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故纸，碰到个老掉牙的《墨子·非攻上》篇，念一遍，抚今思昔，有些感触，想说说。冤有头，债有主，先抄一部分原文：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而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而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这篇，近年来，几乎各种古文选本都选，并从而誉之，说逻辑性强。我看情况不这样简单，因为逻辑要以事理为依据，深追到事理，墨子的所见就失之浅，或说见其一而未见其二，指实说是只见“事”而未见“人”。更进一步指实说，不是因为是“攻国”（事），君子不知非，而是因为是“君王”（人）干的，君子才不知非，或不敢非。同此理，杀百人，如果动手的是君王，墨子说“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也就错了，事实必是无人非之。无人非，是因为君王手里有统治“权”，权者，力（其核心为武力）也，能使君子以及小人生，更重要的是能使君子以及小人“死”。命，谁舍得？再加上御用的各种人，先意承志，把坏的说成好的，臭的说成香的，又根据“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之定律，至晚由家天下的大禹王时代起，忠君就成为第一美德。在这样的美德的笼罩之下，世态就成为，君王明圣，杀百人，明圣；杀千人，仍明圣；杀万人，更明圣。
历史的无限事可以为证。古，秦始皇坑儒四百多人，照墨子的说法，是必有四百多死罪矣，且不说真治罪，有谁曾说，甚至曾想，应该治罪？我们能见到的只是，沙丘见了上帝之后，还大埋其兵马俑。中，唐明皇是个好例，信任杨门男女将，招来安史之乱，大量的无辜小民死于饥寒战乱，长安收复之后，他“东望都门信马归”，还在“西宫南内”怀念娇滴滴的环肥，有谁曾说他有罪，应该惩治？近，还有既昏聩又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单说义和团运动，祸国殃民，“外国人”追究罪犯，用庄亲王、赵舒翘等人充当替罪羊，她却仍是一贯尊贵，一贯正确。其实，秦始皇也好，唐明皇也好，那拉氏老佛爷也好，都是因为手里有生杀予夺之权，即力，才一贯尊贵，永远是而不非。
于是情况就成为这样：今有一“无权”之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有统治权之人，大为不义，杀百人，甚且祸国殃民，天下之君子皆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这评论的分别，来于看人下菜碟，蕴含的意义是人不平等，即世间确是有阶级。如果研究世态人情，应该戴上阶级的眼镜看社会，我以为，世间最严重的阶级是君王至上与小民至下的对应。这对应有唯物的一面，是君王有生杀予夺之权，小民只能坐待，听天由命；还有唯心的一面，是君王明圣，小民应效忠以换取福利和荣誉。
显然，这唯物的制度和唯心的思想都是封建的，应该反而使之消亡吧？但是反，不容易，因为先要知道应该反。反什么？反人分阶级，不平等。先进如黄宗羲，著《原君》，也只是说君应该如何尽责，而不说应该与民平等，有罪同样要受惩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治，是进口货，不像汽车、可口可乐之类那样容易引进。原因很明显，是汽车，有机会坐的人都欢迎，可口可乐，小孩子和大孩子甚至老孩子都欢迎；法治就不然，是小民欢迎，君王却不欢迎。这就又碰到“力”的问题，如果君王与力的情况依旧，则法治的前程只能是两种：一是被拒于门外；二是迎入门内，或则奉为上宾，可是出言，高兴就听，不高兴就不听，或则使之改装，成为自己喜欢看的。可见法治之真推行，要有条件，是先有平等，即没有任何人有言出法随之权。可是这样一来，君王明圣将何以自处呢？所以阻力必是大的。也就所以，易封建（包括思想和办法）为法治，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容易的。
那么，退一步，只求明其理如何？像是也不容易。原因是君王明圣信念的力量过大，不要说抗，就是疑，有些人感情上也受不了。可以看看昔日，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写的。以集坏蛋于一朝的明朝为例，正德皇帝是多次抢民女的无耻色鬼，可是入《明史》本纪，头上的堂皇帽子也不会少。君如此，臣呢，方孝孺是个典型的例，两个姓朱的狗咬狗，只是为了崇奉一个已经坐上宝座的，他就不惜诛十族，而后来撰史的，当然照例是赞叹，这是为了一个忠字，把若干人的惨死刀下都不顾了。过去，我们的史识，至少在有关君王明圣方面，就是这样。不应该再绵延下去了。如何改呢？也只是接受平等、法治观念，明辨是非，并坚持墨子的主张：“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自然，秦始皇、唐明皇、那拉氏等远矣，治罪是办不到了；那就回顾往昔，能够增加一些史识，换个明白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