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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解了仓央嘉措的生平，了解了他生活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背景之后，我们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仓央嘉措的私生活与死因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它们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吗？二、既然仓央嘉措没死，他为什么不抗争，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和应有的尊严，难道他就真的甘心隐姓埋名的终老？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对第二个问题是比较感兴趣的，任何人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哪怕争取不到，心中总也应该有些不屈，可是，仓央嘉措不。
为什么不？这个答案要在第一个问题中去寻找。
在前文我们曾经说到，他的“生活之谜”和“死因之谜”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看的，这个联系的方法就是从他的真实身份、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而不单纯地就事论事。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第巴桑杰嘉措，内心中都想完成一个以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的政治蓝图，对这个政治蓝图的实现方法产生的不同思考，是造成他生活懒散、不守清规的原因，也是他与桑杰嘉措必定死亡的原因。
这个政治蓝图为什么要以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呢？首先不排除格鲁派和西藏人民对他的崇敬心理，他们认为一位优秀的领袖就应该这个样子；其次，实际上，他们也想不出其他的方案。
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前，格鲁派处处受排挤，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他们的处世方法是四处“结善缘”，也就是哪方实力比较雄厚，就请哪方给自己当“施主”，交易手段就是互赠封号。可实质上，他们的宗教影响力多少是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哪里有平白无故给你当靠山、但丝毫利益不占的政治集团呢？
可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后，他们掌握了政权，原本掌握的宗教影响力也逐渐转化为政治资本，以前结盟时随便就可以给人家一个宗教性的名号，可现在他们的名号不单纯是宗教头衔，而是“值钱”的政治名分了。
正处于从宗教集团向政教集团转型期的格鲁派和西藏贵族势力，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新型的集团往何处去？
桑杰嘉措给出的答案是严格遵循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思路，建立一个与各方联合、但谁也不能插手自己内部事务的政治格局；同时，要塑造宗教上绝对权威的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对这一蓝图的设计是满意的，但对它的实现方法有所思考。因为他十分清楚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活佛的主要功能、基本任务和领导方式已经产生质变了，现在不是“结善缘”、“找关系”的时代，实际上自己是有政治话语权的，已经进入一个新型的领导模式了。
格鲁派集团给出的答案显然也是遵循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模式，那就是要求活佛必须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但政治上怎么处理，和各方军事、政治势力如何相处，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完全可以请所有势力都当自己的“施主”，此后将政治纠纷用宗教方法来解决。
实际上这几种思考都没有错误，任何一个时代的转型期，都会遇到“往哪里走”、“怎么走”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但这条路，一定是历史的选择，一定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否则，前人虽然做得轰轰烈烈，做了有益的尝试，也终究会以失败告终。
桑杰嘉措和仓央嘉措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尝试着建立一个对外来势力依靠但不依赖、外来势力联手而不插手、活佛用宗教影响政治的新型模式，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同时它也是17世纪下半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人民摸索的一条道路，无论这条路走得成功还是失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卓越的贡献的。
但为什么桑杰嘉措到最后没有走通呢？
因为以他为代表的西藏贵族势力忽视了历史规律，他设计得太过理想化了，他的蓝图需要与每一个政治势力都和平相处，有了纠纷的时候，再用宗教力量解决，但是，“施主”们要你的宗教影响力干什么，还不是为了政治利益？宗教力量哪里有军事力量好使？
而他致命的错误又在于，对待外来势力，还用互赠封号的老办法应付，没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变化。比如，对清政府，他以为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见了顺治皇帝，对方就成为“大施主”，自此两方和平相处、有事帮忙就可以了。岂不知，清政府给五世达赖喇嘛的不是地方政权的赠号，而是中央政权册封的封号。他似乎没理解这个名号的变化，将清政府与蒙古各部的势力同等对待，又严格执行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所以，康熙让他攻打吴三桂，他给吴三桂求情；康熙平定噶尔丹，他给噶尔丹开脱；五世达赖喇嘛去世，他匿丧不报告。
