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打电话的日本年轻人回头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电话。年轻人声音很大，像在一个广场里做大型演讲。他不断冲着空气真诚地点头。嗨。他说。嗨嗨。iPhone游戏还在快乐进行。面向窗外的发呆也在继续。相比较，日本人更讲究时间效率。
“您想不想听我的故事？”她问。
“关于臼齿的吗？”我有点儿说不准。
“我的臼齿很好。不光臼齿，门齿、犬齿，它们全在，连智齿都没掉。”她把嘴张开让我看。她的牙齿的确很好，像戴芬斯牌首饰盒里的一件件精巧首饰。“一个梦。关于一个梦的故事，您想听吗？”
她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关于我是不是想听她的故事这件事，她完全不在意我的想法，反正她就讲开了，连一秒钟都没有停下来。
日本年轻人还在打电话，口气越来越热情，声音大到每个人都发恨地想学日语，然后用学来的语言大声命令那小子住嘴。iPhone游戏和窗内的发呆仍然在继续。我怀疑我们这节车厢里没有三十年前的深圳人，那个著名的口号已无传人。
“和谐号”在樟木头车站停了一分半钟。有人下车，我们的座位上来了一位高高大大的英俊小伙子。他看了一眼年轻女人，用更长的时间看我，目光中有一种狼见到了狼的警觉。
“对不起，你坐了我的位子。”小伙子对我说。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年轻女人几乎跟我同时站起来。她拉着我的手，不由分说把我领到隔壁的座位上。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朝最后那排座位看了一眼。那个包裹还在那里，没有人从它身边走过。
“他问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事情真的不可挽回吗？”年轻女人坐下后，立即开始接着说她的故事，好像什么都不能打断她，没有什么可以打断她。“他气坏了，暴跳如雷，伸手去抓雷明顿猎枪。子弹是我装上去的，几小时前我们刚刚猎袭过一头丛林蚺。我知道他的脾气，他完全绝望了。”
“那，你怎么回答？”我配合地问，一边想，她刚才讲到哪里了？
“还能怎么回答？”她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背叛了她。“这算问题吗？您怎么会这么想？我怎么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她的口气里有一种明显的气愤。
“那倒是。可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不回答呀？”我说，心里想，不回答，是不，还是不能够，我怎么知道？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这趟列车。没有人告诉我它叫‘和谐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讨厌雷明顿，它能把一头两千磅重的大象打得飞起来。”她急匆匆地说，“您有香烟吗？请给我一支。”
“香烟倒是有，可是，”我说，坐在那里没有动，“是‘好日子’牌，深圳产的。也许你听说过，挺不错的牌子。”
“明白了。”她属于冰雪聪明的那一种女人。她从身边抓过双蓝色围脖，在手中神经质地团着。
“对不起。”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不介意。”她说，“我不该抱怨。谁都有理由。这个世界不光只有一个道理，事情有点儿乱，对不对？”
我能说什么？文明不是我发明的，文明的规则不是我制定的，我也深受其害，而且是永远的受害者。也许我应该在上车之前买一袋零食，“天喔”牌盐焙小核桃或者天山大枣什么的。
有一阵我们没有说话，“和谐号”平稳快速地行驶。庞巴迪、川崎重工、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运行技术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有什么在车厢中弥漫，沿着洁净的走道无形地逼近，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停下，默默不语地注视着我们。
那个英俊的小伙子一直在我的视野中，从樟木头车站上车的那一个。他不断地从他的座位上回过头来朝我们这个方向看，这使他的姿势显得十分别扭，让人替他吃力。我不知道该不该建议我的伙伴重新换一个座位，换到他对面的座位上去，这样我们的关心者就不用扭过身子来费力地观察我们了。
“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您是怎么长大的？”她又开口了。她要晚开口一秒钟我就重新拿出《蝴蝶与蛾》了。
“这个谁都想过，只要你能够长到读书的年龄。”我说，有点儿遗憾地把手从书包上拿开。
“那是什么？”她不看我的手，盯着我的眼睛。这一次她没有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快速地打量四周。
“父母，或者他们当中的一个养大的。”我有点儿气愤地说，“也有不是父母养大的，是别的亲人养大的。孤儿院的情况不大多见，好像现在大家都不关心孤儿院这种事情了。”
“我就是孤儿院养大的。”她不屑地说，“我不是说真正的孤儿院。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孤儿院。”
“我明白。就是说，你有父母。”我说。
“当然有。”她不容置疑地瞪了我一眼，“他们活得很健康。我爸爸自己下楼取邮件，要是不遇到兔子——那是一只流浪公猫，名字叫兔子，不是真兔子——他会和门房聊天，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
“我也想这样。”我由衷地说。
“男人都想这样。”她笑了一下说。
“也是。”我松了一口气。
“我妈妈养了很多植物，她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她说，“孟加拉姜果棕，墨西哥野藿香，鲍尔斯红薄荷，婆罗门老鹳草。您听说过婆罗门老鹳草这种植物吗？”她停下来问道。
“老实说，没有。”我承认，“我不太擅长和植物打交道。你知道的，一般情况下，它们不怎么愿意和人打交道。”
