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成后的满城
在成都府城的西边，旧称少城。秦惠王末年，张仪在成都建大城作为军政机关所在，继筑少城为经济重心。东晋桓温伐蜀夷少城。成都满城大体上奠基于旧少城的遗址，所以成都的满城又称少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兴修的满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具规模，基本修建完毕，建成后的满城，"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其实，所谓满城"高一丈三尺八寸"并非指满城四面城墙均如此，而是特指在清代所修筑的南北两面城墙的高度。因满城东面借用明嘉靖时蜀藩朱让栩所筑藩王府旧城垣(高二丈多)，西面借用成都府府城城墙(高三丈，厚一丈八尺)。仅增筑南北二垣，这使筑城工程量极大减少了，但也带来满城四面城墙高低不一致的问题。
据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观察："北面由西大街、八宝街抵青龙街西口，转南到东门街东口，这一带城墙约一丈三尺高；由东门街东口再南到祠堂街东口，这一段城墙，城砖高大厚实，形势雄壮，是明朝蜀王修建的；又由祠堂街东口向南，经半边桥，沿君平街到小南街南口，西南折抵南较场城墙，与从老西门南来的城墙相接，这段城墙也不很高。"成都满城有五座城门，嘉庆时期所编《四川通志》和《成都县志》均有记载："门五：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南门、大城西门。城楼四。"满城早期各门并无特定名称，只是根据所处地理方位来简单称呼，而在后期满城各门也被冠以名称"迎祥御街小东门、受福羊市小东门、延康小北门、安阜小南门、清远则大城西门"。东门分为两个，陆路上是由羊市街进入的迎祥小东门、而水路上则是由西御街引入的受福小东门，这个门是满营所需日常物资运入的重要通路，满城专门在东面开有两门。可见清代成都满城与汉城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成都发达的东门水路交通是满城所仰仗的。
（一）满城布局规划
从明代天启《成都府图》与光绪五年成都图的对比可以见出，满城所占据的少城地区原是明蜀王下分封的各子孙诸王府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太平府、富顺府、德阳府等都在这里；另外，明代成都的驻军成都卫的右卫中卫也曾驻扎在这里，满城选址在这里，一是利用了明代藩王的王府，一是延用了明代军队驻扎的场所，同时也考虑到西门是古代战争中从双流一带进攻成都的最重要的防卫地点。
将明清两代成都地图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满城地区的城市肌理变化很大。明代时期西城地区与其他地区保持着同一性；然而清代满城出现后，西城地区则与城市其他地区的城市肌理发生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军事性质的满城，在规模上体现了浓厚的政治军事特色。在规划上布局清晰明确，整个满城就像一个大兵营。以今长顺街为中线，在中心街的两旁分布着共有官街八条，兵街四十二条。中街长顺街宽度21米，两旁官街宽度126米左右，兵街宽度7米至4米不等，鱼骨网架式的布局使八旗官兵的分布上下有序，管理方便。
嘉庆前"满城内共有官街八条，兵丁胡同三十三条，后来由于人口增多，坊巷不断增加，兵丁胡同达到四十二条。满城内的建筑结构、衙门位置、营房方位都是按照八旗军的传统规定来安排的。为了在各旗行军、驻扎中有条不紊，八旗驻军有自己的秩序布局传统，在八旗传统中，正黄、镶黄旗的官兵居于北方；正红、镶红旗居西方；正白、镶白旗居东方；正兰、镶兰旗居南方，据说是因五行相克的道理。
满城甲兵的住宅面积，不以亩计，而是以甲计。一甲地，即是一名兵员(披甲人)应分得的一片地。地之大小并不平衡，而是由所属旗营、兵种决定，其中马甲(骑兵)略大于步甲(步兵)。镶黄、正黄、正白作为上三旗，所分地在满城北段，地面较大，每甲有80-60平方丈以上；镶白、正红、镶红谓之中三旗，所分地在满城中段，地面较小，每甲60-50平方丈；正兰旗、镶兰旗，谓之下二旗，所分地在满城金河以南，地面虽大，但地极卑湿。
