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汉口宝成路的一家名叫“末日嗥叫”的电器商行里看中了一套山水牌子的音响，我想买下它来，但没有钱。我的一位搞影视的朋友“乘虚而入”，要我给他当“枪手”，写一部商业片，佣金正好是那套音响的价格。我太喜欢那套音响了。我在第一次见到它之后就认定它应该是属于我的。我在夜里做梦都梦见它。
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东西这么着迷过。我妻子说，你简直都疯了。我想我是疯了。我想我人穷志短，除了“卖身”之外别无出路。我向单位请了病休假，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时间一直关在一家中央在汉口单位的招待所里写那个该死的电视剧本，写得昏天黑地，口干舌燥。
在我写那部电视剧的那些日子里，外面的世界肯定发生过很多变化，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在非常投入地拿虚假的故事出气。并且每隔四个小时计算一次打印机呕吐出来的纸张页码，把它们想象成我已经赚到手中的一部分又一部分音响零件。那家招待所很脏，潮湿而且黑暗，有很多老鼠和苍蝇，以及一些暧昧的气味。我对潮湿、黑暗和暧昧的气味倒没有太多的意见，我主要是心烦那些老鼠和苍蝇，它们非常大方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或者飞来飞去，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也没有，有时候它们甚至会得寸进尺，直接跑到我已经赚到手上的那些“音响零件”上面，在那里作威作福。我对这种情况十分愤怒。我讨厌别人对我不尊重。我更讨厌别人对我着迷的那些东西以及那些事情不尊重。这样，在每隔四小时计算一次打印机吐出来的纸张页码之外，我还得加上驱赶那些太过分的老鼠和苍蝇这个任务，这使我的心情更加的烦躁。我对那套山水牌子的音响充满了越来越强烈的热爱和憎恨。我为自己的堕落充满了悲哀。问题还不仅仅如此，问题是我还经常受到骚扰。我的老板，也就是我那个搞影视的朋友，他并非属于那种用人不疑的人，他每天都会从来历不明的地方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半夜十二点，有时候甚至是凌晨四点。他很不耐烦地在电话里说，你妈的完了没有？他心怀叵测地说，我刚才去问过了，已经有十三个人去咨询过那套音响了。他没有丝毫人情地说，皇帝不急太监急。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觉到他是把耳机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的，说不定他的手里还端着一杯脏兮兮的啤酒，我对这只影视虫子说，你死去吧！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把话机砸掉，用被子蒙上头，心中对那套音响和我自己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招待所的服务员是一个老头，穿一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抽红金龙香烟，像个过了时的特务。他不知道我整天关在屋子里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他怀疑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那双患有白内障的老花眼始终对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经常突然地用钥匙打开门，像受过训练的联防队员一样冲进我的房间，用一种职业性的目光搜索我的衣柜和床铺底下，再拉开卫生间的门朝浴帘后面看一看。他并不在乎在那些地方发现老鼠之类的东西。他做完那一切之后并不离开，而是坐在我的床上，一边点燃红金龙牌香烟，一边不怀好意地给我讲述一段他从报纸上看来的故事。他总是坐在传达室里看那种让人怀疑的报纸，而且把报纸上的那些故事当做他的私人阅历。他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个走上了邪路的文学青年的故事，那个文学青年很有抱负，自己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文学院”，向全国各地和他一样但还没来得及觉醒的文学青年发录取通知书，吸收他们成为他的交费弟子。他在另外一个时候会给我讲一个走火入魔的情书写作者的故事，那个情书写作者躲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用一些肮脏的信纸写了大量的淫秽信件，并把它们投寄出去。我之所以说他不怀好意地给我讲述一些他从报纸上看来的消息，是因为他从来就不把那些故事讲完。他每一次都只讲一半，而留下意味深长的另一半。比如说，前面那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最后都因为被人揭发而遭到警察的逮捕，那个文学青年领袖被逮捕的时候大义凛然，他理了理肮脏的长发，把双手伸向警察，并且在走出大门的时候打算高呼口号，被警察一把掐住了脖子；那个情书写作者在两个月的作案时间里废寝忘食，连牙都没空刷，臭气熏天，警察去抓他的时候差点没被熏晕过去，后来还是拿一条裤子罩了他的头，敞开车门拖走的。