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见胡友松十分难过，本想将话题打住，但他心里明白，今天的这一瞬间清醒，也许是人们常说的一个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了，所以，他也顾不得胡友松的情绪，继续吃力地往下说：“我那些名家的字画，都是真品。齐白石先生的12幅花虫，徐悲鸿先生的骏马和猫，还有黄宾虹先生的花鸟，我一辈子都珍藏着。特别是齐白石先生，送了我不下20幅画，但送这20幅花虫给我时，专门不题我的名字。那时我还在北平行辕当主任，他知道蒋介石先生不信任我，估计我以后会官场失意，穷愁潦倒。他说：‘这些画我是认真画的，不题您的大名，是恐怕将来有朝一日，您要拍卖我的画时，方便些。’我当时就向他保证过，无论如何不变卖他的墨宝。我从美国回国时，志圣问我要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一幅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纪念，我一口断然拒绝了。给钱，可以；画，我可不能给他们。我说话是要算数的。那些名家的字画，你把它交给国家，最好交给文化部门。”
李宗仁说到此，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示意口干。胡友松赶紧用小汤匙给他喂了些温开水。“您歇歇，德公，您歇歇！”
“我还有两笔钱，一笔存在德洁的弟弟德峰那里，他在瑞士开饭馆。一笔存在香港何柏林先生那里，这你是知道的。何先生曾经当过我属下的军需处长，为人忠厚。你日后实在有困难时，可以写信给他。我回国后，周总理代表人民政府给的20万元，我们已经用掉了几万，剩下的一定要如数归还，就说我心领了。我自己还有钱，不要国家负担。”李宗仁抿了两小口水后，继续往下说，“我的儿子、孙辈都在国外。儿子都成家立业了，我不担心他们。可你，怎么办？你脾气不好，这几年我看出了你这毛病。今后凡事要忍耐些，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李宗仁神志虽清醒，但感到说话越来越吃力，本来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只得停顿下来。也许因为说话太多，他感到肺部和心脏都不好受。见胡友松仍在床边不住地揩泪，他也不打算再说下去，只轻轻地对胡友松说：“若梅，你赶快打电话叫尹冰彦先生来一趟。”
也许是有生物电流的感应，胡友松刚起身去打电话时，尹冰彦先生便不请自到。
“尹先生，德公刚叫我挂电话请您来。”
“来得正好。”微闭着眼睛的李宗仁，听说尹冰彦来了，重又振作起精神，“冰彦，我有几句话，要交待你。”
“德公，您尽管说吧！”尹冰彦端过张椅子，坐在李宗仁床边。
“看来，我的日子不会长久了。”李宗仁说话已经艰难地喘气，嘴唇也不住地颤抖，大不及刚才跟胡友松说得那么顺畅，“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算了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经对你提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前几天思远来看我，我已经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除了感谢他们对我回国后的关照以外，还表明了我的态度：我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深深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信，已经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丁江两位同志转呈毛主席、周总理了……刚才我跟友松说了，把我带回的那些线装书，如《四库备要》、《二十四史》等，都送给广西图书馆，画都送给政府。今天你来了，还有件事托你办，就是我那几瓶名酒，都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酒？就是前时您给我们介绍过的那几瓶白兰地和威士忌？”尹冰彦听李宗仁说要送酒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有些诧异。
“对，就那几瓶。”
“好，我一定交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或是中央组织部的人帮转送。”说到酒，尹冰彦想起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宴请故旧时，曾不止一次地介绍那几瓶酒的情形：那是几瓶法国的白兰地和英国的威士忌。酒瓶的造型和商标的装帧都十分精美考究。据李宗仁介绍说，那几瓶酒已经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他手中就保持了几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签名的封条，算得上是酒中的珍品。那些酒中，有两瓶是解放前华东大企业家杨树诚先生送的。抗战初期，李宗仁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时，与杨树诚先生过从甚密。
