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比我年岁大的朋友来信，说今冬身体不好，有时卧床，想到与“老”有关的一些问题，觉得佛家列老为四苦之一，还未免把情况看得太简单了，即如他，所感到的常常不是苦，而是难，至于怎么难，也很难说。我复信，说也有此种无着落之感，对付的办法只能是祖先留在俗语里的，“耳不听，心不烦”，换个全面而精确的说法是：尽力求不见，不闻，不思，顺日常生活习惯之流而下。信发了，静坐一会儿，“思”不听话，硬找上门，才发现复信所云，即使不好说是自欺欺人，也总是站不住脚了。想得很多，于是旧病复发，也想说说。拿起笔，先要标题，为了难。浮到心头的有一些，如“老者安之”，近于吉祥话，不合适，“关于老年的想望和实行的两歧”，过于缠夹，又字数太多，也不合适，“大红牌楼之梦”，离诗太近，离实际太远，又点不能代面，更不合适，总之，难于找到个合意的。正在此时，灵机一动，忽然想到玉溪生，于是学他以无题表难说的妙法，也以“无题”为题。不过题虽无，内容却有个大致的轮廓，是围绕着老的难而胡思乱想。能够想出一些道道，当然好；不能，摸摸底，甚至知难而退，也好。
关于老，也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在想想、说说、写写的范围内是一回事，在现实范围内是另一回事，前者容易而后者难。容易的也可以说说。《庄子·大宗师》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气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其中说到老，认为可以换来“佚”，很乐观。真是这样吗？这要看所谓佚是指什么。庄子把佚放在劳之后，可见所谓佚是指“不劳累”，其意是子孙成了人，把生产重担接过去，自己就可以闲散享清福了。佚还有“安”义，性质或所求就高多了。安有身心之别：身安是没有被动的劳累，没有病苦；心安难说，不得已，只好用一句废话形容，是感到这样正好，不再希求什么。但身心紧密相连，身不安必致成为或表现为心不安，所以昔人说所求，常常不提身而只说心安理得。
为了化复杂为简单，我们无妨把佚的二义分开，说不劳累义主要指身，安义主要指心。这样，用现实来衡量佚我以老说法的对错，显然，用不劳累义，对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但也不能完全对，因为世间很复杂，就是有了退休（高级的曰离休）制度的现在，也总会有老了，还不能不靠劳动挣饭吃的；用安义，对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因为，上上人物如曹公孟德，还不能忘怀于分香卖履，等而下之的凡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其间，还有个情况，也要说一下，是老与死关系近，于是随着老而来的就常常不是佚，而是怕，怕一旦撒手而去，黄金屋，颜如玉，都成为一场空。不过，依我们神州的传统，死是必须忌讳的，这里也就只好说与死无关的老。可以不劳累了，或说有了佚的条件，而心偏偏不能佚，如我那位朋友，我，以及无数的同道那样，怎么办？或至少是，怎么解释？
理论上或想象中，心安可以有两种状态，虚和实。虚是无，所想，比喻说，寂然不动，所得自然是安然；实是有所想，而且是专注于什么，这就成为不游移的定，所得是另一种安然。昔日的圣哲，有不少是推重前一种安的，《诗经》说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老子设想的“虚其心，实其腹”，禅宗设想的“自性清净”，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但这种心理状态，近于无梦的睡，可能吗？证验，很难。例如十几年前，我在张家口，秋阳以曝之的时候，多次看到，五六位男老人坐在街头商店的檐下，不视不语，安静如参禅，我曾想，这大概就是老子所向往的虚其心吧？但继而一想，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人不可貌相，比如其中的某一位，也许正在为儿媳的发脾气而烦恼，那就是身似安而心很不安了。总之，至少就得天不独厚的人说，求心安，走虚的这条路是既大难又没有把握的。
实的路呢？有多种。想分为两类，曰进取，曰保守。先说进取型的，可以名为“老骥伏枥”。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走这一条路，不服老，所以说“不知老之将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为，心有所注，有时还会想到有志竟成之后的所得，总可以心安了吧？儒门之外，走这条路的也是无限之多。廉颇流亡到魏国，“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这英风使千年后的辛稼轩还不禁感慨系之，写词发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书呆子不能金戈铁马，至死眼不离书，手不离笔，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再说保守型的，是为可有可无之事，以遣退休之生。
