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出来了，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就按照她原来的说法，替她说一些话。可我不想写这样的书，我都这样一把年纪了，干这种事有什么必要？可对于她，她还有兴趣与我说下去吗？如果不是走背运，当初也许面对我这样的一位小记者，她根本就不愿意与我说什么。
之后，我还忙着别的事，想等我忙完了别的采访，再去她那里试运气，尽量把这篇文章写好一些。
又过了两个多月，我在札幌采访时，却接到了月睛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她说：“我想回国去。”
“回国？在日本你过得不是很如意，也不至于又要回去吧。”
“泽藤近一年多来像是把我当成二奶似的，想来就来一次，不想来就住在他前妻那里，因为他的儿子、孙子都经常在那边。他只是想高兴、舒服的时候才来我这里住一晚上。你也看到了，其实他那时已经一个月没有来了。”
也许我不应该感到很吃惊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住在他前妻那里。随即我说：“不会是因为他想孙子什么的，才住那边吧。”
“这！”她说了这个字之后，随即哭了起来，“我没有去泽藤社里去工作，是因为他讨厌我干预他社里的管理。可是我都是为他好。他家的工作方法、处事方法都让我看了急，特别是社里产品宣传方面的事，我有一次与他吵架时还说，真不知道他家会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真是傻人有憨福吧。他立即就把我赶走了，让我不要出现在他的社里。”
我一下就明白了，一定是她不甘寂寞，什么都想站在泽藤前面去出头露面，于是遭到了泽藤的厌倦。
“他们一定认为我想占有他们的会社。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其实我这人要说是顾面子、看重名誉，还能说得过去，但我对钱财这方面并没有过高的奢望啊。我有嘴都说不清楚了。”
我重复原来提出的问题：“你的文章不是至少解除了与泽藤的误会？我看他很感动的。”
“感动？这个人是老奸巨猾的，三分感动可以假装八九分的，我们根本就难理解。你走了的那天之后，他的确又搬回来住了，只要我安心被他养着，事事顺着他，就什么事都没有。可我才三十四岁，就这样一辈子了？后来我们还是发生了同样的矛盾。我想办一家小公司，可手上只有三四百万日元，我想让他入股一两千万，可他说自己都要退休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工作？我多说了几次，他又想起我原来干预他家企业的事，还说我写那篇文章是有企图的。我只能不说什么了，忍着。”
“那怎么会突然想到回国？”
“泽藤昨天要去法国，我说带我去吧，我不影响他。你猜他想了大半天找什么理由拒绝我？他说：他在外面只要与我在一起，就会紧张，什么事都做不好了。我忍不住说，那你与我睡觉紧张吗？他听到这话立即就走了，头都不回一下。你说我怎么混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想安慰她几句，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也就不说了。
她停下来抽泣几声之后又说：“我还是回国去好，就算不做一个很有能力的主持人，我起码也能做幕后工作，我不想把命运都交给他们。”
“你要冷静想好，回国也会遇上困难的，你再回到日本就不容易了。我不是说日本好，而是你不能总是摇摆不定的。就算你现在回国，要做点什么，也一定没有前两次那样容易了。”
“我知道，这正是我犹豫的，如果是混得好回国的倒好，如果是混得特别糟糕回去，别人很看不起的，特别是嫁给日本人，又被日本人戏耍了，中国人会恨不得把我扔进化粪池的，特别是做电视主持这一行更是绝对行不通。我需要有一点能让国人感动的东西。其实，你来我那里时，我虽然想与他和好，可也有了一点回国的想法，所以我需要你把我写得好一些，我愿意给你投资。”
“不要这样想，我写这本书不图什么的，只要自我满足就行。”
“那就不要写我了，给我留一点点面子吧，我就是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否则我真会自杀了。”她又说，“你过来吧，给我出一点主意，比如说如果我与泽藤离婚，应该怎么做。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一定是要他的钱的，否则我今后怎么过？我也想过，离了婚，如果回国不方便，我可以移居美国，如果这也困难，我也可以移居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不过我实在是太累了，我还是想回国。”
“可是在决定怎么做之前，你是否想过，所发生的一切，你也是有错的，你是否也应该改变一下自己？”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生气地说，随后又克制自己了，“我知道，我有一个毛病，发生什么事时，总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去，有时候还有些傲慢。”
这个人就是怪，她什么都知道。
“有时候我会想，我今后会不会也疯了？我听到过好几个嫁给日本人的中国人出了这种事。如果我有这样一天，我真希望有人把我杀了。”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才放下电话。这一篇文章总算可以写好了，否则我不能写，读者也看不到，但是我感觉到很辛酸。
一个多星期之后，我从札幌办完事已经感觉很累了，本想直飞大阪好好休息一下，之后再去东京的。可是她听说我要回去了，怎么也要让我先去她那里，她的理由是：“我没有勇气把我的事告诉第二个人，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就应该给我想想办法。”
