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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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无 题

一位比我年岁大的朋友来信,说今冬身体不好,有时卧床,想到与“老”有关的一些问题,觉得佛家列老为四苦之一,还未免把情况看得太简单了,即如他,所感到的常常不是苦,而是难,至于怎么难,也很难说。我复信,说也有此种无着落之感,对付的办法只能是祖先留在俗语里的,“耳不听,心不烦”,换个全面而精确的说法是:尽力求不见,不闻,不思,顺日常生活习惯之流而下。信发了,静坐一会儿,“思”不听话,硬找上门,才发现复信所云,即使不好说是自欺欺人,也总是站不住脚了。想得很多,于是旧病复发,也想说说。拿起笔,先要标题,为了难。浮到心头的有一些,如“老者安之”,近于吉祥话,不合适,“关于老年的想望和实行的两歧”,过于缠夹,又字数太多,也不合适,“大红牌楼之梦”,离诗太近,离实际太远,又点不能代面,更不合适,总之,难于找到个合意的。正在此时,灵机一动,忽然想到玉溪生,于是学他以无题表难说的妙法,也以“无题”为题。不过题虽无,内容却有个大致的轮廓,是围绕着老的难而胡思乱想。能够想出一些道道,当然好;不能,摸摸底,甚至知难而退,也好。

关于老,也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在想想、说说、写写的范围内是一回事,在现实范围内是另一回事,前者容易而后者难。容易的也可以说说。《庄子·大宗师》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气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其中说到老,认为可以换来“佚”,很乐观。真是这样吗?这要看所谓佚是指什么。庄子把佚放在劳之后,可见所谓佚是指“不劳累”,其意是子孙成了人,把生产重担接过去,自己就可以闲散享清福了。佚还有“安”义,性质或所求就高多了。安有身心之别:身安是没有被动的劳累,没有病苦;心安难说,不得已,只好用一句废话形容,是感到这样正好,不再希求什么。但身心紧密相连,身不安必致成为或表现为心不安,所以昔人说所求,常常不提身而只说心安理得。

为了化复杂为简单,我们无妨把佚的二义分开,说不劳累义主要指身,安义主要指心。这样,用现实来衡量佚我以老说法的对错,显然,用不劳累义,对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但也不能完全对,因为世间很复杂,就是有了退休(高级的曰离休)制度的现在,也总会有老了,还不能不靠劳动挣饭吃的;用安义,对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因为,上上人物如曹公孟德,还不能忘怀于分香卖履,等而下之的凡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其间,还有个情况,也要说一下,是老与死关系近,于是随着老而来的就常常不是佚,而是怕,怕一旦撒手而去,黄金屋,颜如玉,都成为一场空。不过,依我们神州的传统,死是必须忌讳的,这里也就只好说与死无关的老。可以不劳累了,或说有了佚的条件,而心偏偏不能佚,如我那位朋友,我,以及无数的同道那样,怎么办?或至少是,怎么解释?

理论上或想象中,心安可以有两种状态,虚和实。虚是无,所想,比喻说,寂然不动,所得自然是安然;实是有所想,而且是专注于什么,这就成为不游移的定,所得是另一种安然。昔日的圣哲,有不少是推重前一种安的,《诗经》说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老子设想的“虚其心,实其腹”,禅宗设想的“自性清净”,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但这种心理状态,近于无梦的睡,可能吗?证验,很难。例如十几年前,我在张家口,秋阳以曝之的时候,多次看到,五六位男老人坐在街头商店的檐下,不视不语,安静如参禅,我曾想,这大概就是老子所向往的虚其心吧?但继而一想,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人不可貌相,比如其中的某一位,也许正在为儿媳的发脾气而烦恼,那就是身似安而心很不安了。总之,至少就得天不独厚的人说,求心安,走虚的这条路是既大难又没有把握的。

实的路呢?有多种。想分为两类,曰进取,曰保守。先说进取型的,可以名为“老骥伏枥”。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走这一条路,不服老,所以说“不知老之将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为,心有所注,有时还会想到有志竟成之后的所得,总可以心安了吧?儒门之外,走这条路的也是无限之多。廉颇流亡到魏国,“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这英风使千年后的辛稼轩还不禁感慨系之,写词发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书呆子不能金戈铁马,至死眼不离书,手不离笔,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再说保守型的,是为可有可无之事,以遣退休之生。

