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孩子送来一本《汉语拼音词汇》，说是我的书。我想那是错了，我不会买这种性质的书。翻开看看，扉页上竟有题字，确是赠给我的，下款署“周梦贤”，还有我补写的时间，是1965年5月24日。我搜索枯肠，终于想不起来这位周君是什么人，是在哪里认识的。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距离现在正好是两纪，许多事就从记忆里溜掉，并一点点痕迹也不留，我不能不兴起很浓的伤逝之感。
我想到我常常提到的一点意思，是一切技艺，想成家，必须三项条件俱全，天资、功力和学识，后两项可以人为，前一项只能靠定命。我想记忆力也是这样，上天吝啬，不多赋予，你着急也没有用。这样说，至少是在这方面，我是失败主义者。或中庸一些，是怀疑主义者，怀疑多种增强记忆力的秘方，我推想，那功效还只能在功力范围之内，而不能以人力变天。至于我，还有可悲的一种越渴越吃盐的情况，是而立之年患贫血病，据说这是会严重影响记忆力的。总之，情况就成为，往事如烟，许多经历若有若无，因而不想则已，一想就不能不感到所失过多的悲哀。譬如有一次，大概是1960年前后，小民都填不满肚皮的时候，同学刘君喜欢苦中作乐，述说昔年的吃，其中一件是30年代初期，旧历正月初一，我们一同逛东岳庙的事。他说那天和暖，回来的路上，进朝阳门，很渴，进一个元宵铺吃元宵，问掌柜的可以不可以多喝些汤，掌柜的说：“您随便，就是不吃元宵也可以随便喝。”于是我喝了两碗，他喝了三碗。说完，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是一种“失”，照《庄子·大宗师》篇的讲法，无所谓。我修养太差，不能舍，所以就不免于烦恼。
也就因此，对于记忆力强的人，我总是有羡慕之心。说起记忆力强的人，记载，传说，如应奉之记半面，杨愔之记草驴，多了。又据说古希腊雅典的一位政治家，全国公民十万，他都认识，能叫出名字。还有更突出的，恕我记不清见于什么笔记，是苏州一个读书人，出门没带雨具，遇雨，到街头一个小染坊暂避。无聊，见柜台上有一本收活的账，记某月日收到什么人的什么料若干尺，染什么颜色，何日交活等等。一本将写满，他翻看一过，恰好雨停了，道谢离开。过了三五天，小染坊失火，偏偏把临街的门面烧了，账自然随着成为灰烬。掌柜的急得要死，这位读书人听说，就给补写了一份。这就比雅典的政治家更为难及，因为那位是有意记，这位是无意记。但这两位的事迹都来自据说，可靠性如何就难说了。说个可靠性没问题的，那是北宋的大学者刘敞（字原父），有名的博雅之士，《宋稗类钞》记载，欧阳修常向他请教。有一次，欧阳修派人来问入阁的起源，说急用，他拿起笔就写，完了，跟别人说：“好个欧九（欧阳修行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说欧阳修不甚读书，大概没有人相信，推想事实是，都读得很多，只是刘敞记忆力好，成为活书库，欧阳修就不能不甘拜下风了。
旧日记载，像刘敞这样，记忆力特强，大致可信的，很多，举不胜举。只好换个方向，想想有没有我亲见的。用力搜索，居然找到一位，用旧称呼，是一个小饭馆的跑堂的。那小饭馆在北京宣武门外草厂口略北路东。以下倒叙，是40年代晚期，小饭馆邻近有个长城印刷厂，副经理赵君是我的朋友，因而我主编的一个月刊在那里排印。有一天近午，我去看清样，经理王君和赵君招待我，到那个小饭馆吃午饭。喝一杯白酒，本未想说而话来，我就说，这地方，我以前还吃过饭。其时那位跑堂的，看来四十岁上下，正在旁边，接过去说：“是，16年前吃过两次。”我大吃一惊，因为说得完全对。那是1931年春天，我由师范学校毕业，随着全班同学到北京参观，住在小饭馆对面的燕冀中学，所以曾就近在那里吃，至于是否两次，我也记不清了。我佩服他的记忆力，也感激他没有忘掉16年前像我这样毫无特色的穷学生。
像他这样记忆力强的人，以及次于他却比我强得多的人，谈到昔年的人和事，都使我既羡慕又烦恼。这高下之别使我有时想到记忆的性质，或说记忆力的生理来源。我不懂以生理为基础的心理学，有时设想，人所经历，长久不忘，是不是像印刷排版后打型那样，外界事物的性状一压，脑神经或脑细胞上也出现凹凸不平的痕迹，于是把应记的一切保存在上面？如果是这样，那我的脑神经或脑细胞就近于顽固不化，压时虽然也出现一些凹凸，但不久就复旧，凹凸成为不明显甚至完全平了，应记的自然就随着化为空无。如果我的设想有些道理，这脑神经或脑细胞的顽固不化就是我得天独薄，只能认命了。
