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宗教，归结它们所呈现的或曾有过的特质；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特质找出形成以上描述的情况的原因。单从表面的现象看，根据人们通常具有的印象，不免对此种差异做出这样的解释：相对于新教，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它最高理想中的禁欲色彩更是显著，因而信徒们会毫不为现世的利益所动。这种解释正符合评价这两个教派时的普遍倾向。对新教而言，这正好可以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禁欲思想的基础；而对于天主教一方，这种解释正好说明是新教将理想世俗化才使得世风日下。一位作家试图用下述归纳来总结两者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上的差异：“天主教徒更为平和，极少物欲；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而简朴宁静的生活，也不愿为获得名利而整天寻求冒险与刺激，即使他们有这样发财的机会。俗话说：‘吃好睡好，二者不可兼得。’化用在这两者身上，也就是新教徒乐于享受美食，而天主教徒则情愿美美地睡上一觉。”
事实上，这种吃好睡好的欲望，并不能完全恰当地概括近代德国社会中的新教徒各种行为动机的特征。但在过去，这种情形却完全不同：荷兰、英国、美国的清教徒的形象完全与声色犬马毫不沾边。在后面地论述中我们将会认识到这点，这对我们的研究也极为重要。更加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法国地区的新教徒（其他地方的新教徒也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长期甚至有些至今还保留着过去加尔文教派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那些被多次宗教斗争所磨砺出来的特质。但是（难道正是出于这种缘故？后面我们还将提到这一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特质也是促进当时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时期也一直既往地发挥着影响。
假使我们能够将这种宗教热情以及宗教利益在教徒生活中所具有的支配地位称来世精神，那么如今的法国地区的加尔文教徒，仍然同过去一样，其所具有的来世信仰与北日尔曼的天主教徒（就像宗教是所有民族都是至关紧要的事情一般，毫无疑问，天主教对后者也具有同样的影响）比起来毫不逊色；两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以同样的表现游离于主流宗教之外。在法国的天主教中，地位低下的教徒非常热衷于世俗的享乐，而地位高的教徒则对宗教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如今德国的新教徒也同样专注于世俗的经济生活，而本国的上层人物则对宗教极为冷淡。这一鲜明的对比十分清楚地表明：所谓的天主教的来世观念，新教看重现世享乐，以及除此之外的诸多含混的说法都不足以对本书的任何问题作出完满的解释。采用如此含糊其辞的说法，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的情况，更无法对过去的真实情形作出一个合理的交代。假使有人想用这种说辞来解释问题，那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种种见解之外，将会出现另外的综合以上种种看法的推测：来世观念、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讲求实际利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两者之间反而存在着一种极其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基督教的许多灵魂人物都出自工商界，特别是那些最狂热的虔信派信徒大多也是出身于此，这的确令人很吃惊。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能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动。就像阿西西人弗兰西斯那样，很多虔信派教徒也是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的。与此相同，大资本家中，也有很多人（其中也包括西塞·罗兹这样的人物）都出身于牧师家庭，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或许也能够对他们所表现出的禁欲教养的反动作出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为何会以各种形式渗入到同一个群体或集团中，与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最强烈的信仰共存。这一情况并非个案，在新教的漫漫历史征程中，这些特质都为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尤其是加尔文教派，不管它身处何地，这种结合都是它最明显的特征。
在宗教改革的扩张时期，虽然法国胡格诺教（也包括其它新教信仰）的成员很少与一些特定的社会阶层有关联，然而入教的修道士和商人及手艺人却特别多（特别是在宗教迫害时期）。这是非常独特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十分典型的。就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宗教异端（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提倡贸易开放，这一观点同在讨论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时，威廉·佩蒂勋爵所提出的意见刚好吻合。而哥赛因 则把加尔文教派的聚居地形象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有的人还认为，这些共同体所表现出的法国与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对瓦解传统社会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的圈地运动，都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正像我们从科尔贝特的斗争中所了解的，法国早在十六世纪时就已经是这样了。甚至连奥地利这样保守的国家都直接引进了信仰新教的手艺人，其它国家就更是如此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派别都在经济方面表现突出。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力，甚至在德国也是最强大的；与其它教派相比，归正宗（即加尔文宗）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方面似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无论是在乌珀塔尔还是除它之外的地方都是如此。不管是从具体的事例，还是总体实力来做比较，加尔文教都比路德教的影响力大得多，特别是在乌珀塔尔。苏格兰的博克以及英国的大诗人济慈，都曾强调过这些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为惊人的结合值得一提：即在某些信奉来世而又有雄厚资金的派系中，尤其是在公谊会派与门诺派中，宗教信徒的生活方式与卓越的经商手腕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德国和荷兰，门诺派起到了公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相同的作用。在东普鲁士，对待坚决不肯服兵役的门诺教徒，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还是网开一面，因为这些人在促进工业的发展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只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而结合这位君主的作风，未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虔信派教徒身上，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这两种特性完美的结合，可以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此外，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而在这篇导言性质的讨论中，完全没有必要堆砌如此多的实例。已经列举的实例足以说明这样的问题：艰苦劳动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或其他的什么称呼）的觉醒常常被归功于新教的努力，但并非像一般的看法那样是源于他们崇尚世俗的生活，或者也不应该片面地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弗埃特这些旧日的新教与今日的进步生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今天，即便是最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摒弃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恰恰是旧日新教共同厌恶的。倘若一定要从旧日的新教精神的特征中找出一些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内在联系的话，不管怎样寻找，都不可能从多少带有唯物主义或者至少表现反禁欲色彩的现世生活享乐中找到答案，而体会其纯粹的宗教特质才是正路。在谈论英国人时，孟德斯鸠表示（《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诚、商业和自由”。而他们在商业上的所取得辉煌成就与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难道不会以某种必然的方式同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卓著的虔敬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吗？
一旦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大量存在的可能的联系便会模模糊糊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鉴于史料之间存在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尽量理清充斥于我们脑海中的这些模糊的东西，以作出明晰的阐释。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剔除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的那些含混不清而笼统的概念，并竭尽所能地深入到历史上存在过的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思想的特质与差异中去。
但是，在着手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还需要对我们试图解读的那些现象的历史背景的独特性作出分析，其次再讨论在本书的研讨范围之内，这样的分析存在什么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