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嫁到日本的女人，有一些故事实在是不愿写，写了之后，会让人三天都没有胃口，仿佛真有一只死苍蝇就堵在喉管里，因为自己仿佛也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是因为什么嫁到日本的？我担心国人看了会很厌恶——说真话，写这本书我一直就处于矛盾之中。
我到广岛已经有几次了，这一次感觉尤为沉重，倒不是因为它曾经是被原子弹摧毁的城市。其实，蘑菇云散去了，如日本其他城市一样，早已经是蓝蓝的天空白云飘了，就是那些高烟囱也没有浓烟飘起来，大街上也看不出混乱，所有建筑上的玻璃、墙壁都干净整洁；地上也少看到烟蒂、纸屑；路道不宽却也秩序井然。我之所以感觉沉重，是因为我要去看一位躺在病床上的中国女人，如她自己的描述，我可以想象得出，她就像从战争中救出来的伤员一样全身都是伤，而打她的仿佛就该是五十年前的日本鬼子了。
她其实不是新娘，也就不应该是这本书中的角色，她在国内有丈夫，却又与一位日本人同居了，因为她希望与他结婚，留在日本。但她正是被这个男人打伤进了医院。
我与记者走进病房。她睡着了，右脸青肿，高高地胀起，只有左脸顽强地证实着她有一张清秀的面容。然而就是这半张脸上也有一块仍未痊愈的伤疤。她叫郑丽，已经在这张病床上待了半个多月了。
听医生说，她被上原直行（同居的日本男人）送进医院时，满身是血，可她还说是被别人打的，不肯说出真正的凶手。
倒是因为上原直行害怕警察介入调查，才说她的伤是他们两人打架所致。
然而不管怎么样，只要不让警察介入调查，郑丽的“国民健康保险”也就用不上了，昂贵的医疗费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出，准确点儿说，是她自己出。
郑丽还没有醒来，上原直行却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他那样子白白胖胖，看上去比较和善。我们介绍了身份，他紧张了一下，随后他在她耳边轻轻叫唤了两声，这才坐下来，随即很有礼貌地与我们攀谈起来。如果不是一句话三鞠躬，过于礼貌，真让人想不出他就是凶手。
他侧着眼睛看着她说道：“是她叫你们来的吗？”
我想否定，因为郑丽一再要求我们这样。但记者抢先一步说道：“你都要把她打死了，还让别人不说？”
他竟然淡淡地笑了笑说：“哪里有那样严重？她也是，两口子打架是常有的事，让别人知道多不好。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改正就行了。”
“你不是只打过她一次吧？也不是第一次说改正的话吧？”
“她都说了？”他又小声补充，“她也有错。我是因为爱她才打她的。”
“她爱你吗？”
“爱，当然爱。”他很自信地说。
“那她怎么没有把你打伤？你对医生说，你们相互厮打了，可你脸上为什么就一点伤痕都没有？”
“他毕竟是女人，哪里打得过男人。”
记者说：“那她抓你一把脸也总是可以做到的吧。我也不想与你扯那么多了，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打她？”
这下他激动了：“她一有空坐下来，就要让我与妻子离婚，与她结婚。我也想结，可是我妻子不肯离婚，我有什么办法？”
也许是我们说话吵醒了她，她睁开左眼，呻吟着看了我们一眼。当看到上原直行站在旁边，又露出惊慌的眼神，随即又呻吟了一声，闭上了眼睛，仿佛是要上原直行看到她可怜的样子，原谅她打电话通知报社。
其实她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她住进医院开始的那几天，上原直行倒是大部分时间守候在她旁边，当看到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后，来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最近几天他天天来，因为他要让她拿打工挣来的钱支付医疗费，因为他缺钱，在医生不在的时候，还威胁她，要她早一点儿出院。
我们让上原直行离开病房，他很不愿意地在病房里转了一圈，说他要看护她。记者不耐烦地威胁他，如果他再不走，我们就报警，说出他打人的事。他这才悻悻而去。
之后，她才睁开眼，坐了起来，哭着说出她的遭遇。因为她怕他，加上没有专门的人照看（她弟弟也来日本了，可他在忙着留学打工的事），我守护了她两天两夜，一直到出院。其实，上原也不时到医院看她，或者说是来看我，看我有什么行动。下面是我是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来的故事——
她出生在湖北一个边远的县城，上了中专之后，就进了城，自学日语，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工作及人际关系，当上了翻译，也嫁给了一位普通公务员。然而2000年那一年，孩子十岁了，她自己也三十二岁了，好运再一次降临在她的头上，她成了一位公派留学生，去日本大学留学，深造日语。于是，她告别丈夫和孩子到了东京。