可是，这能怪桑杰嘉措吗？不能，他只不过想建立一个五世达赖喇嘛设计的政治格局，完成他的政治遗愿。况且，当时的清政府，江山都没怎么坐稳，今天吴三桂打下长江以南，明天蒙古人在北边造反，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个“大施主”也要倒台，到时候，西藏地方政治局面，还不是得由自己的蓝图才能稳定？
所以，这条路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哪怕最终失败。
因为他别无选择。
是的，他别无选择。可别的人、别的政治势力有选择吗？
也没有。
任何一种政治格局，都不是哪个帝王将相的个人作品，一定是人民的选择；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不是当时人的思考结果，而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就是仓央嘉措和桑杰嘉措以及康熙皇帝无法避免的历史规律。
那么，这条历史规律具体到17世纪后半叶的西藏来说，到底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的答案——和平。人民需要和平，地方政治需要和平，国家需要和平。而和平，只有在祖国统一、中央政权建立了完备的地方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桑杰嘉措和仓央嘉措的理想化蓝图没有错，他们是想要给西藏人民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各方政治势力的勾心斗角下成为泡影。况且，他们设计的那个理想的格局几乎是没有稳定运行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制度保障，而能提供制度保障的，只能是中央政权。
历史规律是不可能逆转的，和平和统一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应不应该，而是需不需要。也就是说，时代和人民需要它，就是必然的选择，此时，不要讲什么道义。这就好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少数民族政权，评价它们的角度不是汉夷之争这样的道义问题，而是要看这个政权给最广大的人民带来了多少利益。
而17世纪后半叶的西藏，就是处于对和平与统一的建设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地方政治局势的转型期中思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蓝图，但完成这个设计的，不要理解为清政府，它是最终的实现者，却不是设计者。真正的设计者，只能是人民和历史规律。
因此，为了这个和平局面的到来，仓央嘉措必须“死”，这是他个人无法抵挡的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只有他的“死”，才能为最终完成西藏的和平与统一赢得时间，也才能最终给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找到答案。
这个答案是他想找但没有找到的，对格鲁派集团和西藏政局发展的思考与他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矛盾，形成了他的生活之谜；这个思考与历史规律之间造成的矛盾，形成了他的死因之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生活之谜和死因之谜，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
至此，关于仓央嘉措的生平谜团，我们大概有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恰好也解决了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他隐姓埋名十几年、西藏局势稳定后，他为什么不争呢？难道真的心甘情愿当个普通人？
是的，他情愿。因为他看到此时格鲁派找到了他青年时曾经苦苦寻探索路，实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政治蓝图——活佛成为绝对的宗教权威、格鲁派政府建立了有保障的政教体制、与各外来势力形成良好的关系；而他当年思考的活佛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务，事实上也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他知道，他理解的是对的。
当一个人见到自己的理想实现时，哪怕并不是最终由自己完成的，也会是欣喜和慰藉的。此时，那个名分又算得了什么呢？此时，再出来争，不就破坏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了吗？
这一点，孙中山做到了，华盛顿也做到了，几乎所有心怀天下的政治家都能做到。
所以，仓央嘉措不争了，而他的心也安定了，甚至是快乐的，就当自己“死”了吧。这一“死”，换来了西藏的安定和平，换来了一个稳定健全的政治制度，换来了几代活佛为之奋斗的理想格局。
这就叫死得其所，这也叫死得瞑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仓央嘉措，不亏是一个活佛，一个真正为天下苍生着想的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民间。比如，大多数人叫不出历辈达赖喇嘛的法名，可“仓央嘉措”这四个字却耳熟能详；大多数人说不出历辈达赖喇嘛的著作，却多少能背出几句仓央嘉措写的诗。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的诗和他传奇般的生平经历，他从高高在上的法台上走了下来，进入了民间。
然而，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很多人直到现在，依然把一首名叫《信徒》的歌词当做仓央嘉措的代表作，“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几乎提到这几句话，很多人都会抒发自己的感慨——唉，仓央嘉措写得一手好诗啊。
这确实是有些搞笑的状况，人们都知道仓央嘉措写诗，并且表示喜欢他的诗；然而，却不知道他写了哪些诗，甚至张冠李戴地认为别人的作品是他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