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牙掉了。
这倒也没什么，谁的牙都会掉。问题是我的牙不是碰掉的，也不是长智齿拔掉的，而是自己不见了，忽然之间就不见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吃饭，朋友把一筷“上汤皇帝菜”举在鼻尖前目光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是皇帝或者皇帝菜什么的。然后他慎重地宣布，我的牙齿少了一颗，是臼齿，也就是右上颚的第二颗。
那天深圳阳光明媚，没有台风，也没有阴霾。事情的确有点儿出人意料。
我的上司和同事都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牙齿不会自己跑掉。但事实上，它离开的时候没有给我打招呼。文博会几天后就要开幕，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响哨的时间也不到半年，我知道牙齿失踪这个事件影响十分恶劣，我必须尽快地把偷偷溜掉的牙齿找回来。至于找回来以后怎么办，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会在另一个故事里对你们说。
我决定去广州找我的牙齿，乘“和谐号”。
之所以选择乘坐“和谐号”去广州找牙，不是我对“半小时经济圈”和“同城化”主张有什么好感。我不是中国铁路大步迈进高速时代的拥护者，我只是在广州中山医院看过牙，又不愿在拥挤的广深高速公路上读完科马克？麦卡锡的《路》，这才选择了“和谐号”。
“白长了一口牙。”给我看牙的中山医院名医皱着眉头往我河马一样张大的嘴里看了一眼，“等于一堆毫无用处的珐琅石。”他用权威人士的口气说。
我倒没什么，我怀疑我的牙齿记住了名医的话。这句话有点儿恶毒，伤害了它们的自尊。它们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派出一颗牙齿去名医那里要求昭雪，或者报复一下他。我的右上颚臼齿，也就是右上颚的第二颗牙齿被推选出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它悄然失踪的原因。
深圳火车站里挤满了行色匆匆的过客，没有人能够分辨出来他们当中谁是去香港购买限量版LV新款包的兴奋的哈尔滨女人，谁是刚刚搜空了公司保险柜急匆匆去广州与姘头会面的男人。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去找我的牙齿，我的牙齿和别人没有关系。
车快驶离站台的前几十秒钟，她上来了。她是一位年轻女人，穿一套双色褐香云纱套装，同样款式的扫地风衣，吃力地拖着一个巨大的包裹。她在车厢门口绊了一下。乘务员抢上一步搀扶住她，在她身后把门关上，然后走掉。“和谐号”无声无息滑出站台。
她拖着巨大的包裹往车厢里走，一路上磕磕绊绊。有人不耐烦。深圳是一座文明城市，广州是一座文化城市，来往于两地间的旅客有修养，这一点谁都能够理解。
她有点儿困惑，一双柳叶似的细眼睛快速地打量着四周，大概拿不准她巨大的包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她挺迷人的，长长的脖颈，颧骨突出，肤色黝黑，像个倮倮人。我对倮倮人没有研究，只是觉得倮倮人这个名字好听。但她的确挺迷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也许因为她有一头乱糟糟的黑发，神情疲倦，看上去需要人帮助，而且是细心呵护的那种帮助。总之我站起来，向前迈出一步。
“我来帮你。”我说，“把它放到后面去吧。”
我接过她手中的行李。那个巨大的包裹非常重，大约是一口38寸的软面箱子，用一块黑白相间的化纤布针脚严谨地从外面缝纫上。她松了一口气，让我把行李提到车厢的接头处，把行李安置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后面。
等放好行李，回到座位上，我乐了。
她已经坐下了，正在快速地取下围脖，并且打量四周，熟悉身边的乘客。她的围脖也是香云纱的，不是双褐色，是淡雅的双蓝色，一面深，一面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她养过变色龙这种宠物。
我不是因为她的双色蓝围脖乐。她坐着的位子是1号车厢22座，那个座位正好是我的，我花一百块在售票窗口买的，我站起来之前正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她认识这个位子，或者说，她认定这个座位就是她的，现在她坐在那上面。
“没关系。”我不想让她感到窘迫。反正不是在星际列车上。这得感谢地球还能够承担人类的任性。“座位很空，你随便。如果愿意，你甚至可以每个空位子轮换着坐一次。”我说。
我拿过自己的提包，去了车厢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一排完全空着的位子坐下，从书包里取出书。大卫？卡特的《蝴蝶与蛾》。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配有法兰克？格林纳维的摄影照片，多林？金德斯利出版社《自然珍藏图鉴丛书》中的一本。你要知道那些蝴蝶和蛾有多么了不起，它们迷住了人类。我只是有些替蛾抱不平，它们和蝴蝶同属鳞翅目，却被人类忽略了几百万年，这是不应该的。
我看了半页书，她过来了，在我对面坐下，看我。
“放心，没有人动你的魔瓶。”我放下书，安慰她，“我是说，没有人会动你那个神奇的包裹。亚运会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亲兄弟的美好回忆里。而且，我们是在‘和谐号’上。”
“您真会开玩笑。”她说，眨了一下眼睛，快速打量了一下四周。我发现她那双细细的眼睛长得挺有味道。她眯缝着它四处打量的时候，有点儿像困倦的毛色迷人的阿帕卢萨马的样子。
