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给胡友松的便信中所写的“我的病日见好转”，并不完全是宽慰亲人的虚言。1969年元旦前后，他的病确然有了些好转。精神好时，他下了床，叫郭嘉兴扶着在病房里缓缓移步。有时，还叫郭嘉兴给他读读当天的《人民日报》。他食量略略有些增加，可以吃些稀饭、面条之类的半流质食品了。
那天晚饭后，不知是暖气开得大了些，还是李宗仁的心理作用，他觉得有些闷热，叫郭嘉兴扶他到卫生间擦擦澡。虽然几十年戎马生涯，走南闯北，李宗仁改不了南方人常洗澡的习惯，只要感到身上出了汗，就要洗洗澡才舒服。郭嘉兴小心地扶着姑父到卫生间去，深怕凉着老人，他把热水龙头开得很大，故意让卫生间里热气腾腾。李宗仁一面擦身，一面觉得身子还在出汗。
“嘉兴，今天天气为什么这么热？”
“脱了衣服也还热？”
“嗯，你去把暖气关小些吧。”
“我开开窗吧，这病房是南北向，空气对流很好。”
“好吧！”
郭嘉兴打开了病房前后的窗子，北风一下子贯了进来。
“嘿，好凉爽！”
北风从病房穿过。李宗仁在卫生间里擦罢身之后，披上睡衣，在临北的窗口前站了片刻。因为病房的楼层低，北风并不太大，可毕竟是“三九”里的北风，李宗仁不禁打了个寒战。郭嘉兴当然懂得老人不胜寒冷，于是赶快关上了所有的窗户。
真不该贪这点凉，当天夜里，李宗仁感冒了。他感到全身发冷，呼吸不畅，头隐隐作痛。
医生根据李宗仁的病情，及时给他开了感冒药，可李宗仁连服两天，毫无效果。第三天，医生仔细检查诊断，发现李宗仁的感冒已转变为肺炎。
李宗仁在美国时就患有老年性气管炎，后来，发展到肺气肿，虽经治疗已好转，对身体没有构成威胁，但因年事已高，不能根除，一遇伤风感冒便容易引起复发。回国三年多来，也因呼吸道感染而发展成为肺炎两次，也许是因为抵抗力还好，每次都吃些药，输些液，很快就好了。这次往进医院，医生对他的身体又作了一次全面检查，发现他有一支气管的功能已经完全消失，而且因为肺气下垂，心脏也呈老年衰竭征兆。所以这一次，李宗仁自我感到病情很重，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相当困难了。
进院之初，医生根据他的病情，集中用西药治疗，成效不大；一段时间，又改用中药治疗，成效也很微。医生只好又给李宗仁静脉注射掺了退烧和消炎药物的葡萄糖盐水。
照以往，只要用了这些药，李宗仁肺部的炎症总会一天天消退。可是这次，一连输了三天液，炎症却依然顽固。这是他进行直肠癌手术后的第一次患肺炎。李宗仁琢磨自己的病情，深感自己的身体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他常常闭着眼睛，艰难地在呼吸。前一段时间，身体稍稍有好转的迹象，因为这次患肺炎，又完全消失了，身体日趋消瘦，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必须靠输氧来维持呼吸。
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回家休养不到半个月的胡友松，重又回到医院，和郭嘉兴轮流有时甚至是同时守护在李宗仁身边。大概是因为精神紧张，加上原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症，胡友松几乎整天整夜不能平静入眠。靠安眠药维持短暂的睡眠，效果也不佳，因而引起饮食减退和身体困乏，稍稍好转的肝病，重又作起祟来。她看到李宗仁那副形容枯槁的模样，心一阵阵发痛。她估摸李宗仁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那天夜里，郭嘉兴困不可支，在外间那张小床上一躺下就睡着了。服侍病人，特别是像李宗仁这样的重病人，比一个工人平时上班要劳累得多。胡友松一个人守在李宗仁身边。静脉输液的药水依旧在滴，如同古代用以计时的“滴漏钟”，那么有节奏而不厌其烦。而李宗仁，两腿不时抽搐，张开嘴断续地呼吸着，看上去真可怜。想当初如何一个威武的将军，如何一个显赫的代总统，如今却连平常人都不如了。人啊，无论谁，无论怎么走，无论走多久，总有一天，要走到这个地步！胡友松意识到，那可怜巴巴的艾地夫人，不就是自己明天的影子吗？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的路不知有多坎坷，迟早是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不如……