老头并不知道我也看过那些报纸，在我黔驴技穷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不知道该把那个该死的电视剧的情节如何发展下去的时候，它们成了我创作的源泉。后来他知道了，是我告诉他的，我告诉他，这一类报纸的发行量通常都很大，每一个有心的读者都可以把它当成个人阅历；我还告诉他，生活是美好的，即使是在那些令人怀疑的报纸上，也有一些让我们有信心活下去的阳光明媚的故事。老头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抵抗大众传媒的顽固分子之后并不气馁，他把烟头往我的快餐面盒里一丢，很不满意地说，我就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一点经验都没有？他们执行这样的任务，为什么不戴上防毒面具？他这样说，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些警察，我觉得他不仅仅警惕性高，而且非常富有经验，是一个被岁月埋没了的警务人才，何况他确实看过很多报纸，并且记忆力极好，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讲给我听。在这个阴暗而肮脏的招待所里，这一类故事充满了预见性和象征意义，它们常常在我的电视剧本写得山穷水尽的时候给我带来柳暗花明的前景，让我对主人公和我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有时候我写得实在仇恨了，就丢开笔逃出招待所到大街上去瞎逛。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逛。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供我这样以出卖自己换取物质享受的人瞎逛，事实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他们把这个世界弄得拥挤不堪，要跻身进去成为一匹黑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主要是对数日不见的这个世界已经陌生了。我甚至于害怕穿过马路，害怕听见汽车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混凝土搅拌机声。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去宝成路上的那家名字叫做“末日嗥叫”的音响商行，看我的（？）那套音响。我不能走近去看，在我的衣兜里还没有装上一张填写着足够数字的支票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用充满忧伤的目光看着它。那套音响，它是那么的华丽典雅，它就像“铁达尼”号一等舱中衣冠楚楚的贵族一样，让人敬而远之。我绝望地想，那为什么不是我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由我来擎着一杯静止不动的沙漠落日，感受Carpenter的《YESTERDAY ONCE MORE》？地狱与天堂，消失与萌孕，现实与梦想，它们永远是两个世界，永远在造成割裂，我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填平这其中的鸿沟，你能不能成为一个身体这无关紧要，没有人会与你商量，这如何的不让人绝望。
我就是在这样的绝望中见到了她。
我这样说，其实她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并不认识她，这种不认识从一开始一直到结束。她也不是我电视剧本中的人物，即便是她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之后，在那家阴暗潮湿的招待所里出现以后，我也没有打算把她写进剧本中，让她变成我那套音响中的某一个零件。同时，她是不是愿意成为我音响中的某一个零件也值得商榷，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她和我绝望的心情没有任何关系。她和我的唯一关系是，我们俩都是那家中央在汉口单位招待所里的住客，如果还需要加上一点儿什么，那就是我住102房间，她住202房间，我住她楼下，我们算是露水邻居。
她是在我住进那家招待所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和我成为邻居的。那个时候，我的电视剧正写到第三集。我的主人公发现他失恋了，与此同时他的父母也开始闹离婚。我不知道该把我的主人公怎么办，该把主人公的父母怎么办。如果说主人公我还能够设法让他而今迈步从头越，他的父母呢？他们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在什么地方安排他们的终结？是让他们去找街道居委会还是直接找法院？我不能让我的电视剧中出现硬伤，否则我的音响永远都只能是一堆凑不齐的零件。老头——我是指招待所那个穿一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抽红金龙牌香烟、像个过时的特务的老头（下同）——在这样的时候又与老鼠和苍蝇沆瀣一气，总是来找我的麻烦，让我在街道居委会和法院的左右为难中，又有了我的主人公和文学青年领袖以及情节制造商的混淆，使我无法清醒起来。可以这么说，那是我在这一次“卖身活动”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她是一大早住进这家招待所里来的。
