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韩国临时政府主办的《独立评论》介绍道：尹奉吉“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倭卒倭妇，均负伤。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乃实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没落之吊炮，惩罚杀人放火之霹雳。”日寇13名高官，死的死，伤的伤，侥幸逃生的也是惊魂未定，被吓破了胆。
金九撰文评价说：“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独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亦有同感也。”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申报》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踪报道了事件全过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断左足》（5月6日）、《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鲜》（6月4日）、《虹口公园炸弹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感慨不已：“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四二九”义举之后，韩国人的血性令人刮目相看，韩国的独立解放运动赢得了世界赞许。在《白凡逸志？下篇》中，金九欣慰地写道：“第一，以万宝山事件为起因，日寇采取离间中韩两民族的政策。朝鲜各地动员了一些无赖杀害中国商人和工人。中层以上人士尚可明白这是日寇的奸计，但社会下层即使在东京事件 以后也认为‘高丽人打死中国人’对我们民族怀有恶感。‘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日本恣意放火焚烧民房，还唆使崔英泽一类的流氓侵入中国人的家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抢劫财物。因此汽车和电车上的韩籍查票员成了替罪羊，经常遭到中国工人的殴打。
但自‘四二九’事件以来，对韩人的感情迅速好转。”许多商店、饭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动对于韩国人实行免费或优惠政策。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第二，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东京事件虽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却是民族的光荣，而虹口事件则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向临时政府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发展阶段。”
《白凡逸志？下篇》是在1942年写于重庆，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支持韩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金九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全书没有提及蒋介石的死对头王亚樵的名字，在《尹奉吉义士的上海义举》一文中，避而不谈王亚樵的参与、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亚樵的亲密战友们，却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朱大刚于1929年从北平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毕业，曾在北伐军第五师担任排长。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之后，他不愿意参加军阀混战，便解甲归田，来到上海，参加“斧头帮”，一直在王亚樵的鞍前马后，朝夕相处，参与机密，前后长达八年之久，直到王亚樵罹难广西梧州。在《回忆王亚樵片断》中，他说：
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3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又送去4万元慰劳。并由洪耀斗、余立奎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庄顺里购得公道印书社全部机器以及该社的一切权利，送给安昌浩，以便安排韩国流亡在上海的部分人员的职业。以后，公道印书社的大部分业务是代共产党印书籍，曾被法租界巡捕房发觉，把公道印书社查封，并带走两个工人。王亚樵知道此事后，派余立奎和陈群找杜月笙，说明公道印书社是王亚樵办的，后由杜月笙出面，向法院和巡捕房疏通后，在第二天法院开庭，将两名被押工人当庭开释，并通知巡捕房，公道印书社立即启封。以后公道印书社仍照常营业。
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陈铭枢筹集一部分经费；二是经朱子桥、褚辅成、李次山同意，从经委会捐款中拨一部分经费；三是事情发生后，蒋介石知道是王亚樵派人干的，蒋也赞成此事，所以，派胡抱一送4万元到上海交给王亚樵。胡抱一交款后，要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回信，王不愿意。胡说：“九哥，你这样做使我回去不好交代。”在“九一八”事变前，胡抱一是王亚樵与西南反蒋派联系的代表。事变之后，胡被胡宗南、戴笠拉到军统里，在“一？二八”时期，胡抱一任上海军统特务处处长。
虹口公园炸弹案之后，日军大肆搜捕韩国人，安昌浩、金永铎、金澈等领导人相继被捕。日军还悬赏60万元，追捕金九。而金九则在王亚樵和褚辅成 等人的安排下，化装逃出，在嘉兴梅湾街76号陈公馆、海盐载青别墅等地避难。
尹奉吉被捕后，日本人兽性大发作，对其百般摧残，万般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1月18日，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7时40分，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尹奉吉身中26弹，壮烈殉国。在走到生命终点前一天，他用变形的手掌，艰难地握住半截铅笔，留下了最后的心声：
我的死，若有助于祖国光复大业，将是莫大的喜悦。敬爱的白凡先生会寻找到第二个安重根，第二个第三个尹奉吉接过火炬，希望他老人家平平安安继续奋战。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登机前，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余居贵国二三十年，无异自己家乡。余今而离去，不胜眷恋之情。”
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身为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1949年4月29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月26日12时36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7月5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的盟约。1962年3月1日，两人双双荣获大韩国民政府授予的“建国功劳勋章”。从1972年开始，礼山郡在每年的4月29日，举办“梅轩文化节”，以纪念自己的优秀儿女。
与尹奉吉的荣耀相比，王亚樵的“待遇”的确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