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期译本中仓央嘉措诗歌的篇目数量
事实上，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客观地说，只是在民间流传了寥寥几首。比如“东山明月”、“不负如来不负卿”、“第一最好不相见”等，这几首诗可以说尽人皆知；但是，若让一位自称喜爱仓央嘉措诗歌的人再列举出几首来，估计是很难说得上来的。
那么，仓央嘉措到底写过哪些诗，流传到今天的有多少首呢？
很遗憾，就连这个简单的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是因为，直到20世纪初期，这些诗歌的传播经历了二百年之久，但却没有刊印本，一直是以手抄本和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的。很显然，以这种形式流传，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增删的可能性很大。
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于道泉先生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后，诗歌的数量问题有了基本的答案。对诗歌数量做了详细统计的是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1928～1989年）先生，他在《藏族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由以上的几组数字看来，就连佟锦华先生，也无法确定诗歌数量。而这个数量，是随着出版者的版本不同而变化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仓央嘉措诗歌的出版版本。
近些年，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本出版过多种，但大部分是根据以前的汉文译本重译的，也可以叫做“润色本”，而最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版本，就是于道泉先生1930年的译本，是汉译本中最早的，他翻译了62节计66首，这个数字也应该视为仓央嘉措情歌流传到20世纪初时的大概数量。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于道泉先生翻译诗歌的前前后后，最主要的，是他在哪里得到这62节藏文的原本。
2于道泉本62节的真实来历
于道泉（1901～1992年），我国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他精通梵文、藏文、蒙文。1926年，他受聘请为京师图书馆做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当时，他结识了两位藏族朋友，一位是西藏驻京僧官降巴曲汪，一位是藏文翻译官楚称丹增，这两人在雍和宫北大门居住。因为于道泉对藏文很有兴趣，于是两人将雍和宫的一间房子借给他住，平时教他研读藏文。
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来到北京，他随身带了一本梵式的小册子《仓央嘉措》，内容就是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册子的原文，是诗句237句，两句为一段，并不分节。
由于正在研读藏文，而且，于道泉本人对诗歌也很感兴趣，于是，在藏族朋友的帮助之下，他将这237句翻译为汉语，并依照诗句的意思，给它分为了54节。
此后，于道泉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印度人达斯（Das）所著的《西藏文法初步》，见其附录中也有仓央嘉措情歌。于道泉经过与“拉萨本”小册子的对照，发现两本不完全一致，“达斯本”是242句55节，其中，“拉萨本”的第11、23、24、26、27、45，这六节“达斯本”里没有，而在“达斯本”54节后多出7节。将这多出的7节翻译之后，就形成了于道泉译本中的第55节到第61节。
那么，于道泉译本的第62节又是从何得来呢？这是根据一位西藏朋友口述后的补遗。
这就是于道泉译本62节数量的来历。
从这儿可以看出，第一，拉萨本、达斯本和藏人口述（一首）是于译本的渊源；第二，62节这个数量是于道泉人为划分出来的，“拉萨本”原本实际上是不分节、连着念的，但因为于道泉的整理比较符合诗意，因此出现了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
而后世人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重译、润色的版本，也都遵照了这个数目。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拉萨本”本身是没有数目的。
于道泉先生译后，曾将文稿交给许地山先生润色修改，但终不满意，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到了1927年，陈寅恪先生推荐于道泉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时候，于道泉又将文稿润色后，向傅斯年先生提出申请出版，这就形成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本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它在1930年由“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的形式正式出版，这也就是第一本仓央嘉措诗歌汉文本。
在出版诗稿的同时，于道泉先生还撰写了一些补充性质的文字，大致有《自序》、《译者小引》、《附录》等，其中讲述了仓央嘉措生平、翻译诗稿的缘起和若干需要解释的问题。
于道泉先生的译法，简单来说是“逐字逐句”的“直译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诗歌的原意。但是因为要照顾到文字的原汁原味，所以，于译本在现今看来，读起来有如嚼蜡，有的诗作丝毫没有诗意，而且有很多粗陋之处。对这个问题，于道泉先生也承认，“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