“我坐了您的位子。我坐了您的位子，对吧？”她说，“我头一次坐这趟车，有点儿紧张。您能原谅我吗？”
“非得这么认真？”我说。
“嗯。”她看着我认真地说，“我有强迫症，轻微的。你可以把它当成道德洁癖。”
我看着她。她在双褐色外套中穿着一件雪白的竖领衬衣，宽花边衣袖罩住半个手掌。衣领有些皱褶，但纤尘不染。看来她没有撒谎。
“好吧。”我说。有时候我喜欢马，比如阿帕卢萨这种有着古老斑点的乘马，它们是一些神秘的家伙，常常做出令人吃惊的事情，也许这应该感谢阿帕卢萨河谷里那些内兹佩尔塞印第安人。
“您真好。”她说，放松下来，把一只黑漆皮便携手袋放在身边的空位子上，再放上那条双色蓝香云纱围脖。
“你可以把座位放下去。喏，按钮在你的右手边。”我向她建议。对于使用Gucci牌手提袋的女士，这个建议是必要的。“你可以安静地打个盹，全程行驶一小时十分。我猜你是去广州。我可以替你看着包裹，如果你放心的话。”
我重新拿起书。但我没看下去。她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腰身笔直地坐在我对面，细细的眼睛看着我，咽了一口唾沫。看上去她有点儿紧张。
“您能和我说会儿话吗？”她说。听起来不像祈使句，而像要求，“我不知道，也许我的要求有点儿无理。”
我明白，这倒和方式无关，也不是她口渴，她被什么东西困惑着。她在寻求帮助。我是说，继续帮助。
我放下书，这次是把书收进书包里。我先问她是否需要我替她叫一杯咖啡，她需要安静下来。“和谐号”提供这样的服务，二十五元一杯，不算贵，味道也凑合。她拒绝了。
我告诉她，一般来说，“和谐号”上的乘务员会在开车之后几分钟来查一次车厢安全。不是查乘客有没有带易燃易爆品，这个在上车之前已经查过了，她也不例外，应该知道。遇到城际间某座城市有重要事件的时候，比如开亚运会的时候，还得加查身份证。这个经验她没有，好在她躲过了，不用费力地在面膜、去油纸和紧急避孕用品中尴尬地寻找没精打采的身份证。
“‘和谐号’规定，超大物品不能放在货物架上，他们是来检查这个的。”我告诉她，“这不算过分，对吧？”
她对我说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她在听，偶尔用细细的眼睛快速地打量一下四周。看起来她对环境不太信任，并且警惕性很强。
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是两个来自新干线家乡的男青年，其中一个安静地在笔记本上读着什么，另一个大声地打着移动电话。再过去一排是一个玩着iPhone游戏的女孩，以及一个神情倦惫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长发中年男子。
“‘和谐号’是城际列车的名字，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创意。”我换了个话题。话题这种东西就像城际列车，有人到广州，有人到珠海，到珠海的不会对广州感兴趣。“有人把‘和谐号’比喻成珠江三角洲的血管，这个比喻很形象，你说呢？”
我没说另外一件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遏止不住地想，血管我知道，通过血管输送的那些血液是谁，它们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快乐，这个我怎么知道？但我对血液更感兴趣。你想啊，血管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血液，血管还有意义吗？我的朋友批评过我，说我心理阴暗，但我就是不能驱赶走想了解血液的奇怪念头。
“您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乘坐‘和谐号’？”她打断我的话。
她的问题让我一时接不上。我为什么？她干吗问这个？这是一个遥远和生疏的问题，我完全没有想过。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过。我已经习惯了不去想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她我乘坐“和谐号”去干什么，比如关于牙齿的事情，我可以从“上汤皇帝菜”说起。我也可以告诉她，“和谐号”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新型交通工具，每隔十分钟，所有的重要城市就会有几趟“和谐号”驶出，去别的城市。当然，也会有几趟别的城市发来的“和谐号”驶入站台。这个解释会得到城市客运部门的支持。但是，她的问题太奇怪了，我为什么乘坐“和谐号”？这算什么问题？
“您是不是去找一样丢失掉的东西？”她看出了我的窘迫。她不是一个喜欢废话的人。“那个东西在城际间的另一头。”
“你怎么知道？”我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身子，“你说得对，我去找我的牙齿。是臼齿，我的一颗臼齿掉了。”
“您没有掉过牙？不会吧？”她好奇地打量着我，目光中有一种不太高兴的成分，好像我在欺骗她。
“我过十二岁生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你应该能看出来。”我开玩笑。
“我知道，知道。”她善解人意地挥了挥手。她的手腕很细，手腕上有一只什么植物做成的木质手镯，这让她像一个刚刚获得了自由的无畏斗士。
“我没法向上司和同事交代。”我不能说得太多，有关文博会和大学生运动会的事情，这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荣誉。“就是说，我不能做一个缺乏诚信的人，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