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经、子之别与“国故”问题——章太炎、胡适关于治学方法的论争
章太炎和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两位极重要的人物。他们不但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对清末民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影响至深。像经学的解体、诸子学的复兴以及西学的传播都与两人有脱不开的干系。详细地展示二人巨大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了本文作者的能力，本文的目的只在于，通过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晚期“整理国故”声浪中的一场小小的争论，考察一下两人学术路向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思想和文化背景。文章的最后将讨论这两种学术路向对我们今天可能有的意义。
一
与近代史上层出不穷的各种论战相比，章、胡之间1923年11月所进行的那场争论并不复杂：
先是章士钊在《新闻报》上著文讨论墨学，在极力表彰章太炎治墨言论之精审的同时，还特别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章士钊认为，胡适在墨学问题上，至少犯有两种错误：一是源流不明。最典型的表现是，认惠施、公孙龙为“别墨”，从而混淆了学派的性质，使问题变得更加缴绕。二是过于武断。章士钊举例说：
《经》曰：“辩，争彼也。”争彼一义，墨学之骨干，而亦吾名学全部之骨干也。……适之独谓彼为误字，以《广韵》引《论语》子西佊哉为例，佊误作彼，而佊与驳通，争佊犹言争驳。试思《墨经》一义何等矜贵，以此种语赘归之，岂非陷全经于无意义？
“争彼”是墨家对“辩”下的定义，但“彼”字如何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认为“彼”是讹字，正确的写法应当是“佊”。因为“佊”与“驳”相通，所以“争佊”就是现在辩驳的意思。胡适的这种解释颇为曲折，而且极易给人造成误解，好像“争”“佊”是两个同义词。所以，章士钊才批评他把“争彼”解释成了赘语。
章士钊的批评很快便得到了章太炎的赞许。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中，章太炎除了重申名墨宗旨不同外，更进一步指出胡适的错误不仅在于武断，而且还存在着基本学养的缺陷，即“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
至适之以“争彼”为“争佊”，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以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以此为说，乃成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章太炎对胡适的治学方法早有微辞。他对胡适那部备受誉扬的哲学史著作这样评论：“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解，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在《致柳翼谋书》中，章太炎讲得更加严厉：“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征。……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虽然这些批评均出于私下场合，但也足以体察到章太炎胸中的不满之情。这一次，章氏终于逮着了公开批评胡适的机会。
此时的胡适一方面正忙于构思他所谓“科学的人生观”的模型，另一方面也不忘四处宣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必要性。按照胡适的经验，不管研究对象的性质如何，方法只要是科学的，就无不适用。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自然无法接受章太炎的批评：
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
胡适一贯认为，清代考证学派富科学精神、懂科学方法，特别是在校勘和训诂学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发现，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俞曲园的《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虽然一治经，一治子，但是所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胡适撇开“争彼”这一具体问题，反过来追问章太炎“说诸子之法”与“说经”究竟有什么不同？
胡适坚称这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迫使章太炎不得不给予更详细的解释。这一次，两人学术取向上的差别更加明显。章太炎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
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按照章氏的理解，六经陈“事实”，诸子明“义理”，两者性质不同，因此治经治子的方法当然不一样。校勘训诂对治经治子来说，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准备工作。校勘训诂之后，还有一个“各有所主”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王氏父子、俞、孙诸人的著作也仅仅“暂为初步而已”。胡适搬出章太炎在学术上极为尊重的王、俞等人来替自己辩护，不想连他们的著作也被说成“暂为初步”，这一点恐怕是胡适所始料不及的。
对于“各有所主”，章太炎十几年前就已经解释得非常明白：
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
争论发生的前一年，章氏所作“国学演讲”中也有一个近似的说明。按照章氏的说法，治经的要求是“比类知原”，即“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治哲学则必须做到“直观自得”：“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
胡适显然并不了解章太炎“各有所主”的意思。从他随后的答辩看，表面上好像有所让步，但骨子里却依旧：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工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
这段话声称，校勘训诂和义理贯通二者不可偏废，似乎相当公允。但看看下面这句话，就会明白胡适并不在意经、子之间的区别，相反，它们都是史家治史的材料而已：
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义理”也是历史事实，同样需借助校勘训诂才能确定。这与前面所谓“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的说法如出一辙。胡适前后立场并未有任何的改变。
总之，通过这场论争，两人治学方法上的差别暴露无遗：章太炎主张，不同性质的学问，必须对应不同的治学方法，不能张冠李戴；胡适则强调，存在一种普适的方法，不管学问的性质如何，均可以由它进行科学的处理。
使这场争论显得有点吊诡的是：胡适本以哲学为专业，却偏偏由他来提倡章太炎再熟悉不过的校勘、训诂方法；章太炎是清代朴学的正宗传人，却不得不由他出面告诉胡适，考据之外还有建立在“直观自得”之上的义理之学。
