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下午，井上康夫就回来了，刚进门，他就对刘丽说：“我们想了解家里的事，了解爸爸的身体，佳美（女佣的名字）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不应该为难她，她也没有说你什么坏话。”
这一次，他们终于与她“谈话”了。她虽然感到淡淡的不快，不过她觉得对方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也就打算不为难女佣了。
可这一天过后，女佣看刘丽干的活少，也有些不服气了，似乎井上健的子女私下告诉她：刘丽在他们家也如同佣人一样。她也就尽量少干活了。
刘丽也不说什么了，忍着，因为她不想与井上健的子女把关系弄僵，但不等于她放过女佣了。她改变策略了，她要让井上健去教训对方——因为她们都看着对方，不主动干活，往往要等到井上健就要进家之前，女佣才忙着去做饭、做菜。
这样的事发生了几次后，井上健对女佣大发了一次脾气，因为影响到了他上班，还数落到了家里的肮脏。
女佣低着头哭哭啼啼的，在那里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且一声不吭，完了，她自然认为是刘丽害她的，对刘丽的恨更多了，不过，除了恨，她也不缺乏报复的手段。
下午，刘丽开车买菜回来，看电话响，女佣就是装作没有听见，当她拿起电话时，那边就传来井上健女儿的说话声：
“刘丽，你开车出去是买菜，可总要这么晚回来，你一定是在躲活儿。你不要只想着使唤佳美，你自己也要多做事。你去摸摸窗子边、榻榻米边角上，灰都积了一米厚了。刘丽，你告诉我，原来我们家是很干净的，现在多了一个人干活，为什么还脏了？”
刘丽有些惊讶，对方教训她的口气，如同教训一个佣人！她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一旦对方说出了口，她还是感到格外的生气，她甚至想开口骂对方，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因为她是老实人，没有那么大胆，她只能沉默着听完对方的话，才放下电话。
下午，井上健一进家门，她就不顾与井上健子女翻脸的危险，很委屈地对井上健说：“把保姆辞了吧，家务事都由我来干，我在中国时，也是干这种事的，否则你们家也不会娶我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如果你自己干，就太辛苦了。”井上健说，“她平时干活很卖力的，日本人一般不会轻易辞退人的。”
她哭了：“我知道我在你们家是佣人，可也不需要有另一个佣人监督我干活。”
“她怎么了？”
她没有说话，她怎么也不敢把他子女怎样对待她的事说出来。
井上健把佳美叫了过来，问是怎样的情况。佣人站在旁边，连头都不敢抬一下，更不敢说什么，任他怎么说，她也只是哭。
刘丽也哭：“你就让她离开吧，有这样的女人在，井上家不得安宁。”
井上健听她这一说，也有些激动了：“佳美，你做了什么，让刘丽这样伤心？你是不敢说吗？你今后不能让她不高兴，也要听她安排，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否则，井上家就不得不让你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井上的两个儿女回来了，女佣很是激动地到院子外把他们迎了进来。
井上惠美看井上健不在，脸上的怒容一下就显现出来了：“刘丽，你为什么要鼓动爸爸，赶佳美走？她都在我们家干了十多年了，你才来几天？”
刘丽小声地说：“我会有什么企图？佳美一直在挑拨离间。”
井上惠美又不停地唠叨，井上康夫好不容易插上话，却说了更“关键”的事：“你这样急着要赶佳美走，是什么企图？这个家如果只剩下你，你想要做什么？”
井上兄妹俩的眼睛死死地看着刘丽——井上健的财产已经归他们所有了，但还有许多钱掌握在井上健的手上，这一直是他们的心病，在他们看来，刘丽赶走女佣，就是要动井上家财产的前兆。即使他们不相信刘丽参与了那次诈骗，可也不能说今天她就不想占有他们家的财产。
看刘丽不敢大声说话，井上惠美又说道：“今后你不能为难佳美，你要听她的，她比你来得早。你要多干活，少想别的。”
刘丽哭着跑了：“我不听你们的，即使我是佣人，我也只听井上健的。”
“你不要用爸爸来威胁我们，我们不怕。”井上康夫说，“他可能会被你迷住了，可是我们很清醒。开始时，我们不想通过佳美了解你的事，想从爸爸那里了解，可他总说你的好，可他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警惕。”
过了一会儿，井上惠美上楼到了刘丽的房间外面敲门，刘丽没有开，井上惠美在窗子外说话的口气却好多了：“我们并没有说你一定有什么企图，我们只是防着，只要你做得好，我们会把你看成我们家的新成员的。家里的活儿，你就与佳美商量着干，她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也说她了，她会对你客气的。好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要走了，请你不要对爸爸说我们来过。”
窗子外没有了说话声，随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声，并远去了。
刘丽仍然没有下楼，过了许久，倒是女佣在门外叫她：井上健要回来了，让她下楼，准备吃饭。刘丽走了出来，看女佣并没有因为他们教训了她，而趾高气扬，她的内心稍稍平静了一些。
她对女佣发泄了一些不满后，从第二天开始，却也不敢再使唤对方了，当然也没有被对方使唤，相反，对方看到她还有些惶恐的，还主动给她一些笑容，仿佛要与她和解。可是在她看来，女佣只是占了便宜、占了上风，才故意表现一些宽容和大度，她也就没有心情和对方和解。
