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喆先生曾对会长秘书室这样嘱咐过：“第一，要广泛收集并整理国内外有关情报。整个集团的发展，不能由会长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决定，准确而迅速的情报是绝对必要的。经营者应该摆脱权威者意识，虚心接受年轻专家提供的情报资料。会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你们多提点意见。第二，要调查各系列公司适合共同合作的项目，弄清哪些项目不适合一个公司搞，哪些项日适合一个公司来执行等问题。第三，把国内外经济动向资料尽快收集起来，尽快地提供给各系列公司。新鲜的情报是集团的细胞和血液。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集团会发生功能失调，最终会停止运转。”
社长团会议原则
三星在经营方面实行各公司独立责任经营制。把经营权完全交给各系列公司社长，关系到整个集团利益的调整和企划业务则由会长秘书室解决。会长本人只把握大的原则性问题，发现人才并培养人才。这是三星独特的经营体制。
那么会长是如何了解和掌握各系列公司的经营情况呢？那就是通过每年召开一次的社长团会议。
这个一年一度的社长团会议，由会长亲自主持。各系列公司社长把当年的经营实绩与下一年度的计划向会长报告并在这个会议上通过。重大的决策往往都是在这个会议上形成并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会议又是集团内部最高表决机构，会长就是通过这个会议了解和掌握各系列公司的经营情况的。社长团会议有四个基本原则：
1.主要讨论存在的问题、今后改善的方案以及今后的发展方针。
2.简明扼要地报告有关销售额、利润、设备的增加、资产的变动情况，以及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策和下一年度展望等。
3.有关经营实绩的报告，应以当初的目标为依据，分析完成或未完成的原因以及今后改善的方案。
4.决定的项目一定要付诸实施。不能实现的项目就不做决定。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除了问题严重的公司以外，一般各系列公司社长提出的目标、方案基本上都能通过，因为李秉喆先生赋予了各系列公司社长以独立的经营权，这些公司都实行独立的责任经营制。
1977年在接受日本《日经商业》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李秉喆先生曾这样说过：“我每年只听取1—2次有关事业计划和事业报告，除此之外，我把所有的事都交给各公司社长去办。因为，这些人是有能力而且值得依赖的，他们决定的事，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再介入进去。如果不信任他们，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三星就很难运转了。”这也是他“用人勿疑，疑人勿用”原则的具体体现。
当然，除了上述正式的会议以外，非正式的座谈会形式的会议每周开一次。这种会议是自由讨论式的，主要就当前存在的问题交换意见，交流情报，讨沦相互合作等问题。
广泛听取专家意见。三星有许多国内外专家或顾问。这些专家或顾问来自各个方面，有经营方面的，有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理工方面的。尽管他们没有直接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但他们有理论知识。虚心请教各路专家，多听、多问，正是三星在实践中减少错误，提高投资成功率的一条宝贵经验。
案例十二 坚忍不拔—中国民航索赔成功
80年代中期，中国民航从英国购进的三叉戟飞机用的斯贝发动机故障频繁。航班被迫取消，发动机被送进维修厂，甚至送到生产地英国去检修。中国民航北京维修基地的女工程师薛其珠为监修斯贝发动机而踏上了英国的土地。在与英方相处的日子里，薛工程师敏锐地意识到，大批斯贝发动机故障是由于设计缺陷造成的。1984年9月18口，薛其珠代表中国民航正式向英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提出厂索赔要求。
她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民航航空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商务代表陈连章，向他报告了这一决定。陈连章接到电话，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事关重大。
英国人为之瞠目。这个姗姗来迟的索赔要求，尽管迟了13年，但毕竟还是来了。
公司驻格拉斯哥翻修基地的最高长官泰勒把这分报告摆弄了半天。他眯起蓝眼睛沉吟半晌，召集基地大大小小的头头们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议的第二天，薛其珠和廖家慧就领教了英国人的厉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基地为她们在生产车间设了专用办公室和专线电话，还派来两个陪同。她们不能再随意走动，要去哪个车间必须事先联系。只由车间主任出面接待。一切都彬彬有礼，却也丝毫不想掩饰他们的冷漠与戒备。
英方召开了第一次高级技术会议，辩论薛其珠的这份索赔报告。会议由基地产品支援经理奈特主持，对于为什么没有给中国做改装的问题，英方的答复是“改装是失败的，由于增加叶片厚度影响了进气量和输出功率，所以那种叶片已不再生产。目前的改装可以代替，而且效果更好。”
“搪塞”！薛其珠想，那么为什么中国民航的履历本上都注明改装已做？
英方说，公司仅生产过80台改装叶片，已全部装在英航发动机上。公司从未打算为中国民航做此改装。至于履历本上的记载。是由于打字员工和部下作疏忽造成的。
打字员的工作疏忽？薛其珠惊呆了。她料想他们会提出种种技术原因来推诿责任。却独独没想到他们会推出一个小小打字员做替罪羊。那些高高大大的“谈判对手”在她眼里顿时矮了一截，她说话了，愤怒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认为贵公司欺骗厂中国民航。你们向中国民航收取了改装费，却把大批有设计缺陷的库存废叶片装入发动机，卖给了除英航以外的各国客户。用这种手法，你们把这笔经济损失不光彩地转移到客户身上，是这样吗？”薛其珠脸上明显地流露着鄙视。奈特完全没有料到薛其珠一矢中的。他不知道薛其珠还有什么杀手锏，他有些慌张起来。同时，薛具珠的话和她脸上的鄙视也使他有点儿自惭。他用一双大手捂住眼睛，以避开薛其珠冷峻的目光。
“关于错打了型号的问题”，薛其珠继续说，“我有一点不解。英航几乎是与中国民航同时购买的发动机，为什么英航的履历本一台不错，而中国民航的100多台全部打错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
