没有后话了，似乎在等待刘丽说什么。
刘丽也没有说话，只是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因为她更觉得离开井上健是一种遗憾。
“他家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井上健不愿意让你走。”
“那他们家可以把财产先分了，井上健不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就用不着担心我分他们家的什么了。”她觉得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可又觉得这样是受辱，于是，这话是带着生气的口气说的，随后她向自己的卧室走去，“还是让我走吧。”
不过，那日本女人从刘丽的口气中，再次确认，刘丽实际上是不想走的，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第二天井上家又继续开家庭会议，如刘丽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家决定先把井上健的财产分割了，再让他们结婚，这样刘丽就不能得到什么了。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最初的想法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罢了。
（这些事是一年后刘丽与他们一家闹得很僵的时候，才从他们嘴里知道的。）
一个半月时间过去了，她没有提出要走，他们家也没有提出要去中国打官司的事。可是也没有提出结婚的事，但她与井上健的关系却融洽多了。
他们家没有别的人在的时候，她有时候会不顾女佣的劝阻，自作主张地把饺子煮了，之后就会在井上健的面前示范着蘸着为煎饺准备的调料吃起来。井上健竟然还不知道饺子是可以煮着吃的（日式饺子是煎着吃的），也跟着大口大口吃了起来，把水饺吃了个精光，再看女佣在旁边一脸的不解，老头的脸也红了一半。从此，他们家的饺子就煮着吃了。
两个半月后的一天，也就是井上健的儿女把他的财产分得差不多之后，他们家这才对她赔礼，并问她是否愿意与井上健结婚，他们家会平等地对待她的。她终于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