她想对井上健更亲热一些，因为她更深刻地知道，他是她唯一可依靠的，她也为自己的未来多考虑一些了，然而越是这样想，她越发现自己做什么都很勉强、很虚假了，她整天闷闷不乐的。
有时候她会对井上健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国了，你会去中国找我吗？”
“会的。”他说，“日本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什么不好。”她说，“你还没有和我回一次中国呢。”
“我们抽时间去。”
井上健也是老实人，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让她高兴，只有结婚时那一次让刘丽高兴的经验。于是，第二天下午，他早早就下了班，换下工作服，让刘丽与他一起去札幌，去给她买一些东西。她没有说什么，就抢先坐在了驾驶座上。
刘丽把车开得很快，这下是老头一惊一乍的了。她就是爱开车，开上车，仿佛什么都忘记了。到了札幌，是他一个劲地让她停下，她才停下来。
她对井上健带她去看新衣服依然不感兴趣，只是勉强跟在井上健的背后走。
然而当他们走进一家首饰店时，她却盯上了一条很大的钻石项链，她不是欣赏它的华贵气派，而是它标签上二百万日元的价格。她叹息了，如果她有钱，或者说有几件有价值的东西，她就不用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担心了，因为她早就感觉到了在井上家的危机，但每天买菜省下来的钱也太少了。
她情不自禁地让服务员把它端了出来，不过她随便看了一下，就让对方把它放了回去，因为她仿佛看到井上健的子女们正在看着她，她有了一种罪恶感。
井上健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个依靠农活发家的农民，买这样贵重的东西仅仅为了装饰，也许也是不可想象的。
刘丽心事重重地走到前面去了。
“想要吗？”井上健跟上来犹豫了一下说，“这东西是能保值的，我再去问问，如果确定能保值我们就买。”
她随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它很漂亮，如果买了，你的子女看见，还会有误会。”
井上健的自尊立即受到了伤害，他头也不回地去了服务台，听说天然钻石能保值，就毫不犹豫地用信用卡付了账，把它送到刘丽的手里。
她半真半假地生气道：“你根本就不应该买它。”但手却接了过来，仔细看了它一会儿，又塞给了他：“那就放在你那里，你只要经常拿给我看看就行了。”
井上健笑了，说到底，这首饰毕竟只值二百万，与他的资产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重新塞到了刘丽手里，但有些担心地说：“你好好放好，不要把它戴出来，日本虽然小偷很少，但强盗并不少，他们只偷有价值的东西。”
刘丽很快醒悟，老头不仅是担心被盗，还担心让他的儿女们看见就不好了，其实她本来就没有戴的打算。
她也仿佛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与佣人斗，就是鼓足勇气再与他的子女斗，她又能得到什么？还不如务实一些，让自己化被动为主动。再加上自己心虚，她又开始打起精神努力地做家务事了，除了自己开车去采购食品，还帮女佣干所有的事。
女佣的好感很快就呈现出来了，也就少用那种眼光看待她了，自然在背后说她坏话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井上的儿女及媳妇、女婿来的次数也明显降了下来，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农村，来这里往往也是迫不得已。
他们偶尔来，刘丽除了更努力地做家务，也试着与他们交流，他们也乐见她的“妥协”，因为他们认为她是被他们威慑住了，老实了，他们也会给她一些笑脸，鼓励她继续老实。
买钻石项链后的两个月之中，她还为这件事忐忑不安，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渐渐认为，给自己家一点儿东西，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她还打算在合适的时间，以家里面困难为由，要井上健给她父母寄一些钱去，然后她让家里给她存起来，一次虽然给得不会太多，可加在一起就不少了。况且她还可以通过别的方法弄钱。不过，有一件事，却让她犹豫不定了，或者说暂时打消了这些念头。
那是她与井上健结婚一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专门请人把户内户外都布置了，到处都摆满了鲜花；他还把子女们、亲友们叫来庆祝，比他们结婚时还要办得隆重许多，他是借这个机会来弥补结婚时给她留下的遗憾。那一天，公路的岔道到他家院子的路上都停满了轿车，她还暗自数过，因为轿车的多少似乎能证明他家对她的重视，三十六辆车，比国内一般家庭结婚还多，虽然都是客人的普通轿车，虽然在日本这些轿车算不了什么，她已经感动得不得了，况且她收到的礼品和祝福也不计其数。井上健还请人做了录像，她决定过几天就把录像寄回家，她家一定会请村子里的老少观看的。
其实，一时高兴之中，她是想把那条钻石项链戴上的，可是她不敢。因为她仍然从他子女们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点什么——
如果这次庆宴有什么遗憾的话，也正是在这里，她感觉到他子女的祝愿有些虚假。她能理解，他们的父亲对她越好，他们就越难以对她进行约束，但这毕竟是他们对她最礼貌的一次了。她已经知道怎么与他们搞好关系了，她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