在其主街长顺街南边尽头，分布着统领全满城的最高官署。此地原是明蜀王下分封的德阳王王府，康熙六年(1668)，省布政使司占用此地为官署。满城兴建时，清初驻扎在满城所在地的地方行政机关都纷纷迁移官署，为八旗让路，布政使司也迁出所在王府，让位给当时统辖满城八旗的副都统衙门。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满城设立成都将军，此地易为将军衙门，而副都统衙门移至今商业街处。傅崇矩在《成都通览》谈满城形势说："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据蜈蚣之头；大街一条(今长顺街)，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
西门河小，原无往来船只，且门内即系满兵驻扎，以往通往满城的金水河洞口密布铁窗，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划小船由东门进者，俱抵满城东水关为止"，雍正九年(1731)后开放了满城水东门，原来门禁森严的水东门另造石桥，从此满城与主城区可以由金水河通舟，"凡商贾舟楫由大河拔换小船"，可以由长江水道直通满城，有利满城发展。
（二）满城内的寺观祠庙
满族、蒙古族的本土宗教为萨满教(即原始巫教)，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他们逐渐接受汉族的影响，接受佛、道及中原文化各传统信仰。从满城内出现的寺庙即可看出，驻扎成都的满城八旗浸染了浓厚的汉文化气氛，如药王庙、娘娘庙、关帝庙都在满城出现。
满城内的寺庙，大都位于今祠堂街一带，此街原为满城的喇嘛胡同，满城与汉城交界地区，康熙五十七年（1718），满城的旗人驻军曾为年羹尧在此建生祠，故名祠堂街。此街东起满城小东门，西至满城政治军事核心将军衙门圈子，是满城物资由东门水路进入的必经之路，也是满人与汉人交往最密切的地区，可以说是满人受汉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在祠堂街上分布着关帝庙、文昌宫、昭忠祠等大量汉地祠庙。
关帝庙位于今祠堂街东口。满族尊崇关云长，把他视为忠义武勇之神，对关帝庙也很重视，关帝庙修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光绪时又加以培修，改名武圣宫。每年春秋二季，成都将军偕僚属亲临祭祀。庙前有荷花池、太极塘；庙内有戏台、钟楼、鼓楼，正殿共三重，气势雄伟，备极壮观，是满城内规模较大的寺庙。
祠堂街的文昌宫在同治六年(1876)修建，由成都将军崇实奏请修建，宫前有八卦池。每年春秋二季，成都将军等亦入宫祭祀。祠堂街的昭忠祠专门供奉历年阵亡八旗官兵的亡灵，设有灵位，每年由其承袭的子孙前往祭祀。除此之外，满城的文昌宫与汉地有所区别，它还设有满人祖先崇拜牌位，具有满人祖先的崇拜特点。虽然在汉城内已有娘娘庙和药王庙等民间祠祀，但由于生育和健康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所以在满城内，娘娘庙、药王庙都有专门设置。
但一些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信仰崇拜在满城所覆盖的土地上消失了。由于满城大体上是在古少城的遗址上建立的，各种古庙的遗迹犹存。如宁夏街的西来寺，守经街的真武宫(明弘治年间修)，君平街的圣寿寺，支机石的严真观等，旗人都先后把这些寺庙加以培修或迁移改造。
清代许儒龙《锦城古绩小记》说成都西南角有成都最有代表性的古迹，一是支机石，一是石犀。而这两样著名古迹在满城修建时都发生了改变。
康熙五十八年(1719)，满城建后，支机石庙并入满城，满人将其培修后祭祀关羽。而石犀所在的圣寿寺被移出右司胡同(今西胜街)原址，改迁康阜门(小南门)外君平街，改称石牛寺。而其中重要的镇寺之宝-石犀则被留在右司马棚内，被人们遗忘。满城作为一个飞来地，出现在成都，其所触及之地，城市原有的地方文脉被覆盖消失，所谓"侯门一入深似海"，石犀，支机石这些地方神祗在满城的改变消失，也意味着满城内地方文化传统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央政权祠祀更同一化的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