这也是古已有之，但今日成为遍地皆是。花样有多种：守旧派可以坐着下棋，走着摇画眉鸟笼，或者兴之所至，哼几句京戏；维新派可以穿上老年时装，排入什么队，跳老年迪斯科，甚至唱几句流行歌曲。语云，无癖不可以为人，又云，好者为乐，得其乐，也就可以心安了吧？但是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如廉颇、辛稼轩，虽然志在千里，实际却是壮志未酬，未酬，显然心就不能安。退一步讲，就是壮志酬了，如汉高祖，回首当年，也不是事事如意，可见仍是心不能安。养鸟、跳迪斯科等等也是这样，尤其意在借此以淡化心烦的，常常是，表面看，不愁衣食，福寿双全，实际却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这样，虚，实，当做治疗心不安的药，就都不能有特效。原因何在？形而上的，难说。只说形而下的，再缩小，只说寸心知的。病源可能不只一种。俗语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很遗憾，常常是难忘当年勇。“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重则会引来眼泪，轻也会引来心不安。当年，舍不得，还是消极一面，力之小者。还有力之大者，积极一面的，那就厉害多了，是一种缥缈而又黏着的难以名言的想望，在心头，甚至在梦里，徘徊，寻，不得，逐，不去，于是迫压反而成为一种空虚感。感是收，紧接着是放，成为情，也许就是爱菊的陶公之所谓“闲情”吧？其性质，难言，表现于外却不难把捉，是重则为悲伤，轻则为怅惘，总之是表现为心不安。
怎么办？我的私见，是不宜于用大禹王的尊人鲧的办法，堵而塞之。要疏导，也就是容许这种想望存在，甚至驰骋。想望是有所求，即使是缥缈的，这在老年，合适吗？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提倡谦受益，反对有所求。其实又不尽然。理由有释义的，是他所谓“得”的对象，指与“利”有关的，闲情的所求与利无关，或关系很小。理由还有举事的，是他夫子自道，说“吾与点也”，所与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缥缈的想望，他不只容忍，而且深思成为事实，可见是不在戒之内的。
但是可惜，成为事实却大不易。原因都可以归诸缥缈。其一，因为缥缈，就不像想买一件长城风雨衣，吃一顿全聚德烤鸭，那样容易实现。其二，也因为缥缈，它就容易来去无踪而且无定，具体说是，有时以为它一晃之后消失了，蓦然回首，它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驱之不去，有时还自来。只得再问一次，怎么办？我的办法是借用蔡元培校长的发明创造，“兼容并包”，就是：想望任它想望，不能成为现实任它不能成为现实。随世风，话还无妨说得吓人一些，那就成为“心在天上、脚在地上主义”。
此话怎讲？可以现身说法，用许多实例来说明。但是闲话不宜于过长，只好化多为一，只说一种显着的。时间说不准，总是花甲之后，应该写《归田录》而没有条件写的时候吧，常常兴起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愿望。狐死首丘，做白日梦，想在自己住过的一些地方选取其一。生地，残败，山林，孤寂，不多计算就选了第二故乡的通县，学校西边不远的“大红牌楼”。我在通县住了六年，未曾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可是回顾，可怀念的地方还是不少，如东门外的运河滨，北门内的西海子和燃灯塔，新城南墙外的复兴庄，西门外的闸桥，都是。而最系心并曾入梦的却是大红牌楼。通县有旧新两城，旧在东，由西面展出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城，推想是用以保护东仓、西仓两个粮仓的，名为新城。粮仓靠南，运粮的路在西仓的西墙外，南北直直的一条石路，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的牌楼，于是我们称西仓以西这一带为大红牌楼。
石路北口外是新城的贯通东西的大街，东通旧城，西通西门。我们学校在街北，校门在石路北端以东的一两箭之远。石路北口外有几家小商店，印象深的是两家小饭馆，路南的Woman馆和路北的张家小铺。张家小铺师徒二人，卖的肉饼和炸酱面，我们一直觉得很好吃。西仓早已无粮，成为大空场，我们可以自由进入踢足球。顺石路南行到城根，有门洞通潞河中学，那里有护城小河，草地，西式小楼，风景很美。因此，无论我们是去踢球还是往潞河中学去玩，都要经过大红牌楼。石路以西是一片树林，由小径望过去，有稀疏的人家，柴门小院，鸟语花香，间或可以看见晾衣服的人影，以及一点点炊烟。什么样的人家呢？竟至没有进去看看。30年代初我离开通县，一晃40年过去，还是没有结庐的条件。可是有了结庐的幻想，于是就闭目画梦，常常想到大红牌楼。想，有一次还入了梦，好像那里还是那么幽静，树林里，竟有了我自己的一个小院，窗下一棵海棠树正开花，窗内有轻轻的语声。
以上说的是心在天上的一半。还有脚在地上的一半，也要说说。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早期，我两次到通县。后一次是专为访旧，连母校也进去了。室内院内都空空，据说是西仓盖了新房，迁了。当然要想到大红牌楼，可是沉吟一下，没有敢去，怕的是仅存的梦也随着人烟稠密而幻灭。不看，旧日的柴门小院和鸟语花香永在，于是心就可以长在天上。但脚是不能到天上的，我就还可以靠它们二位，居家上下楼，出门挤公共车。重复一遍，此之谓心在天上、脚在地上主义。
同病的读者会问，这样就可以获得心安吗？不得已，再加一味药，曰尽人力，听天命。天命降，成为现实；如果现实竟是没有绝对心安，老了，就更应该承认现实。这承认的心理表现也许是“安于不安”，所谓烦恼即是菩提，或阿Q式的胜利，虽然也是接受定命，却尽人力而苦中作乐，总比终日愁眉苦脸，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