她走到窗台旁的柜子边，拿起那包医生开给她作一个星期用的安眠药，想一口吞将下去。“走在德公之前该多好！”她那黑糊糊的脑海里，亮起了红灯。
正在这时，护士推开门走进了病房，闹表告诉她，李宗仁那瓶葡萄糖注射液即将滴完。
胡友松只好放下手中攥着的安眠药，去配合护士的工作。
“今夜该暂停一段时间，明早再继续输吧！”护士拔下针头，一转身走了。她并不热情，但轻言细语。大概这样的病人，她见得太多了。
护士拔掉针头后，李宗仁睁开了眼睛。一整天都闭着眼，自然昏昏沉沉，分不清白天黑夜。“若梅！”他轻声喊站在一旁的妻子，“你去休息吧，你太累，你瘦了！”
“德公，不要说这话。”胡友松心里一阵难过，眼眶液晶滚滚，“你感觉到好些了吗？”
李宗仁微微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你要看的照片，我早就给您带来了。这几天，您身体太差，没拿出来给您看。”
“哦，那现在你拿来给我看看吧！”
“现在光线太暗。”
“我只要看个影子。”
胡友松从柜子的抽屉里取出一本书，从书中取出那张四寸的略略退了色的照片，用手拿着，凑到李宗仁面前。李宗仁要用手拿住那张照片，可抖抖的手，几次也拿不住。他一忽儿要胡友松把照片凑近些，一忽儿又要她移远些；他一忽儿皱眉，一忽儿又眨眼，像是想看也看不清楚。好一阵，才轻叹一声说：“老了！都老了！”
“德公，那……”胡友松想问问那个她费猜的问题，忽见李宗仁又是一阵全身抽搐，于是赶紧收起照片，没有问出声来。
李宗仁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一连好几天，都处在昏迷状态。生命，完全靠输液和输氧来维持。他本人和守护他的人，都痛苦不堪。
1969年元月25日，是农历己酉年的腊八节。传统，毕竟还有它潜在的影响力，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反常的岁月当中，人们也没有忘记要想方设法上街买些肉，做些腊味，或是悄悄地熬些腊八粥，一家人自喝自饮。“今天是腊八！”医院里的护士，互相提醒着，连那些挂着牌子的“清洁工”，也有人在谈论过去腊八节的盛况。
“今天是腊八节。”早上医生来查过房之后，胡友松见李宗仁微微睁开了眼睛，便也提了一句。她当然知道丈夫在这样的时候，已经不存在年节之分了。
“哦，北方人兴。我们南方人不大兴。”李宗仁神志很清楚。说也怪，他昏迷时，几乎不省人事，只要一清醒过来，就半点也不糊涂。
“德公，您，您好些了吗？”胡友松见李宗仁神志清楚，喜出望外。
“嗯，现在稍好些，不过，我知道是暂时的。我这病，是好不了了。”李宗仁话语缓慢，说得很伤感。
“不，不！您会好的，会好的！”胡友松听了李宗仁的话，禁不住哭了起来。
“人活到七十，没有病也就差不多了。”李宗仁见妻子哭，自己也抑制不住情绪，眼眶润湿了，“何况我有这么重的病。我死了，你一个人日子怎么过？让我太担心了！”
“您不要再说死，不，不！”胡友松扑在床沿上和丈夫抱头痛哭起来。要不是一旁的郭嘉兴劝阻，也许李宗仁真要哭死过去。
好一阵，李宗仁和胡友松各自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若梅，这是我成人后第二次痛哭。”李宗仁嗓音沙哑，“第一次是我母亲去世。我哭得几乎死去活来。我太敬爱我的母亲，她是个地道善良的农村妇女！”
“德公，您如果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还年轻，千万要保重，日子还长。”李宗仁出现了几天来少有的清醒，他于是趁机给妻子交待几件在心中酝酿了许久的事，“我去了以后，那尊铜像，劳你保存下去，留着纪念吧。我们结婚的日子虽然短，你毕竟是李宗仁的妻子。那铜像是30年前，我当选为副总统时，友人们送的。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友情的纪念品，一直带在身边。还有我这只欧米茄金壳表，你也留着做纪念。那是瑞士生产欧米茄表的公司开业100周年时特制的，一块送给了他们国家的总统，一块送给了我。”
胡友松在一旁仔细地听着李宗仁的交待，止不住泪水潸然而下，她知道这就是遗嘱，是生离死别的最后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