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买钻石项链这件事终于“暴露”，她在他家的处境又急转直下
买钻石项链过了半年后，这件事还是“暴露”了，她现在也不知道井上健的儿女们是怎样知道的，女佣告的状？可她从来就没有在对方面前戴在身上过，只是晚上偶尔戴上，在房子里走上几圈，给井上健看、照照镜子给自己看。平时都锁在他的保险柜里。佣人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不是此人看到的，那他们又是怎样知道的？
2001年的春节刚过，周围的山还没有吐绿，天气还很冷，那是一个星期四，井上健的四个儿女一起到了——他们在日本的不同地方，可见之前他们先邀约聚集在一起，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形成统一意见，并研究了斗争策略。
那天井上健回来得早，正巧在家，他和刘丽一样，都对他们的突然到来感到吃惊，因为两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来的。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愤怒立即体现出来，却让井上夏（井上健的大儿子）把老头引到农场去，剩下的三个就从厨房里把她叫了出来，开始了对她的审讯。
井上康夫问道：“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她说，她的确也没有想到项链的事。
“不知道？”井上惠美大声说道，“都已经成了诈骗老手了，当然装得很像了。你让我们爸爸给你买了钻石项链！二百万啊，我最贵的一个首饰，还不值它的十分之一。”
“我并没有要，是你父亲给我的。”她说。
“如果你伸手要，就不是骗子了。”井上康夫又说，“前一些时间，我们就很糊涂，你怎么一下就变了，不偷懒了，而且对女佣也好，她也总是说你的好话。原来，你不仅要收买父亲，还要收买女佣，还假装对我们很礼貌，好奸猾的女人！”
“那让你们的爸爸来说。”她忍耐不住，又哭了，她对他们顶撞的时候，都是很委屈地哭着说的，因为眼泪可以抵消大部分负面影响。
“你不用再耍花招了，我们已经预料到了。”
随后，井上康夫打电话给井上夏，让对方立即向老头揭穿她的阴谋——他们之所以同步进行，是他们无法单独处理这件事，如果让老头事后通过刘丽知道这件事，他们除了遭到父亲的训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今后也无法插手这类事了。
然而，半过小时过后，井上健开车回来了，井上夏“爸爸、爸爸”地喊叫着，一副惊慌的样子跟在后面，老头还没有进房子就大声骂道：“我的什么都让你们分了，还剩下什么，我现在仅仅是你们雇佣的农场管理人。她能得到什么？不就是一两件首饰吗？它还放在我那里呢。你们根本就不关心我的死活，就关心钱，我才是受了你们的骗。你们如果还是这样，我就收回我的财产，你们不还给我，我就去法庭起诉你们。”
刘丽这才清楚，结婚之前，井上的财产已经被他们分了。她虽然早已经有这心理准备，但此时她还是感到了羞辱。
“爸爸，爸爸，”井上惠美上去扶井上健，却被他肩膀一甩，坐在了地上，但她仍然哭着说，“我们只是担心她并不爱你，纯粹是来骗钱的。”
井上健大步上楼走进卧室，把保险柜打开，取出钻石项链，随即扔在客厅的桌子上：“你们如果要就拿去，你们都给我滚。”
他们当然也没有滚，只是垂头丧气地站在客厅的墙角上，对刘丽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他们还是后悔考虑不周，其实他们不知道考虑、商量了多久，却仍然是这种结果。但是也许他们怎么也不会后悔把这件事说出来，他们决不让刘丽的“阴谋”得逞！老头再赶他们时，他们也就出了院子，一直站到天黑也没有回去。
刘丽只是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关上门哭，井上健不时敲门想安抚她，刘丽也没有开。
最后，她觉得这样闹下去对她也没有什么好，才开了门，并劝井上健让他们进来。老头不肯，她就去找女佣叫他们进来，她在贮藏室里才找到女佣，女佣此时已经被吓得半死。刘丽这才想到可能是这个人告的状，可又不便发问，只是大声呵斥对方去叫他们进来，再去做饭。
这几个人排着队进来了，仍然站在墙边。女佣把饭菜做好，端上桌子，刘丽叫他们吃饭，老头不吭声，他们也就与佣人一起站着，一直等到井上健与刘丽吃完了饭，才坐在桌子边，虽然早已经饿了，却仍然没有胃口，又害怕不吃饭有抵触之嫌，也就吃了。等井上健气消了大半之后，他们才回城里去。
