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生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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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记 忆

不久以前,孩子送来一本《汉语拼音词汇》,说是我的书。我想那是错了,我不会买这种性质的书。翻开看看,扉页上竟有题字,确是赠给我的,下款署“周梦贤”,还有我补写的时间,是1965年5月24日。我搜索枯肠,终于想不起来这位周君是什么人,是在哪里认识的。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距离现在正好是两纪,许多事就从记忆里溜掉,并一点点痕迹也不留,我不能不兴起很浓的伤逝之感。

我想到我常常提到的一点意思,是一切技艺,想成家,必须三项条件俱全,天资、功力和学识,后两项可以人为,前一项只能靠定命。我想记忆力也是这样,上天吝啬,不多赋予,你着急也没有用。这样说,至少是在这方面,我是失败主义者。或中庸一些,是怀疑主义者,怀疑多种增强记忆力的秘方,我推想,那功效还只能在功力范围之内,而不能以人力变天。至于我,还有可悲的一种越渴越吃盐的情况,是而立之年患贫血病,据说这是会严重影响记忆力的。总之,情况就成为,往事如烟,许多经历若有若无,因而不想则已,一想就不能不感到所失过多的悲哀。譬如有一次,大概是1960年前后,小民都填不满肚皮的时候,同学刘君喜欢苦中作乐,述说昔年的吃,其中一件是30年代初期,旧历正月初一,我们一同逛东岳庙的事。他说那天和暖,回来的路上,进朝阳门,很渴,进一个元宵铺吃元宵,问掌柜的可以不可以多喝些汤,掌柜的说:“您随便,就是不吃元宵也可以随便喝。”于是我喝了两碗,他喝了三碗。说完,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是一种“失”,照《庄子·大宗师》篇的讲法,无所谓。我修养太差,不能舍,所以就不免于烦恼。

也就因此,对于记忆力强的人,我总是有羡慕之心。说起记忆力强的人,记载,传说,如应奉之记半面,杨愔之记草驴,多了。又据说古希腊雅典的一位政治家,全国公民十万,他都认识,能叫出名字。还有更突出的,恕我记不清见于什么笔记,是苏州一个读书人,出门没带雨具,遇雨,到街头一个小染坊暂避。无聊,见柜台上有一本收活的账,记某月日收到什么人的什么料若干尺,染什么颜色,何日交活等等。一本将写满,他翻看一过,恰好雨停了,道谢离开。过了三五天,小染坊失火,偏偏把临街的门面烧了,账自然随着成为灰烬。掌柜的急得要死,这位读书人听说,就给补写了一份。这就比雅典的政治家更为难及,因为那位是有意记,这位是无意记。但这两位的事迹都来自据说,可靠性如何就难说了。说个可靠性没问题的,那是北宋的大学者刘敞(字原父),有名的博雅之士,《宋稗类钞》记载,欧阳修常向他请教。有一次,欧阳修派人来问入阁的起源,说急用,他拿起笔就写,完了,跟别人说:“好个欧九(欧阳修行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说欧阳修不甚读书,大概没有人相信,推想事实是,都读得很多,只是刘敞记忆力好,成为活书库,欧阳修就不能不甘拜下风了。

旧日记载,像刘敞这样,记忆力特强,大致可信的,很多,举不胜举。只好换个方向,想想有没有我亲见的。用力搜索,居然找到一位,用旧称呼,是一个小饭馆的跑堂的。那小饭馆在北京宣武门外草厂口略北路东。以下倒叙,是40年代晚期,小饭馆邻近有个长城印刷厂,副经理赵君是我的朋友,因而我主编的一个月刊在那里排印。有一天近午,我去看清样,经理王君和赵君招待我,到那个小饭馆吃午饭。喝一杯白酒,本未想说而话来,我就说,这地方,我以前还吃过饭。其时那位跑堂的,看来四十岁上下,正在旁边,接过去说:“是,16年前吃过两次。”我大吃一惊,因为说得完全对。那是1931年春天,我由师范学校毕业,随着全班同学到北京参观,住在小饭馆对面的燕冀中学,所以曾就近在那里吃,至于是否两次,我也记不清了。我佩服他的记忆力,也感激他没有忘掉16年前像我这样毫无特色的穷学生。

像他这样记忆力强的人,以及次于他却比我强得多的人,谈到昔年的人和事,都使我既羡慕又烦恼。这高下之别使我有时想到记忆的性质,或说记忆力的生理来源。我不懂以生理为基础的心理学,有时设想,人所经历,长久不忘,是不是像印刷排版后打型那样,外界事物的性状一压,脑神经或脑细胞上也出现凹凸不平的痕迹,于是把应记的一切保存在上面?如果是这样,那我的脑神经或脑细胞就近于顽固不化,压时虽然也出现一些凹凸,但不久就复旧,凹凸成为不明显甚至完全平了,应记的自然就随着化为空无。如果我的设想有些道理,这脑神经或脑细胞的顽固不化就是我得天独薄,只能认命了。

