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稍浏览一下那些混杂着多种宗教成分的国家的就业情况统计表，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高级技工中，特别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一部分。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以及在德国天主教的会议上都对这一情况作过多次的讨论。这与宗教、民族以及文化发展的差异状况相一致（比如东部德意志人与波兰人之间的状况）。在别的地方，如果够依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切实改变社会中人口的分布并优化就业结构，那么，这一国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会大致如此。越放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改变的效果越显著。
当然，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技工中，新教徒占绝大部分的事实，也有一部分历史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古代，那时宗教派别并不是经济状况的影响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经济状况的结果。要想获得上述职业，通常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接受有偿的教育与培训，这两者大多时候都需要同时具备。而这种情况按现在的状况来说，只有掌握丰厚的遗产的人才具备，最起码也要有充足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帝国某些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环境优越的地区（尤其是富庶的城镇）都成为新教的领域。时至今日，这一转变的结果还使新教徒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问题：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为何也是教会改革最初的拥护者？这个问题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做出解答。
从传统经济中解放出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这一趋势——以怀疑一切传统统治的权威性的精神来质疑传统宗教的尊严。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易于被人们所忽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失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与此相反，另一种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手法。这表明废弃一种松散而行之无效的传统控制，进而树立一种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这种方式既是使人无法忍受的、又是不得不被强制执行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天主教的这一教规一如先前那样在今日的生活中得到切实的贯彻，现在也已受到了享受现代经济利益的诸多民族的宽容；早在十五世纪之初，地球上最发达与富足的民族已然接受了这一教条。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形是，加尔文教派的教规，一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与苏格兰、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英格兰本土一段时间内所遭遇的那样，成为一种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容忍的对于个体的宗教控制——这同样也是当时荷兰、英格兰、日内瓦等国的绝大多数的旧贵族的想法。在这些富足的地区，宗教改革者最不满意的是教会对这里的生活监督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在当时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这种清教的专制统治产生任何的不满情绪，而且从保卫这种专制的情绪中生发出一种英雄主义。而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不可否认，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从未有过这种英雄主义的表现，此后也未有过。卡莱尔一语道破此中的深意：这是“我们唯一的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
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近代生活中，新教徒拥有较多的所有权与管理位置，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他们继承了更多的财产。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在此举出几个现实的例子：在巴登、巴伐利亚、匈牙利等地，可以看出天主教徒父母与新教徒父母之间，两者为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种类的巨大差异。高等学校中，在校生与毕业生中的天主教徒所占的比例，通常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他们继承财产数额的差异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信天主教的毕业生中，毕业于专门培训技术与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和毕业于一般职业学校的人数比例，都要低于新教徒。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是天主教徒最乐于接受的教育。但这并不能归咎于继承财产的差异，与此恰恰相反，这一状况却造成了很少有天主教徒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局面。
近代工业中，天主教徒在熟练工人中只占少数，这一现象或许可以部分的归咎于这样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毫无疑问，工厂中的大部分熟练工人都来自青年手工业者；而这种情况吸引了多数的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在手工行业中，天主教徒更趋于采取一种保守的姿态，一直固守在本行业中，这也就意味着最终成为师傅；而被吸引到工厂充当工人的新教徒，则更多地处于熟练技工与管理人员的位置上。针对此种情况，只能归结为这样的原因：因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在此是指整个家族和父母双方家庭的宗教气氛所认同的教育类型）决定了本人对职业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一生的职业方向。
天主教徒很少参与近代德国的经济生活。此种表现与任何时代所呈现出的社会发展趋势都背道而驰，因而更令人感到万分惊讶。一般来说，那些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派教徒被迫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因为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游离于政治影响之外，所以总会将自己异乎寻常的力量投入到经济领域中。这一群体中最具有能力的成员都试图在这一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获得认同，因为在政治领域，他们无法得到这样的机会。显而易见，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就明确的证明了这点，他们在那里扩张经济势力的速度远比在本国发展的快。
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教派，英国的非国教派与教友派，以及两千年来一直如此的犹太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但是，德国的天主教徒显然并未因社会地位与他们相同而具有同样的想法。在以前，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无论是遭受迫害还是放宽宗教政策时，在经济领域，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取得惊人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新教徒们（尤其是此后还将详尽讨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某些支系）都本能地呈现出一种对经济理性主义的敏锐洞见；而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是处于以上描述的哪一种情形，都从未有过这种表现。因此，如果只从特定时期的外在政治历史的大环境下来寻求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是徒劳的，而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质才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