刘丽今天非常解恨！可她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知道今后会有她好受的时候。
他们刚刚上床睡觉，井上健觉得内疚就唠叨着：“我一定要收回我的财产。”
“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你的钱。”
“你不会计较？”井上健说，“不过，你放心，我给你留下了一笔钱。”
她没有说话，不过，她听他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相反，她似乎感觉到，好像井上健也并没有把她当家庭成员对待。井上家事前把财产分了这一件事，她不知道倒罢了，她希望自己能稍稍糊涂地过日子，可她偏偏知道了，于是，她对井上健的情感有了一道裂痕，这说明老头对她不信任，如果他原来不信任她，可现在呢？她仍然说不清楚。她那一晚上，一直在偷偷地流眼泪。
刘丽又慢慢地懒惰起来，无心干什么，对井上健仍然一如既往，可是已经很虚假了。
他的子女两周都没有来，之后又来了，来的次数又逐渐多了起来，但绝对不两个三个地来，更不会四个人一起来，而是单独来。井上惠美和井上康夫来的次数多，因为其他那两个，一开始对刘丽的看法就没有他们激烈。但他们除井上健在场的时候，都不再给刘丽好脸色了。
时不时井上健也会安慰刘丽说，“没办法，他们毕竟是我的儿女，我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们不敢对你怎样的。”
有一次，她说：“你的儿女早已经长大了，就把农场交给他们吧。我们搬到本州岛去居住，就拿一些维持生活费用的钱就够了。这样对谁都好。”这样说，她虽然也有些不甘心，可又能怎样？
“可是我还没有老啊，就什么事都不干了？”井上健说，“我二十几岁开始经营这个祖上留下的农场，开始没有这样大，我一步步把周围地主的地买过来、改良，才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下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你的子女容不下我，你能为我多考虑一下吗？”
他又搂住她安慰了许多话，但仍然不同意她的建议。
刘丽只有忍耐着过了。她不指望与他的儿女们搞好关系，希望不要继续恶化就好。但是她却慢慢发现，他的儿女对她好了起来，开始只是与她点点头，回去的时候也与她摇摇手，后来他女儿偶尔还与她说上几句话。虽然她对他们的转变有各种猜测，但她心里面毕竟好受多了。
有一天，井上康夫又来了，老头不在，他用聊天的口气对刘丽说：“父亲也老了，再这样干下去不太好，你劝他把农场全部交给我们管理吧。他也应该好好休息了，到处走走，你们一起去中国看看，你也两三年没有回家了。”
刘丽很明白对方的用意，不过她与他们之间的想法却又出奇的一致，甚至他们考虑得更周到，她真想回家去看看。
“我知道上次的事对不起你，我与弟妹们商量好了，除了你今后的养老金和房子，我们准备再给你一千万日元，这些钱你可以存起来，我父亲去世后你再用。”
刘丽仍然没有说话，但她立即就动心了：这是一个好办法，对谁都有利，对谁都无害。
井上康夫也从她的表情里看出来了：“但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他会误会的。父亲把农场交给我们后，我们就把这些钱打在你的账户上。”
条件已经说好，剩下的事就是她去做了。于是，她总是在井上健耳朵边说起退休、移居的事，但老头始终不为所动，或者搪塞、或者沉默，但从不生气，因为在他看来，她这些都是通情达理之举，既不为钱，也是为他儿女考虑了，他应该感谢她才对。
她说得多了，老头最多说：“我离不开这里啊，退了休，我也想住这里，到城里我一天也住不下去。如果身体真不行的时候，我会把那些交给他们的。”
“你！”她生气了，“我们不走，这一家人又怎么相处呢？”
“你不是已经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了吗？”
刘丽语塞了，的确，她与他子女说好了条件后，他们对她更好了。
一年过去，其间，刘丽与他的儿女们对这件事，别别扭扭地说过几次话，他们也开始怀疑她是否有合作的诚意了，还给她加到一千二百万，可这件事仍然没有着落。最终他们怀疑：刘丽是不是想侵吞掉老头的所有财产？这样想，他们也就更急了。
终于，有一天，井上健的子女一起找上了井上健，用关心对方和刘丽的口气说道，他们今后对刘丽的安排和一千二百万的事，让父亲放心，让父亲好好养身去，不要再操劳了。