我那个时候还没从我的老板兼朋友的凌晨骚扰中恢复过来，正睡得迷迷糊糊，还没起床。老头用钥匙打开我房间的门，进来了，并且开了灯。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冲进来，而是蹑手蹑脚，有点像他最开始对我怀疑的那种人物一样。他把我推醒。我问他干吗，是不是早报上又有什么消息，比如说又抓住了一个以饭店或招待所为作案点的变态者？他把我往床里推了推，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神色暧昧地冲着我笑了笑。我问他笑什么，是不是我这回的判断错了，这回他要给我说的不是这一类故事，这一回他要打破窠臼，要给我讲一件阳光明媚的故事？老头说错了，他不给我讲故事，他确实要告诉我一件事，但不是故事，故事是已经发生的事，他要告诉我的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再说，现在才早上六点钟，早报还没有来，他可以讲给我的故事我全都听过了，在没有生活的充实之前，他不能像我一样地胡编乱造。我说，那你快讲吧，讲完以后帮我提一瓶开水来。他说，你楼上住进了一位客人。我说，哦。他说，是个女的。我说，哦。他说，她一个人。这一回我不能光说哦了，我说她是不是没有身份证？老头说，她有身份证，但是她是女的，而且她是一个人。我说，你这里住了好几个女的，她们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老头说，她和她们不一样，她的情况有点像你。我问，她和她们怎么不一样了？她的情况怎么像我？是不是她像我一样的不在半夜三更里进出门？或者半夜三更进出门的时候没有给你小费？她不是刚住进来吗，她还来不及在夜里活动呢。老头摇摇头非常肯定地说，你不用替她狡辩，你们是一路货色，反正都不正常。
我在上午的时候看见了她。她背着一个小挎包，从我的窗前走过。住在这家招待所里的别的单身女人我都“认识”，所以我知道那是她，不会是别人。她很年轻，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很文静，是那种失语的文静。她不漂亮，不像住在这家招待所里我“认识”的其他的那些单身女人，她们都很漂亮，而且张扬。她的模样长得一般，没有什么特色，是在广告社会里极容易被淹没的那一类。但她肯定不是一类的，不是那种复制品，不是电视广告、时装、化妆品、首饰、发型、排行榜、电子读物、垃圾食品、健身模式、休闲潮流和品牌……这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她是失语的。她的失语是用她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她的身材非常的好，匀称而紧凑，充满音乐感，并且有着大多数女人已经失去了的弹性与节奏，虽然她不得不用一些多余的纺织品把它遮掩起来，并且肯定是在长年累月之中忽略和怠慢了它，它仍然显得生机盎然。拥有这样身材的女人是有权利失语的，当然她们更有权利开口说话。不过她并没有开口说话，她很快走过我的窗前，像一缕无声的风，走出招待所去了。
我的老板兼朋友又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你他妈的完了没有？又不是要你搞星球大战计划，又不是要你设计人类未来，只不过要你拿一点小小不济的智慧，你要没有智慧就拿聪明，你要没有聪明就拿经验，你要没有经验就拿别人的生活，总之你别把贵族的那一套拿出来，这一点最使人心烦。老板兼朋友在电话里说，我去看过了，截至今天为止，窥视那套音响的人已经达到二十九位了，它的确是一套好音响，要不要你得趁早。这一回他没有等我砸电话，一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感到很沮丧。我已经弄不清楚智慧、聪明、经验和别人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了，也许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从来没有混淆过，它们只不过是以人们喜欢的方式被认定的，而我的老板兼朋友要我在其中选择，我并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我的沮丧是我太喜欢那套音响了，我已经被它迷上了，我的全部生活中除了它再没有别的什么，我的热爱和憎恨、奋发和堕落全都源于它。在这家阴暗而潮湿、气味暧昧、充满了老鼠和苍蝇的招待所里，音乐消失了，《RIGHT HERE WAITING》和《THE SOUND OF SILENCE》消失了，甚至Richard Marx和Bryan Adams也消失了，我生活中的全部意义就是努力获取一堆等待拼装的音响零件，它们以书写在五百字一页的文稿纸上的智慧、聪明、经验或者别人的生活的方式凌乱地堆放在我的床头，在变成一套漂亮的电子产品之前，被老鼠和苍蝇践踏着。我不能去驱赶它们，不能去驱赶老鼠和苍蝇，我没有时间。在我的虚构没有最终完成之前，有十三个人和二十九个人正在睥睨着真实的它，而且还会有更多人会这样做，他们和我、老鼠以及苍蝇一样喜欢音响。我们大家都需要音响。我们才不去管别的什么呢。我们不管音响和音乐是什么。我们也不管音乐是不是真的在音响里面。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虚构得到它，得到那一堆漂亮的电子零件。我已经坠入这样的队伍中了。我们管那叫竞争。我不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我有野心。我还有忍耐力和韬光养晦的决心。我不会为此而砸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