记忆的清晰、模糊以至消亡,是沿着时间的水流渐变的,这使我有时又想到“时间”。时间是个怪东西,它无形无声,其(常识的)存在和性质,是我们由许多所觉知的事物推出来的。以“现在”为例,我们常说,像是也知道它何所指,其实稍一追问,如最简单的,它的长度,就会茫然。而就以这茫然为中心,由记忆推出有“过去”,用归纳法推出有“将来”。——这还是说康德的时间。20世纪又冒出个爱因斯坦,说时间的快慢并不像康德设想的那样,均匀而万古不变,而是因事物活动的速度不同而有变化。这样,就理论说,我们安坐,散步,乘汽车,乘飞机,所经历的时间就成为四种,而不是我们钟表上的一分等于六十秒的一种了。这颇难领会,联系记忆的变,多歧,我常常感到可怕。怕的是人力难于胜天,甚至难于知天。

还是说记忆,我是失败主义者,当然要承认人力难于胜天。有人说,这也不无好处,像是有个哲人说过,时间能够使痛苦淡化;如果不是这样,那生活的担子就更加沉重了。这等于说,随着时间的流动,清晰的记忆化为模糊,以至消亡,也会带来好处。我想,这是随缘主义者的美妙想法:成,为王,很好;败,为寇,也不坏。人各有见,或人各有感,只好随他。至于我,所感就不同,而是:败,不免于怅惘;成,更糟,不免于悔恨。以下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

先说记不清。记不清是有所失。这所失是无形的,像是可以不必计较,其实不然。哲理方面的理由难说,只好不说,单说事实方面的。先说一件近的,是一年半以前,写什么,要查看敦煌本《六祖坛经》。1966年大革命,先是因为必须反唯心论,后是因为所居地盘缩小,不得不清除有关佛学的书。但像是清楚地记得,几种《六祖坛经》都留下,因为还不想舍弃禅。又像是清楚地记得,就放在某一个书柜的最下层。于是抱着唾手可得的必胜信心,打开柜门去拿。可是找,竟没有。还以为是记错地方,仍旧抱着必胜的信心,到其他地方找。

直到找遍所有存书的地方,还是没有,才放弃必胜的信心,垂头,对着看不见的可怜的记忆力长叹一口气。再说一件远的,是50年代中期,我正在工作单位的一间房里看稿,有人叩门找我。我出去,那位来客很热情,握着我的手嘻嘻笑,并且故意问了一句:“还认识我吗?”我一愣,不好答话。他也一愣,很明显是感到意外,于是加说一句:“是哈尔滨来的。”我还是茫然。他的意外变为当机立断,说:“我是谁谁,你不认识了?”我哎哟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想不到是你,我记性太坏了。”这使我很难过,也很难堪,因为40年代后期,他也住在北京,我们不但交情很厚,而且过从很密,他回东北以后,还不断有书信来往。想不到几年不见,他的清瘦的外貌就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自然,我的记忆的口袋里还没有成为空无。有些什么呢?琐屑的,或关系不大的,包括能背诵的子曰、诗云等等,都可以不说。值得衡量一下的是与价值观念有关的,即诸多行事之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对的,也总当有一些吧?可是很奇怪,常常浮上心头的差不多都是坏的和错的。这些还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低级的来于自己的迂和不通世故,引起的心情是“悔”。还有高级的,来于自己的天机浅和修养差,引起的心情是“悔”加“愧”。两个等级相比,后者是更严重的失误,给我带来的伤痛也就更多。而说起这伤痛,又是由来远矣,记得若干年前,还求友人王君刻了个图章,曰“行多不是”。全句是“回思昔所行多不是”,记得是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说的,见于何书也忘了,我断章而取其全义,一则表示自伤,二则表示自勉。值得痛心的是,若干年过去,有时算算生涯之账,毫无例外,都是自伤之意有增无减,自勉之意则完全落了空。

就是这样,想到有关记忆的种种,我一则以喜,因为我还没有像我的一位舅父那样,得病记忆力丧失,连舅母也不认识了;又一则以惧,因为它既使我怅惘,又使我悔和愧。我写这篇闲话,主要是想说说这后一种的后一半,就是分明记得:行,多失误;心,多悔和愧。为什么要这样揭伤疤?曰:并无求什么人谅解之意,只是不愿意以半面妆见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