井上健还没有听完，就愤怒地吼道：“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一起来对付我。”大骂了一气之后，走出去了。
可是，刘丽正好开车买菜回来，在路口上就被井上健拦住了。
“就为一千二百万，你就与他们串通好了，我原来以为你是为我好，为他们好。其实，你知道井上家分了财产后，你就无心对我好了，你嫁给我就是为了钱！”
还没有等刘丽开口说话，井上健的几个子女就跟了出来，井上康夫为刘丽，也是为了他们自己解释道：“不是的，爸爸误会了，我们都是为你考虑的。”
“你们都给我滚，给我滚，这个农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谁也不给了。虽然很多钱都已经拨到你们账户上，但这是你们欺诈得来的，日本法律会为我说话。”
他重新走回去，把门关上，谁也不准进了。
他们在外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虽然知道这是老头一时间的气话，却也为他们今后担心了。当然，最担忧的是刘丽。
虽然傍晚老头就把门打开了，然而之后，他对刘丽再也不如当初了，且常常警惕着她。她越是对老头好，老头越是觉得不对。
他的儿女们也觉得刘丽没有什么用了，他们还暗自庆幸——这样的结果不是比他们当初策划的方法还要好？即便他们有什么不是，他们毕竟是他的儿女，他最终还是要原谅他们的。可刘丽却不行。他们没有理由对她好了，有时候，全然把她看成女佣叫来叫去的，老头也只是偶尔不痛不痒地说几句。
2004年2月的札幌雪祭之前，如往年一样，井上健由于要参加市民的雪雕竞赛，心情也好了，然而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早早地就设计着雪雕的造型，最后采用一个娇媚的、柔弱的，又有些病态的和服美女，还有半个月时间，他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开雕了。刘丽似乎也感觉老头对她的态度好了许多，心里的郁闷也少了许多，于是与井上健把家门前的雪积起来，经过无数次修改，终于雕了一个神态活现的美女。随后用货车把它拉到札幌，并有幸被安排在真驹内自卫队广场的众多雪雕作品的前列。井上健感到很自豪，因为札幌雪祭是全日本一个重要的冬季活动，每年参观的人数都在二百万人上下。他们还拉着手，与日本名歌星、民俗舞蹈家合影。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活动了，五天雪祭就结束了，一下就静了下来，日子也显得更平淡了。井上健不时围着房子里外转，仿佛有什么事干，又没有想起来似的，于是他总在找。
那是他们从札幌回来的第三天，井上健与刘丽两人坐下来吃饭，他多喝了几杯，或者说已经喝醉了，随即数落着她，说参加雪祭前后的一些事，她哪一些地方做得不好，让他很遗憾，否则他会得大奖的。
“我只是协助你雕刻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刘丽内心感到很不舒服，他高兴的时候就让她高兴，他郁闷的时候就找她的麻烦，但她仍然在努力克制着。
“我什么地方没想到，你就不会提醒我吗？”他生气地说，又说到平时她也就那样了，没有什么用，只会要衣服、要项链、花钱，“好在井上家的财产已经分割了，否则你的阴谋就得逞了，还是我的儿子们聪明。”
他们吵了起来，老头把杯子、盘子扔了过去，其中一个打在刘丽的头上，血一下就涌了出来。她站起来冲了过去，把长期积蓄下来的怒气一下发泄出来，随后，在厮打的过程中，刘丽用低矮的桌子夹住了井上健的头。过了好一会，看他不再动弹，也不能再打她的时候，她松开了手。随即她感觉到恐怖，于是，叫来了医院的车，经过医院抢救，他暂时缓过气来，但半个月后还是死了。
说完，刘丽突然解恨地说道：“嫁给日本人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狗日的日本鬼子，好在我终于杀了他。”
“听你刚才这样仔细地说你与他的事，我觉得你并不怎么恨他。”
“爱不爱谁也说不清楚，你自己去体会吧。不过，我一开始就对老头是虚假的，目的还是骗钱，就如我到日本来之前一样。也许更应该死的是井上惠美、井上康夫，还有把我卖到日本的那两个人。”
我采访完的两个月后，她的案子终于宣判了，她被判了二十五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