记忆的清晰、模糊以至消亡，是沿着时间的水流渐变的，这使我有时又想到“时间”。时间是个怪东西，它无形无声，其（常识的）存在和性质，是我们由许多所觉知的事物推出来的。以“现在”为例，我们常说，像是也知道它何所指，其实稍一追问，如最简单的，它的长度，就会茫然。而就以这茫然为中心，由记忆推出有“过去”，用归纳法推出有“将来”。——这还是说康德的时间。20世纪又冒出个爱因斯坦，说时间的快慢并不像康德设想的那样，均匀而万古不变，而是因事物活动的速度不同而有变化。这样，就理论说，我们安坐，散步，乘汽车，乘飞机，所经历的时间就成为四种，而不是我们钟表上的一分等于六十秒的一种了。这颇难领会，联系记忆的变，多歧，我常常感到可怕。怕的是人力难于胜天，甚至难于知天。
还是说记忆，我是失败主义者，当然要承认人力难于胜天。有人说，这也不无好处，像是有个哲人说过，时间能够使痛苦淡化；如果不是这样，那生活的担子就更加沉重了。这等于说，随着时间的流动，清晰的记忆化为模糊，以至消亡，也会带来好处。我想，这是随缘主义者的美妙想法：成，为王，很好；败，为寇，也不坏。人各有见，或人各有感，只好随他。至于我，所感就不同，而是：败，不免于怅惘；成，更糟，不免于悔恨。以下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
先说记不清。记不清是有所失。这所失是无形的，像是可以不必计较，其实不然。哲理方面的理由难说，只好不说，单说事实方面的。先说一件近的，是一年半以前，写什么，要查看敦煌本《六祖坛经》。1966年大革命，先是因为必须反唯心论，后是因为所居地盘缩小，不得不清除有关佛学的书。但像是清楚地记得，几种《六祖坛经》都留下，因为还不想舍弃禅。又像是清楚地记得，就放在某一个书柜的最下层。于是抱着唾手可得的必胜信心，打开柜门去拿。可是找，竟没有。还以为是记错地方，仍旧抱着必胜的信心，到其他地方找。
直到找遍所有存书的地方，还是没有，才放弃必胜的信心，垂头，对着看不见的可怜的记忆力长叹一口气。再说一件远的，是50年代中期，我正在工作单位的一间房里看稿，有人叩门找我。我出去，那位来客很热情，握着我的手嘻嘻笑，并且故意问了一句：“还认识我吗？”我一愣，不好答话。他也一愣，很明显是感到意外，于是加说一句：“是哈尔滨来的。”我还是茫然。他的意外变为当机立断，说：“我是谁谁，你不认识了？”我哎哟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想不到是你，我记性太坏了。”这使我很难过，也很难堪，因为40年代后期，他也住在北京，我们不但交情很厚，而且过从很密，他回东北以后，还不断有书信来往。想不到几年不见，他的清瘦的外貌就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自然，我的记忆的口袋里还没有成为空无。有些什么呢？琐屑的，或关系不大的，包括能背诵的子曰、诗云等等，都可以不说。值得衡量一下的是与价值观念有关的，即诸多行事之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对的，也总当有一些吧？可是很奇怪，常常浮上心头的差不多都是坏的和错的。这些还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低级的来于自己的迂和不通世故，引起的心情是“悔”。还有高级的，来于自己的天机浅和修养差，引起的心情是“悔”加“愧”。两个等级相比，后者是更严重的失误，给我带来的伤痛也就更多。而说起这伤痛，又是由来远矣，记得若干年前，还求友人王君刻了个图章，曰“行多不是”。全句是“回思昔所行多不是”，记得是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说的，见于何书也忘了，我断章而取其全义，一则表示自伤，二则表示自勉。值得痛心的是，若干年过去，有时算算生涯之账，毫无例外，都是自伤之意有增无减，自勉之意则完全落了空。
就是这样，想到有关记忆的种种，我一则以喜，因为我还没有像我的一位舅父那样，得病记忆力丧失，连舅母也不认识了；又一则以惧，因为它既使我怅惘，又使我悔和愧。我写这篇闲话，主要是想说说这后一种的后一半，就是分明记得：行，多失误；心，多悔和愧。为什么要这样揭伤疤？曰：并无求什么人谅解之意，只是不愿意以半面妆见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