于是，我只能先到东京。她开着红色的凌志车到机场去接我了。坐在车上，她告诉我：“我实在是不能回中国去的，要回去也要等时机，我现在也不能与泽藤离婚，没有了婚姻，我就必须回国。昨天泽藤已经回来了，我想把他叫过来谈谈，你从中调解一下。”
“调解？可我说话，他能听吗？”我说。如果对方还看重她还好，我只是让他们转过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现在显然不是。
“不管怎样，你都得帮我。”
到了她家，她给我端茶送水安顿好，随即让女佣去采购，准备做一桌子好菜。我知道这不是为了招待我，而是为了让泽藤来吃饭。
之后，她有些紧张地说：“我现在给泽藤打电话？”
我笑了笑，这种问题还问我？
她拿着电话，仿佛下了好大决心才按了号码，通了，她沉闷的脸上又恢复习惯性的微笑，看上去依然很自然。“泽藤君，你从法国回来为什么不来看我？难道夫妻吵架你也要记仇吗？今天大阪的那位记者又来采访我了，她也很想见你，上次就想采访你，只是时间太晚了。你过来吧。”对方说话之后，她又说：“她是记者，更是朋友，我对她说，就算我们有什么误会，我也很感激你，因为你给我一个家。”
他们说了一两分钟的话之后，对方挂断了电话。
她对我很沮丧地说：“他不来，他说：‘结婚快三年，你总让人摸不透。我们睡在一个床上，可你总让我感觉我们隔得很远，你好像根本看不起我，看不起泽藤家，你只是暂时借住在这里的。’”
“你说真话，你爱他吗？”
“你怎么也提出这个问题？难道我做人就那么虚假？”随后，也许她发现自己又傲慢了，转而用很虚心的口气说：“你给我说真话，你是怎样看我的，你不要想别的，你说实话是在帮助我渡过难关。”
“我感觉……如果说你一点不爱他，倒不像，但要说爱他，好像也说不上。你这人好像很复杂、很矛盾。你的那篇文章也只有说到他时是真的，但说到你时，恐怕真的只有三分。比如说，你第一次回国前，你并不爱他，后来如果你在国内稍稍顺利一些，你也根本不可能到日本来嫁给他。你嫁给他，可能是希望他帮助你创业。如果你随时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今后不管什么事，都会慢慢顺利起来的。”
她听了我的话并没有生气，却也没有理睬我，只是自己皱着眉，走到门口，沉思了好久。之后，她自己唠叨起来：
“看来我应该下决心与他离婚了，这样下去我会疯的，如果真知道有那样的结果，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
之后，她没有与我商量什么，仅仅隔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她又打电话给泽藤，开口就说：“泽藤君，我们离婚吧，我们之间根本就无法相互理解，我只是想做一点事情，并没有想到要多少回报。对于你，你原来的老婆才是最适合你的，你也不要再想别的了。我们过来商量离婚的事吧，我保证不会再说离婚以外的事。”
放下电话，她用一种陌生的，或者说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说：“随你怎么写我吧，不用真名就行。但是你应该在你的‘小说’中加上这一句：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有时候是虚伪、虚假的，那一定是迫不得已，因为做假是很累的，而且这种虚假里面一定有更真实的东西。”
我似乎还能理解她说的话。但是如果总是用这些话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又不愿意去理解别人，那这个人也许还是很悲哀的，我还是宁愿把人想得简单一点。而且我觉得她现在说这些话，是认为我没有用了，才说这些话的。我应该走了——我感觉自己就如许多小记者一样，好像在想方设法窥探别人的隐私，让人心烦了，我不能再影响他们商量事情。
然而当我走到门口时，她却很真诚地说道：“不要因为我说了那些疯话就要走了，留下来吧，我与泽藤需要有一个结果，你的故事也需要有一个结局，留下来吧，我担心我与泽藤一见就吵上了，有一个外人在，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我想与他好好谈谈。”
我回过头来说：“看来你对日本人的了解还是不多，我坐在这里，他是不会认真对你说什么的。”
“你生气了？”她说，“大姐，你总是采访那些愿意敞开内心，甚至最终能成为朋友的人，我想你的作品中会很单调、很有缺陷的，因为你采访到的往往只是大千世界中的一类人。”
“你说得有道理，我今后会注意，不过现在我在这里只会影响你。”我虽然这样说，但就这样走了，是很没有礼貌的，我随后也就坐下了。
她虽然很有主见、很有头脑，不过如她判断经常失误一样，泽藤到了之后，看到我仍然在，他只是听她说，却很少说话。就算月睛说我是最好的朋友，日本人也不愿意把“家丑”让我知道。于是，我只能离开了。
后来，月睛还给我打来几次电话，月睛与泽藤并没有在那次之后立即离婚，而是又闹了一阵，没有结果。之后，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因为她的电话什么的都取消了。我想她或者去了北美或者澳大利亚，尽管她仍然持有中国护照，也很想回国，但按照我对她仅有的一点了解，我肯定她不会回国。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仔细想起来，我觉得她并不是一个真正虚伪的人，或者很势利的人。比如，他与泽藤离婚时争论的问题，都不是经济补偿方面的事，而这种问题，通常是中日离婚案子中最突出的问题。我还是愿意在我的“小说”背后，按照她的想法写上：其实，人与人之间是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