飞机还没有进入日本上空，她就打算好，回来后不仅要能说一口纯正的日语，让她能在单位上更好地立足，甚至调到北京的外事部门工作，还要依靠打工打出一套高档住房、一辆比较好的轿车。她有理由这样设想——如果其他留学打工首先是为了支付留学费用的话，那么她是可以直接把这些钱花在国内的。
于是，当她走进校园的时候，也走进了料理店——她是务实的，她不会想到在日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赚钱。如果男留学生打工选择的范围宽一些，可以到日本的各种公司打短工，那女留学生就只有到传统的料理店打工了，或者就是风俗店，如按摩、酒吧，这些地方虽然能挣更多的钱，但她不会考虑去这些地方。
日本企业是很讲究资历或先来后到的，虽然她长相不错，却也得从洗碗工干起。不过，再苦再累，她都一声不吭地干，店里忙的时候，还主动去帮助别人。于是，仅仅一个星期，老板就让她站在了前台，让一位老雇员回去洗碗。她直接面对客人当服务员，工资相应也高了。但是她一有空儿，就去帮助那位老雇员洗碗，这样店里的人就没有对她印象不好的。
第一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学习顺利、打工顺利，年终就积蓄了二百二十多万日元，在武汉能买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
不过，渐渐地，她也感觉到这样的生活缺乏一些什么，也许仅仅是想儿子，为了节约，她与儿子约好每星期的周末通话十五分钟。那她还缺乏什么呢？她没有仔细去想，因为她是务实的。不过，有一次发高烧，她是自己拖着身体去医院的，她回来之后，睡在床上，发现自己讨厌丈夫了，他一天老老实实地上下班，工资也不多，庸庸碌碌的，如果他有本事，她就不会想方设法到日本来受苦了。
第二年，她一如既往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依然沿着同一条线路读书、打工，但一位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已经是仲夏了，她起得更早，但每天都是同一时间到电车站，在电梯上、站台上和车上都不忘拿着日语教科书看，不留意身边的人和事。这主要是因为东京的电车是非常准时的，完全可以用手机调整好上车时间和到站时间，然后就不会错过了站。然而时间长了，她还是注意到了一个几乎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同乘一班车的中年男人，而且这个男人总是跟在她后面上车，从不走到她前面去。
她不是傻瓜，知道这个男人似乎对她有兴趣。当然，她也不需要防备什么，因为来了一年，她听说过盗窃银行的大案，但很难听到有扒窃、抢夺、强奸的事。其实，日本的社会秩序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当然她也不准备与这位男人认识，乃至发生什么。
但是有一次，这个男人被从电梯上跑下来赶时间的人撞了一下，也就撞到了她。于是，撞他的那个男人抱歉地跑上电车。他却很难为情地一连鞠了好几个躬对她道歉：“对不起，我并没有有意要撞你，撞疼你了吗？”
“没有。”她勉强笑了笑回礼了，又低下头看她的书。不过，他那一句话已经让她感到了一丝淡淡的温馨。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才说：“你是中国人吧？”
她抬起头来，好奇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你走路的样子，还有你的姿态、神情，还有没有一个女孩像你这样认真读书的。”他一口气说了好多。
“真的？”她听得似懂非懂的，接着又有恍然大悟之感。她没有想过要做日本人，然而日本人的风俗、各种习惯也是学习的内容，她也有意在模仿日本人，要做一个优秀的翻译这些也是必需的，同时也方便她在日本的生活。
车来了，他坐在了她的身边，她还想听他说点儿什么，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不过，在这种期待之后，她再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像日本人——人们可以闭上眼歪着头打盹，甚至还有大声打鼾的，但却很少有人在车上聊天。随后，他先到站向她点头就下车了。
第二天在站台上，她早一些时间到了站台，可他竟然也到了。他主动与她打招呼，他们聊天了，她发现他似乎懂得很多。
聊到高兴处，他忽然问她：“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总跟着你？”她不答话，脸也有些红了。
不过，他自己的解释却让她意外：“我不仅发现你上的车与我同一班次，还很准时，我就跟着你了，这样我就不必看表了，因为我这人很懒惰。后来有一次我不幸来早了一点，没有看到你在站台上，还紧张起来了，认为自己晚点了，竟然也忘记看表。”
她笑了，虽然内心感觉到一些遗憾，她似乎希望听到他的另一种解释。不过，她为他的幽默感动——她当时认为是幽默，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人本来就是那样的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