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李宗仁“得得”地用手指叩了叩那张油得锃亮的红木圆桌面。他和妻子下棋时，每每“将军”，必以指叩桌，以示严重警告，不然“老头子”就要走投无路。
“不，不！”胡友松听丈夫一喊“将军”，便赶紧拿起她刚从中线移开的马，既认真又娇嗔地说，“您手下不留情，我要悔一步，嗯！”
“哈哈，若梅，”李宗仁笑道，“这棋呀，莫说你悔一步，就让你悔三步，也必然是这种结果。”
胡友松那双溜圆的大眼满盘扫瞄，想寻找些转机活路，却左右为难。
街上乱哄哄的，批斗人，游街，贴大字报，破“四旧”，闹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李宗仁和胡友松只好活动在这个不算太小的院落里。除了每天看些报纸，翻翻文史资料之外，便是下棋和讲故事排遣时日。胡友松过去不懂下棋，李宗仁耐心教。经常是胡友松满盘棋对李宗仁几颗子，胡友松却总挡不住丈夫那凌厉的攻势。
“嘻嘻，我又输了！”胡友松左思右想了好一阵子，自认无计可施，便揶揄地说，“德公，您和别人下棋时，不是常说‘君子让头盘’吗？今天，我这是君子让到底了！”
“有度量，有度量！真是夫人肚里可撑船哪！”李宗仁顺水推舟，和妻子开起玩笑来。
这大概就是眼下这西总布胡同李公馆里的夫妻之爱，家庭之乐了。本来，棋逢对手，杀得难解难分才有味道，水平悬殊，如同大人和小孩打架，自不是滋味。李宗仁和胡友松的下棋，当然只能说是“趣味在棋外”了。
“摆棋吧！下一盘，轮到我来当一回君子了。”李宗仁见胡友松已认输，准备再下一局。
“不下了，不下了！”胡友松把棋盘轻轻一掀，收拾那制作得相当精美的骨雕棋子，“俗话说，‘国无二君’，我今天这君子就当定了，哪有两人下棋，两人都是君子的呀！”
“好好！今天让你当君子，我来当臣子。”李宗仁边说边从侧旁的茶几上的大红罐头筒里，取出一支精制的过滤嘴中华烟。
“呃，德公，我们的君子协定可不能忘了，今天，这是第三支了呀！”李宗仁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胡友松礼貌又严格地控制他抽烟。
“一定不超过你定的每天十支的标准。”李宗仁点燃烟深吸了一口，说，“你不是要我讲故事吗，我抽完这支烟，就跟你讲个旧时北京的《剃头谣》。”
胡友松在收拾棋子，李宗仁在抽烟。
街上似有队伍走过，嘈杂声中听得出有人在喊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旧时北京，不，那时还叫北平。”李宗仁知道妻子性子急，烟还没抽完，故事便开了场，“民间有许多有趣的人和事。那些捏面人的，做泥人的，拉洋片的，都在天桥一带讨营生。别的地方，少有他们的市场。唯有那些担剃头挑子的，却满北京大街小巷乱窜。他们一路走，一路有节奏地咋呼：‘剃、剃、剃、剃、剃；头、头、头、头、头！’有时揽得一两个人的生意，便引来一群要剃头的人。人们一边等剃，一边闲聊闲扯，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官场丑闻，男盗女娼，什么事都扯。有一天，一个三大五粗的顾客等剃头时说了个真实的故事——他认得一个小偷，平时偷东西，每天都有‘收获’。
有一天，他照例去行窃，扒得别人几件上好的衣服，用张旧包袱皮包着，得意扬扬地回家。当他回到自家门口时，见小屋的扁长形铜锁已被打开，门虚掩着，知是不妙，赶紧冲进门去，结果发现自家被洗劫一空，连床上的被子也被盗走。这真是‘前头打得麻雀鸟，后头失去老母鸡’啊！众人一片惊叹。那理发匠却不动声色，照样剃他的头。直到把手上的话做完，才正儿八经地说：‘这有啥稀奇，不过就应了常理咧。我们剃头的有首歌谣，把这道理说得入木三分。’接着他便说出了那首《剃头谣》：剃剃剃剃剃，头头头头头；头也确须剃，无剃不成头；剃也由他剃，头还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众人听完大笑，觉得这剃头匠的打油诗真还有些道理。”
胡友松听毕李宗仁这《剃头谣》故事，禁不住也笑了：“哈哈，那剃头匠，真有些精灵呢！”
“是啊，民间有些匠人，其实挺聪明。”李宗仁接着说：“北京过去有一种过年时给小孩玩的叫‘扑扑噔’的东西，是玻璃做的，像个葫芦，底子很薄，小孩吹时，一吹一吸，发出‘扑扑噔’的声音，巧妙极了。还有一种玻璃做的牛喇叭，三尺多长，前面带有一个绿色的喇叭，吹起来要用大力气，是半大的小孩子们玩的。这两种玩意儿，从腊月二十三一直卖到正月十五。”
听李宗仁讲故事的时候，胡友松像个小孩，总那么兴趣盎然地依偎在丈夫身边，希望时钟走得慢些。
李宗仁顺势抚摸着妻子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在她面前，他永远是个慈祥的长者。
“若梅，从北戴河回来后，你理过几次发？”李宗仁见妻子发脚有些乱，关切地问。
“还没理过。前几天想去理，您又发烧不适，我当然得在家守着，我这头发，只要一去理，非两三个钟头不可！”
“今天下午，我陪你去。”
“那敢情好，可我在理发，您干什么？”
“在那看书、看报嘛！”
“不，认得您的人太多，说不定会添麻烦。”
“要不我就在汽车里躺靠着，用个大帽子遮住脸。”
“那又何必呢，太受罪。”
“总比我们以前打仗时蹲在工事里要好多了，我一定陪你去。”
李宗仁的那辆红旗牌小轿车从北京饭店大堂前的坡道上驶下来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