杨先生与英国人打交道多年，有几位英国至交。台儿庄大捷震惊中外，杨树诚先生便把英国友人馈赠的名酒，转送给了李宗仁。另外几瓶是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先生送的。周先生是解放前的中国金融家，并以收藏名酒著名。1948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周先生以奉送名酒相贺。这些酒，原先由外国进入中国，后来又由李宗仁带到美国。16年后，又由美国带回中国，可谓历尽艰辛保存下来，李宗仁始终没舍得开封品尝。郭德洁在世时，一直把这几瓶酒珍藏起来，不肯告诉外人。郭德洁去世后，李宗仁在收拾箱笼什物时，把它找出来，放在书房的柜子里，并不时取出来给友人们欣赏。
“冰彦，那几瓶酒非常名贵，是可以入药的。你一定要拜托可靠的人，送到毛主席、周总理手里。”李宗仁听尹冰彦说要托人转送，心里似感到不踏实。
“德公，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到。”尹冰彦估摸自己没有直接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机会，也只好答应尽力而为。
这一天，与其说李宗仁太兴奋，不如说他太紧张、太劳累、太伤感。虽然要交待的，基本都交待了，可一停下来，精神和身边都呈现出一种瘫痪状态。他似乎累得再也睁不开眼睛，挪不动手脚。心、肺产生一种窒息感，虚弱的身体，不住地冒虚汗。
于是，医生和护士走马灯似地频频出现在病房里。量血压、听心脏、探体温，输液、输氧……可是，李宗仁的身体状况，却一小时不如一小时，越来越令人担忧。
守护在一旁的胡友松，虽在医院里工作过多年，可是对付别的病人，只有“尽人事”、“尽职责”之感，所以在那样的场合，她还能应对自如。而今是自己人被抢救，她被一种惶恐的情绪笼罩着，一时竟无所措手足了。她站在一旁，看到李宗仁那垂危状，一忽儿伤心流泪，一忽儿又紧张得直转悠。医生和护士安慰她，她想起自己过去安慰病人的家属，不过是一句“工作语言”，起不了什么效果。那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掀起的又一个新波澜，能自由活动的老友故旧很少，因而知道李宗仁病危的人也不多，只有那么少数几个平日过从较多的和住在同一个医院里的来看望看望。因为李宗仁几乎整天都处在半昏迷状态，有时甚至不能睁开眼睛对视一眼。实际上，来人也只能是看看胡友松了。
这样的日子，对人确实是一种熬煎。胡友松竟然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整整三天。这三天，她几乎没有合眼，两腿酸软无力。心，像时时都受到轰击和挤压，然而，她变得比以往坚强了许多，没有像前几天那样，想一口吞掉那么多安眠药。
1月29日，由于李宗仁的身体对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他的肺炎日趋严重，心脏的功能也已经十分衰竭，瘦弱的身体，已经不能动弹。医生只好用起膊器来帮助他的心跳，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
胡友松一直守护在李宗仁床边，时而用颤抖的声音，呼唤着她的“德公”。她当然知道，人到了这样的年纪，身体到了这样的地步，再高明的医生，再名贵的药物，都没有起死回生之术了。她只是希望输液管里的液体还能再滴得下去，输氧管里的氧气还能畅通，尽可能地让他的德公能再睁开几次眼睛，说几句他似乎没有说完的话。
太短暂了，1966年的7月到1969年的1月，不过两年半时间，九百多个日日夜夜。她和她的德公，有多少话还没来得及讲，有多少事还没来得及做啊！现在，甚至连重新回到北总布胡同去请友人吃一餐家常便饭，或是到前门全聚德尝一顿北京烤鸭的可能性，都已经不存在了。
为了随时准确掌握李宗仁的心跳情况，医生用了带荧光屏的监护器。胡友松时而看看荧光屏上李宗仁那微弱不整的心电图，时而又轻抚着李宗仁几乎失去了知觉的手。她发觉，平日他那热乎乎的手，渐渐凉了下来。真是要去了吗？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是要物化长逝了吗？
十天以前，当李宗仁让胡友松打电话把程思远请来，帮他代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时，胡友松似乎有些不理解：人，为什么要想到死，为什么要规划自己的末日？仅仅是十天之隔，她对丈夫那时的举动，已经完全理解了。事情已经不能等到今天才来办，话也不能等到今天才来说的。
“德公！”胡友松发现荧光屏上李宗仁的心电图已经渐渐微弱时，禁不住大叫了一声。
是声音的惊醒，还是心灵的感应，李宗仁缓缓地睁开了几乎紧闭了一天的眼睛。
“德公，您，您那天告诉我说，郭德洁女士的遗骨将来交给郭德峰先生处理，是吗？”胡友松突然想起那天程思远先生走后，李宗仁专门向她交待后事时的情形。那天，他说了郭德洁和他本人的骨灰入土为安的事。
李宗仁合了合眼皮，示意他说过这话，他已经无力说话点头了。
“还有，还有……您……您，将来也要回故乡桂林………安……息……是……吗？”胡友松舌头打结，泪水纵横。
李宗仁似乎竭尽了全力想应一声或是点一点头认可，但力不从心，他只好依旧以眼皮示意。当他重又闭上眼睛时，几滴浊泪从眼角滚了出来，慢慢地、慢慢地从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到了腮边。
胡友松俯下身去，用脸揩掉了丈夫的最后一串泪珠。
荧光屏上的心电图曲线越来越短，越来越平。输液管和输氧管，几乎同时堵塞。
这是1969年1月30日凌晨。29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
李宗仁的神态很安详，因为他毕竟是躺在祖国的土地上，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而不再是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上的“永久性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