这也是古已有之,但今日成为遍地皆是。花样有多种:守旧派可以坐着下棋,走着摇画眉鸟笼,或者兴之所至,哼几句京戏;维新派可以穿上老年时装,排入什么队,跳老年迪斯科,甚至唱几句流行歌曲。语云,无癖不可以为人,又云,好者为乐,得其乐,也就可以心安了吧?但是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如廉颇、辛稼轩,虽然志在千里,实际却是壮志未酬,未酬,显然心就不能安。退一步讲,就是壮志酬了,如汉高祖,回首当年,也不是事事如意,可见仍是心不能安。养鸟、跳迪斯科等等也是这样,尤其意在借此以淡化心烦的,常常是,表面看,不愁衣食,福寿双全,实际却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这样,虚,实,当做治疗心不安的药,就都不能有特效。原因何在?形而上的,难说。只说形而下的,再缩小,只说寸心知的。病源可能不只一种。俗语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很遗憾,常常是难忘当年勇。“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重则会引来眼泪,轻也会引来心不安。当年,舍不得,还是消极一面,力之小者。还有力之大者,积极一面的,那就厉害多了,是一种缥缈而又黏着的难以名言的想望,在心头,甚至在梦里,徘徊,寻,不得,逐,不去,于是迫压反而成为一种空虚感。感是收,紧接着是放,成为情,也许就是爱菊的陶公之所谓“闲情”吧?其性质,难言,表现于外却不难把捉,是重则为悲伤,轻则为怅惘,总之是表现为心不安。

怎么办?我的私见,是不宜于用大禹王的尊人鲧的办法,堵而塞之。要疏导,也就是容许这种想望存在,甚至驰骋。想望是有所求,即使是缥缈的,这在老年,合适吗?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提倡谦受益,反对有所求。其实又不尽然。理由有释义的,是他所谓“得”的对象,指与“利”有关的,闲情的所求与利无关,或关系很小。理由还有举事的,是他夫子自道,说“吾与点也”,所与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缥缈的想望,他不只容忍,而且深思成为事实,可见是不在戒之内的。

但是可惜,成为事实却大不易。原因都可以归诸缥缈。其一,因为缥缈,就不像想买一件长城风雨衣,吃一顿全聚德烤鸭,那样容易实现。其二,也因为缥缈,它就容易来去无踪而且无定,具体说是,有时以为它一晃之后消失了,蓦然回首,它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驱之不去,有时还自来。只得再问一次,怎么办?我的办法是借用蔡元培校长的发明创造,“兼容并包”,就是:想望任它想望,不能成为现实任它不能成为现实。随世风,话还无妨说得吓人一些,那就成为“心在天上、脚在地上主义”。

此话怎讲?可以现身说法,用许多实例来说明。但是闲话不宜于过长,只好化多为一,只说一种显着的。时间说不准,总是花甲之后,应该写《归田录》而没有条件写的时候吧,常常兴起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愿望。狐死首丘,做白日梦,想在自己住过的一些地方选取其一。生地,残败,山林,孤寂,不多计算就选了第二故乡的通县,学校西边不远的“大红牌楼”。我在通县住了六年,未曾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可是回顾,可怀念的地方还是不少,如东门外的运河滨,北门内的西海子和燃灯塔,新城南墙外的复兴庄,西门外的闸桥,都是。而最系心并曾入梦的却是大红牌楼。通县有旧新两城,旧在东,由西面展出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城,推想是用以保护东仓、西仓两个粮仓的,名为新城。粮仓靠南,运粮的路在西仓的西墙外,南北直直的一条石路,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的牌楼,于是我们称西仓以西这一带为大红牌楼。

石路北口外是新城的贯通东西的大街,东通旧城,西通西门。我们学校在街北,校门在石路北端以东的一两箭之远。石路北口外有几家小商店,印象深的是两家小饭馆,路南的Woman馆和路北的张家小铺。张家小铺师徒二人,卖的肉饼和炸酱面,我们一直觉得很好吃。西仓早已无粮,成为大空场,我们可以自由进入踢足球。顺石路南行到城根,有门洞通潞河中学,那里有护城小河,草地,西式小楼,风景很美。因此,无论我们是去踢球还是往潞河中学去玩,都要经过大红牌楼。石路以西是一片树林,由小径望过去,有稀疏的人家,柴门小院,鸟语花香,间或可以看见晾衣服的人影,以及一点点炊烟。什么样的人家呢?竟至没有进去看看。30年代初我离开通县,一晃40年过去,还是没有结庐的条件。可是有了结庐的幻想,于是就闭目画梦,常常想到大红牌楼。想,有一次还入了梦,好像那里还是那么幽静,树林里,竟有了我自己的一个小院,窗下一棵海棠树正开花,窗内有轻轻的语声。

以上说的是心在天上的一半。还有脚在地上的一半,也要说说。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早期,我两次到通县。后一次是专为访旧,连母校也进去了。室内院内都空空,据说是西仓盖了新房,迁了。当然要想到大红牌楼,可是沉吟一下,没有敢去,怕的是仅存的梦也随着人烟稠密而幻灭。不看,旧日的柴门小院和鸟语花香永在,于是心就可以长在天上。但脚是不能到天上的,我就还可以靠它们二位,居家上下楼,出门挤公共车。重复一遍,此之谓心在天上、脚在地上主义。

同病的读者会问,这样就可以获得心安吗?不得已,再加一味药,曰尽人力,听天命。天命降,成为现实;如果现实竟是没有绝对心安,老了,就更应该承认现实。这承认的心理表现也许是“安于不安”,所谓烦恼即是菩提,或阿Q式的胜利,虽然也是接受定命,却尽人力而苦中作乐,总比终日愁眉苦脸,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