“这就对了。”她满意地说，“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有一次我母亲让我管一个女人叫七姨，我从没见过那个女人，知道她长得什么样？面目全非，就是这样。”
“这样啊？”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亲戚。”她显得有些苦恼，不能接受，“我不知道一个人有多少亲戚，我是说，可能有多少。我甚至不知道您是不是我的亲戚，您明白这种事情吗？”
“明白。就是说，事情有点乱，人们的血缘关系发生了问题。”我有点儿迟疑，“对不起，我是不是让你想到了难过的事情？我是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幸。”
“我为什么要难过？”她不明白地看着我。她的眼睛这会儿不像柳叶，像寒月下的柳叶刀。“您以为我是冷漠家庭的孩子？您错了，我父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我没有兄弟姐妹，是独生女。这回您明白了？”
“没有。”我困惑不解地说，“我越来越糊涂了。”
“您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她下结论说。
“你指什么？”我问。
“什么都不缺，健全得不像话，您能想到的一切您都拥有。”她停顿了一下说，“但他们一个个都从你身边走掉了，还有它们。你拥有过的一切都不见了，谁也指望不上。事情就是这样。”
她的语气坚定到不容置疑。我说不准这是不是因为她有一条双蓝色的香云纱围脖，两腮颧骨突出，像倮倮人脸的原因。
我被她弄糊涂了。我这才想起，她开始讲的故事，在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上车之前讲的故事，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这让我困惑，越来越困惑。她讲过什么故事？她说到梦，那个梦在哪儿？为什么我想不起来？
还有，她一直称呼我为“您”，而不是通常国人习惯的“你”，这有点儿不正常。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在什么地方追上她的故事？我从深圳上的车，“和谐号”已经驶过了樟木头车站，就算从头开始，718次列车和736次列车上会发生同样的故事吗？
城际列车在珠江三角洲上行驶，我觉得我离什么东西越来越近，但同时，我有什么东西正在失去。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我只是想来一杯咖啡，“和谐号”上的。
“事情都会发生，不管您清不清楚。”她看出了我的心思，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我。“您能想到我失去了什么吗？”她问。
“让我想想。”我犹豫不决。
她不再年轻，不再是少女。但这谁都能看出来，用不着问。我依稀记得她说过有什么人挽留过她，在她的故事里。那是谁？挽留什么？从她的穿着打扮，以及诡谲而昂贵的木质手镯看，她不缺钱。她失去了什么？是那把使用双膛霰弹的雷明顿吗？
“我是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她把手中的双蓝色围脖抻平，口气平静地说。
“天哪！”我说，身体往前冲了一下。
“有过。非常迷人的乳房，您能想到的最美的乳房。”她口齿清晰地说，“顶极广告商追踪过我，红丝带也联络过我。现在他们不找我了，因为它们不在了，一点儿痕迹也没留下。”
我能说什么？我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我的身体也不见了。”她继续说，丝毫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请别再说下去！”我的腿肚子发硬。我想离开那里。
“您肯定知道河泥矿物质的事。”她没有放过我，继续说，“我穿着昂贵的香云纱，它的确很美丽。但那里面什么也没有。您看到的只是一套漂亮的衣裳。”
“我不知道。”我口吃道，有一种强烈的想喝水的念头，“这怎么可能？可能吗？”
“什么才可能？”她说，“您根本没有坐错那个年轻人的位子。他从樟木头上车，区间站不卖座位票。我也一样。我根本就没有买票。我不知道去哪儿买。我就这么上的车。我说过，没有人告诉我这是‘和谐号’，我说的是实话，可没人信。”
我被这个结果吓住了。我有一种想逃离开的强烈念头。
她不再说什么，目光突然滞缓下来，看了一眼窗外，把风衣的衣领高高地竖起来，掩住迷人的颧骨，闭上细细的眼睛。
那以后我们谁也没有再开口。列车在东莞车站停了一分半钟，驶走了，在石龙车站停了一分半钟，又驶走了。发呆的中年男人在东莞下了车，他的座位上换了一位背双肩包的年轻男人，他对窗外的风景不感兴趣，双肩包珍惜地抱在怀里，爱怜地看身旁少女玩iPhone。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长着雀斑的可爱小女孩在石龙车站上了车，小女孩拶撒着两只胖乎乎的手不安分地在车厢里跑来跑去。
“和谐号”在广州东站停下。我们下了车。我，还有那个倮倮女人。我们没有告别，连招呼都没打，分别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那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根本没见过似的。
我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停下来，在人流中站了一会儿，被身后急匆匆的旅客撞了几下。我想到一件事——那个年轻女人，她没有拿走她沉重的、用黑白相间的化纤布仔细缝起来的包裹。“和谐号”在我们下车之后开走了。她走在我的前面，脚步轻盈，像一缕真正失去了肉体束缚的灵魂，香云纱披风的后摆扫着脚踝，很快消失在流水线似的人群中。好像她忘了自己有一件巨大的、曾经让她吃力地拖着到处行走的行李，或者她有意把它忘在那里。
看来谁都有东西在不经意之中丢失掉。我丢失的是牙齿，别人丢失的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我释然，并且做出一个决定：放弃寻找我丢失掉的牙齿。
我挤过行色匆匆的旅客，从那里直接去了售票窗口，买了一张返回深圳的“和谐号”车票，它花了我一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