“看来，我们的分歧在于改装是否成功。你们说改装是失败的，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向中国发正式文件说明改装的失败？而恰恰相反，根据我做的计算，以及英航十几年的使用结果，都可以证明这一改装对避免发动机喘振是有效的。”她出示了英航的那分电报。
“最根本的问题是，贵公司为什么把有设计缺陷的未做改装的发动机卖给客户？为什么还要按改装后的价格向客户收费？”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第一次会议只得草草收场。几天之后，第二次会议又在她们的强烈要求下召开。英国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他们企图先声夺人，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几乎不容薛其珠和廖家慧有插嘴的余地。
“薛女士，事实上改装不可取。加厚四级叶片对发动机气动特性影响很大，我可以用计算来证明。”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摆出一串串的公式和数据。
薛其珠立即接过笔来，也摆出一串串数据，证明了改装是成功的。
另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抢过话头。他认为，中国的检验手段差，飞行员的操作也有问题，这才是发动机损坏的真正原因。
薛其珠毫不客气地截断他的话：“不错，这些原因当然存在，但英方能否讲清楚，为什么出故障的大量斯贝发动机都有相同部位的叶片损坏，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从未在其他型号的发动机上发生？这难道不是设计缺陷？把这种发动机卖给客户，公司是否还有一点人道主义和职业道德？”
英国人火了。他们一齐冲着薛其珠和廖家慧嚷起来。倒好像她们做了什么对不住英国人的事。
薛其珠的嗓门也顿时提高了：“你们嚷什么？如果你们用转嫁经济损失的欺骗手段坑害客户，中国民航决不答应！”气氛紧张起来，不得不宜布散会。
之后，又是第三次、第五次，直至第八次会议。她们寸步不止，用英国公司自己发的技术资料来驳倒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对手也不顾及绅士风度了。他们大喊大叫，戳戳点点，甚至还大摔文件，全然不顾面前是两位年过半百的女性。
薛其珠与廖家慧顽强地坚持着，与她们同时努力的还有远在伦敦的陈连章。
又一次会议。英国人又有了新名堂——他们请来了一位经济律师。
生平第一次和律师打交道，薛其珠觉得有些紧张。讲了一堆法律知识之后，洋律师问她们是否听懂了，他想他已经成功地“镇”住她们。
“不太懂。”薛其珠老老实实地回答。律师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可是有一点我们懂，那就是法律决不应当偏袒害人的一方。中国的法律是不保护欺骗行为的，也许英国的法律不同？”
笑容在律师脸上凝固了。
薛其珠开始为他上技术课，为他讲喘振，讲气动特性，讲叶片折断的原因。讲完之后她也反问他是否听懂了。
“不太懂。”律师回答。他的确不能全部弄懂这些技术讲解。但他不再发言，认真地听双方争辩，中途休息时，他悄悄地离去了，
她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律师。也许，他也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法律的公正性！
谈判极其艰苦地进行着。英国人在慢慢地退却。他们先免费为中国民航送修的两台发动机做改装，继而同意免费更换中国民航全部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但在赔偿十几年的损失这一问题上，他们仍然不肯让步。他们当然知道，同意赔偿就是承认卖绐国的发动机有缺陷，而这可能给公司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三位中国人决不为英国人的退却动容。他们已铁了心要干到底。
离回国不到一周了。英国人突然热心照顾起她们来，用宴会、参观、郊游和各种活动，把她们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俨然—副热心东道主的样子。英国人希望一直拖到她们离开。
她们不去参观，不去郊游，也不去赴宴。她们牢牢盯住泰勒，只要求继续开会。
会上，英方一位商务负责人冷冷地发问：“你们是搞技术的，何必要插手商务？对不起，我们希望以后和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探讨这问题。”
10月15日，商务代表陈连章乘火车抵达格拉斯哥。他随身带来了全部合同。
10月16日，新的一轮谈判开始。英方在座的是全班人马，有公司产品支援经理、工程经理、商务经理以及一些工程服务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国方面增加了陈连章。
英国人提出，按合同规定，只有在3种情况下才能提出索赔要求，即设计差错、装配差错和器材差错。中国民航不在这3种情况之内，且大大超过了索赔时限，因此英方不能承担赔偿义务。
薛其珠发言。她指出发动机有设计缺陷是索赔关键，她列举了中国民航受到的种种损失。
陈连章发言。他代表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指出英方在商务正的不诚实行为。他指出时限问题在本次索赔中毫无意义。他认为中国民航的损失是由英方造成的。
廖家慧发言。她指出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对谈判不利。她认为除全部赔偿中国损失外，英国公司别无它路。
双方争执不下。英方技术负责人奈特大发脾气，他居然掉过头去，把脊背冲着会场。
第三天，奈特悄悄溜出会场，一些技术人员也不辞而别。会场最后只剩下公司驻苏格兰总代表泰勒及其几个头头。
双方不再说话，会场上骤然寂静无声。
泰勒作了一个要发言的手势。他将要说什么？还会提出什么理由？还要谈多久？3位中国人齐唰唰盯住他，使他觉得全身不自在。
“我向各位道歉，”他开口了，“并向中国民航道歉。由于本公司给中国民航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同意用赔偿方法来解决。”
1985年3月5日，这家英国公司和中国民航在北京答订了赔偿合同，英方的赔偿数额高达304万美元。这也许是中国民航索赔史上数额最大最特别的一次索赔了。
索赔事件过后，那家英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送给薛其珠一个绰号叫“硬女人”，他们敬畏她。一年后，薛其珠又一次来到了这家公司。公司以空前隆重的礼仪接待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