不过，这个版本虽然读起来不好看，价值与意义却是非凡，第一，如果没有藏文原本，或者不会藏语，也可以使很多学者研究仓央嘉措诗歌，这是个比较客观的汉文资料；第二，这个译本对后世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及研究之先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汉译仓央加措情歌的蓝本。
3神秘版本译出来60首
由于道泉先生的“蓝本”而来，后来人的版本便层出不穷了。需要强调的是，后来版本中大多数是从于道泉本“重译”而来，由此，于道泉先生所定62节，便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了。
这样说来，如果有人说翻译家、学者普遍公认仓央嘉措的诗有70首左右，并以大多数学者译作的数量为证，那么，这就是个非常偏颇的结论。因为于道泉的分节是自定的，而“大多数”译者是从他的版本重译。实际上，这就像是孙悟空的猴毛变成小孙悟空，小孙悟空再多也不证明孙悟空有成千上万，只是他的化身罢了。
那么，有没有不是从于道泉译本重译过来的汉译本呢？
如果这个版本也是60～70首，而且它又与于道泉得到的藏文小册子毫无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仓央嘉措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这样的版本有一个，就是刘希武先生译本。
刘希武（1901年～1956年），四川人，1939年元旦，他赴当时的西康省教育厅任秘书，到职第四日，拜访了著名学者、翻译家黄静渊先生。因为刘希武平素好作诗文，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他们说到了藏族文学。
刘希武先生提到，“康藏开化已久，其文艺必多可观”，并请黄先生推荐书目。黄先生便拿出一本书，对他说，“试译之，此西藏文艺之一斑也。”
这本书就是当时另一种版本的仓央嘉措诗集，它是藏、英两文的版本。刘希武先生带回家后，将它翻译为60首的汉文古体诗。
对于自己的翻译，刘希武先生说：“夫余之所译，盖根据拉萨本，并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其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
这就是说，第一，刘希武先生译作的“蓝本”，不是于道泉的“拉萨本”小册子，而是另有一本，并且不是汉文本。从他所述来看，他不懂藏文，是依照英文翻译而来，这说明，当时仓央嘉措诗歌已有英文版，但这英文版从何版本而来，今日已无法追溯了；第二，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汉译语体散文”，此处是不是指于道泉译本，不得而知，但从他的自序和诗歌排列顺序看来，与于道泉《译者小引》相似，多半是受到他的影响的。
从这两点看来，我们无法推断出这个藏英两文版本是分节还是不分节，或者到底有多少首；而刘希武译作出现的“60首”，是蓝本原有60首，还是受到于道泉译本的影响人为地分节为60首，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
而这个版本到底是何物，是由哪家书社出版、出版年代如何、英文为何人所译，这个版本是否依然流行于世，就更无法考证了。
从刘希武译本的内容看来，它与于道泉所据的“拉萨本”小册子和“达斯本”都有不同。这个不同点有二：
第一，于道泉译本中有六首诗，刘希武本没有，这六首诗都是佛教内容的。这样，就说不清楚刘希武所据的藏英两文本原本没有，还是刘希武选择性的不译。如果原本没有，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英文译者认为佛教内容与“情歌”路数不符，因此早早地剔除了，其二是这六首是混入于道泉看到的“拉萨本”小册子的。至于这六首是不是仓央嘉措原作，根本无法得知。
第二，刘希武译本的文字内容，显然过于“艳”，所用词句“情欲”成分过重，与于道泉译本的民歌风味大不相同。这有可能是英译本的文字风格所致，但更有可能的是出于刘希武的主观倾向，他对仓央嘉措的认识是“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并认为他的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
因此，刘希武译本不但文辞华丽、内容缠绵，而且少了几首佛教诗，造成了刘希武译本与于道泉译本的明显差异。
4无法认定的仓央嘉措原笔
除了刘希武依据的这个我们不得而知的神秘译本外，包括影响力极大的曾缄译本等，几乎都是依照于道泉译本而来。于道泉先生将早期诗作汉译本定为62节，因此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体例重译，虽有增删，但大致数目以于道泉译本为准。
但是，于道泉这原始译本的62节，是否就是准确数目呢？事实上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他在《译者小引》中曾明确地说：“下面这六十二节歌，据西藏的朋友说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否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是他所作，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
目前学界无法确定这60～70首诗歌中，哪些是仓央嘉措的原笔，又有哪些一定是伪作。不过，对这些伪作的来源，学界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有可能有些诗歌是仓央嘉措对当时民歌的记录，而非原创；第二，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有可能掺杂进一些内容相似、风格相近的民歌；第三，有些内容、诗意过于庸俗的作品，有可能是当年仓央嘉措的政敌伪造的，目的是以此证明他“不守清规”。
显然，第一种“伪作”，辨别起来比较困难，但并非无痕迹可寻。因为即使内容上看起来“相似”，但笔法、思想的矛盾之处，却无论如何也难避免的，这样的矛盾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出于一人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