天阴阴沉沉，像是酿着一场大雨。
“请开回家！”李宗仁礼貌地对司机说。
“不，德公，我想上北京医院一趟，为您，也为我要些药。”这天下午，李宗仁果然陪胡友松到北京饭店理了了发。胡友松见时间不算太晚，她想顺便到医院一趟。她估摸一时还下不了雨。
“好，那就请司机往北京医院开吧！”
胡友松的发理得很好。除了她那一头秀发的天生丽质外，便是理发师的功劳，乌青发亮的“大波浪”，把胡友松秀美的鹅蛋脸、大眼睛衬托得更加妩媚可人。李宗仁坐在妻子身边，直打量着这个大方、潇洒，显示着高雅不凡的“大波浪”，心中有一种异样的舒适。
“这头，理得真好！理发师的手艺不错。”
“剃也由他剃，头还是我头嘛！”胡友松俏皮地说。
街道上秩序很乱。人们再不走行人横道线，甚至，慢车道上也三五成群地走着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时而有队伍匆匆走过，年轻人绷着脸，严肃而威武地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李宗仁迁就了妻子，照他的本意，真巴不得快些回到西总布胡同那相比之下显得平静安然的院落里去。他不知道这世界上究竟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既然“革命就是造反”，为什么还叫“文化大革命”？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他盼望晚年能平安些。
车，向北京医院驶去，不一会儿，便进了医院大门。
北京人大概是生活在一个官员最多的城市里，他们最懂得哪一级的官员坐哪一档次的车。20世纪的60年代，中国的进口轿车并不太多，高层人物多坐的清华大学设计长春制造的红旗牌。像中华烟、茅台酒一样，在当时，能享用这些高级物品的，绝非等闲之辈。1966年，能调用一部红旗牌轿车的，至少是国务院的部长级大官。
北京医院进来辆红旗车，人们一下子便围拢过来。
“谁？哪位副总理？”
“不像！旁边的女人那么妖艳。”
“呃，像是那个去年从美国归来的李宗仁。”
“哦，旁边那女人，不就是原来在复外医院的那个胡友松？”
“呸，活像个资产阶级少奶奶。你们看那头，油光晶亮的大波浪。这什么年头了，还少奶奶般摆阔！”
“管他谁的少奶奶，拿剪子来，剪她个阴阳头，给她个下马威！”
车，停下了。车窗外面那些造反派们的言语，胡友松听得一清二楚。李宗仁年纪大些，耳朵有些背，也听清了骂少奶奶的几句。
“若梅，车外这么多人，这药，今天还要吗？”李宗仁心里惶惶不安，他不知道这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也造反了。当然，围着红旗车的，不光是医院的人。
“既来了，就要。”胡友松开门下了车，转身又拉开了右边的车门，让李宗仁出来。
“李宗仁！李宗仁！”围观的人嚷嚷起来。
胡友松赶紧挽着李宗仁，走进门诊部的大厅。
不过是要些阿斯匹林、盘尼西林之类的常用药，可挂号，就诊开处方、取药，前后却折腾了半个小时。在大厅、在诊室，都有人尾随着李宗仁夫妇，但毕竟不像在门口那么乱。
当他们穿过人群，准备上红旗车回家时，不远处便有人拿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看不清，标目却格外醒目：“把资产阶级少奶奶胡友松揪出来。”
司机还算机灵，使劲一轰油门，方向盘一打，车便驶出了北京医院，那个拿着大字报想贴在车上的人，匆匆追了几步，留下一串骂……
胡友松惹祸了。回家之后，她没有照以往理发归来那样，对着梳妆台那块椭圆形的穿衣镜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自我欣赏。当晚她连饭也没吃，心里悬悬的，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红卫兵上门来。她自己似乎并不太害怕，就怕因为她的“大波浪”头牵连了丈夫。几个月前自己还是个不知名的小护士，如今居然坐红旗牌进进出出，不就全赖了李宗仁吗？
秘书陈贵第二天态度严肃地告诉李宗仁：“北京医院工宣队派人来找了我，说是医院里贴了胡友松的大字报，胡友松有可能要被批斗，被剪头发，特此向你打个招呼。”
李宗仁惶惶不安，他不愿，但又不好不把这令人恐怖的消息告诉妻子。
胡友松不在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因为听了那首北京旧时的《剃头谣》？
有红卫兵开始在这西总布胡同5号院门口游荡，悄悄地观察什么，有人抄记门牌。
邵力子夫人傅大姐打来电话，劝胡友松穿布鞋，着布衣，把那大波浪剪了，免受皮肉之苦。
她很不情愿——我既是李宗仁的合法妻子，跟他一道坐坐红旗车，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孤儿出身的普通护士，只要理了个“大波浪”就变了个阶级，马克思也没说阶级以服饰发式为依据啊！
不情愿的事，有时也要做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在风浪中，身岂能由己！
胡友松换了衣，更了鞋，洗掉了大波浪。她倒不怕自己挨揪出去，是怕丈夫为自己担心，怕他失去精神支柱。风浪中，孤独是双重的痛苦，更何况像他这样年逾古稀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