显然，这种明显的“错位”必须借助于他们各自的个性、学术训练以及思想文化背景来理解。
二
从师承上看，章太炎属于清代古文学派的阵营。但他的思想和学术显然非古文经学所能笼罩。
章氏早年追随俞樾，就读于杭州诂经精舍，专门究心于小学和古文经典，朴学根底极为扎实。他对戴、段、二王一脉相传下来的治学风格，如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等，终生服膺。章氏认为，治学之路必从小学始。这种说法明显得自于他的早年训练。直到晚年，章氏还坚持说：“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
但是，章太炎对清代古文经学的短处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
尝意百年以往，诸公多谓经史而外，非有学问。其于诸子佛典，独有采其雅训，摭其逸事，于名理则深惎焉。平时浏览，宁窥短书杂事，不窥魏晋玄言也。
前段话是说，古文经学家仅知道追求实事求是之学，却忘掉了一位儒者所应具备的经世之志。后段话进一步指责他们正统观念太重，对六经之外的诸子、佛典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和了解。这两点不但制约了古文经学的发展，同时还极易给自身招致各种无实无用的批评。
章太炎晚年曾自负地说，由于他个人的努力，古文经学派终于可以一扫“迂腐无用”的恶名：“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沈，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但这无异于承认，清代古文经学确实犯了“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的毛病。
章氏的自负不是没有道理。他把六经当作古史、用国粹来激励种姓，使古文经学在晚清终于有机会实践一次它的经世功能。他对诸子、佛典的精湛研究，在经典考据之外开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两者使太炎与乾嘉学统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从这两点出发，我们不但可以更准确地了解章氏在学术上的独到之处，而且也会明白他何以坚持在“治经”和“治子”之间作出区别。
清代经儒不讲经世，实始于乾嘉时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吴、皖两派共尊为开山的顾炎武正是讲“经世致用”的急先驱。顾氏自称他的著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告诫学者不但要“博学于文”，而且更要“行己有耻”。在他的考据学背后始终有一个民族主义信念在支撑着。乾嘉学者继承了顾氏的治学方法，却回避了他的致用要求。章太炎既深不满于清世经儒的不讲经世，他就干脆越过近世诸儒，以直接继承顾炎武为己任：
原此考证六经之学，始自明末儒先，深隐蒿莱，不求闻达。其所治乃与康熙诸臣绝异。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且持论多求根据，不欲以空言义理以诬后人，斯乃所谓存诚之学。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当然不仅来自于顾宁人，外祖父的熏陶和《东华录》、《明季稗史》的刺激以及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对他均有影响。他对经史的看法也曾取法于浙东史学包括黄宗羲、章学诚等人的观念。但是，把考索六经的目的定位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顾炎武的影响决不能低估。
把六经等同于古史，能够产生许多革命性的观念。如，“经”不再是载“道”的工具，它的作用只限于考察历史的变迁。又如，“经”的记载是可以怀疑的，再也不需要唯经是从了。还有，更关键的是，“经”与政治可以脱开干系，不会再出现两者相互依赖的局面。这些对传统经学以及它所依附的政治权力均可构成致命的冲击。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章太炎的初衷。他之所以把六经等同为古史，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用来培养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从早期的排满到后来的反帝，章太炎都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那就是担心汉种的存亡。正像他晚年表达的：
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
章太炎认为，唯今之计，只要有助于保国存种，什么手段都值得提倡。他发现，历史便是最能激发人们民族主义情感的工具：
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
章氏一生思想多变，但在重视历史方面却始终如一。他认为历史与民族兴亡密切相关。一国与他国区别的根本就在历史。只要历史还在，国亡还可以再兴；但是历史没有了，国家则必不可复。章氏一生的许多言论如保国粹、反西化甚至提倡尊孔读经等，都与他对历史的这种看法有关。
章太炎认为，历史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理论，而在于它记载了各种活生生的事实。正是通过这些事实，人们读史时才会“兴起幽情，感怀前德”，以至于“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章太炎所说的“历史”远比现在的涵义为宽泛，它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等。在这种放大了的历史观念里，六经皆是它的组成部分。从《诗经》的歌谣到《周礼》的制度，无不是先民生活的记载。
“经”一旦变成了“史”，它的作用也就不同了：“经”不再是“道”的载体，而只是“记事之书”。从经典之中，我们所能读到的，不再是各种“圣训”，而是民族自豪感：《诗》、《书》年代的古老刚好可以证明民族历史之久远，《春秋》的夷夏之防则培育了中国人的爱国爱种之心，等等。转换了功能的六经，其重要性其实一点儿也没有减轻。
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即可明白，当章太炎告诉胡适“经多陈事实”时，他所谓的“事实”决不只是冷冰冰的事实而已。
由于“经”记载的是事实，从经中求义理顿成绝路。义理之学只能求之于六经之外。
章太炎对义理之学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他迥异于一般古文经学家的又一特征。章氏予诸子、佛典以极高的评价，主要与他的这种爱好有关。
在《菿言微言》中，章太炎曾经这样描述他个人研治诸子和佛学的经历：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伽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后为诸生说《庄子》，间以郭义敷释，多不惬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所谓摩尼见光，随见异色，因陀帝网，摄入无碍，独有庄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章氏前后思想变化颇大。其中，佛学的影响最为关键。从前期推尊以政术见长的荀、韩，到后来专门发明以玄远著称的老、庄，这中间经过了一个“专修慈氏、世亲之书”的时期。正是唯识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谴名相终”，使他得以走出纯粹考据的传统，突入到名理玄言的领域。他诠释名家、庄子的著作均与佛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