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分析可知，顾鼎臣对于《中庸》的解释，本乎朱熹《中庸章句》，而遵循通晓易懂的原则，对某些古语，改为浅显易懂的现代口语；也对朱熹释义较为简略之处，加以补充，务要世宗达到疏通经典字句之意。
（二）经典的目的性导读
《中庸首章讲义》第三部分，主要为顾鼎臣对经典义理性发挥，无论从篇幅还是语气来看，此部分都为讲义的重点。其中，顾鼎臣还针对讲述对象，对经典进行了有目的性地导读。
在第三部分开首，这一特点即明显体现出来。首先，他叙述了《中庸》产生的过程和子思述《中庸》的意义：
精一执中，尧舜三圣，心传口授，开万世道学之源，自时厥后。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虽圣不常有，而代产英贤，识其大者。君臣父子师弟之间，更相授受，统纪甚明。时经春秋战国，世道日降，去圣愈远，异端起而大义乖，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是以远宗尧舜之旨，近述父师之言，以作中庸提携纲维，开示蕴奥，其继往圣开来学之功，足以方驾六经。
事实上，这是顾鼎臣对朱熹《中庸章句》的提炼，在《中庸章句》中，同样有类似描述：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这两段话看似相似，实在侧重点不同。在《中庸章句》中，强调的是“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而在《中庸首章讲义》中，则强调了“虽圣不常有，而代产英贤，识其大者。”另外，在“继往圣，开来学”的认定上，也颇值得玩味。朱熹认为，孔子将道统由君臣之道传之于后学，即是“继往圣，开来学”的含义；而顾鼎臣则回避了此点，模糊地将子思述《中庸》，远宗尧舜之旨，近述父师之言，开示蕴奥，称之为“继往圣，开来学”。
此为关节点之一，由此看出朱熹的《中庸章句》，其侧重点在“学”上，而顾鼎臣之侧重点，则在于“道”上。在之后对“正心”的不同释义中，此点将有更深刻之体现。
在《中庸章句》中，曾指出“正心”的重要性：
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同样，顾鼎臣也十分看重“正心”，他认为：
故人君之体在用人，用人之道在修身，修身之要在正心，心既正而天下可运之掌矣。心正则身无不修，身修则贤臣可得，繇是政善而民安，化行而俗美，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以驯致乎位天地，育万物有不难矣！
两相对比，则差异立现，同样是“正心”，朱熹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而顾鼎臣的目的则是为了教导年轻的皇帝如何“得贤臣”、“运天下与掌中”。他认为圣人为生而知之者，而《中庸》这样的经典，对其研读和体贴，则是为了“致中和”：
圣人生知安行，下学上达，故能穷神知化，尽性至命以极夫参赞位育之功，其功夫次第则戒惧谨独，以致中和，是即所谓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者也。
人君所要做的，则是此“次第功夫”，不是为做“圣人”，而是为成“明君”。事实上，此篇经筵讲稿，恰是世宗要求其“敷陈经义关切于君德治道者以献”。对于一个君主，与其期望其成为“圣贤”，不如期望其成为“明主”，这样更有现实意义。
第三节 从大礼议背景看顾鼎臣进讲意义
一、议礼中君臣表现
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继而兴起大礼之议，抛开此事是非对错不谈，且看在“大礼议”中君臣各有何种表现。
最初，礼部要求世宗以皇太子身份由崇文门入东华门，居文华殿，先完成皇太子礼后，群臣再“上笺劝进”，进行即位礼。这个要求被世宗以“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的理由拒绝，杨廷和毫不退让，“固请如礼部所具仪”，双方僵持不下，拖延许久。
而后，世宗不满入嗣孝宗的决定，曾向毛澄求助，“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并出囊金畀澄。请杨廷和、蒋冕、毛纪“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并“每召廷和从容赐茶慰谕，欲有所更定”，但廷和等不肯顺帝指，正德十六年，世宗欲尊父母为“皇帝”、“皇后”，召杨廷和谕之曰：“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廷和封回御批，并上疏曰：“实以为人后者为之子，既为人后，则不得复顾其私亲……此国家典礼，关系至重，臣等实不敢阿谀顺旨。”类似此事，杨廷和“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可以说，嘉靖初年在“大礼议”问题上，呈现出朝杨廷和一边倒态势，世宗的决议，动辄出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联合反对的局面，而后，更是有二百多人哭谏的左顺门事件。众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不但对世宗毫不通融，对待反对者，更采取强硬手段。在京的寥寥几个反对者，或下诏狱，或贬斥远方。而在外张璁、桂萼等到京则“众汹汹，欲扑杀之”。
不论杨廷和派持论是否正确，其言行都已经超出了大臣的范围，正如御史曹嘉所言：
顷者佥事史道，劾大学士杨廷和严旨切责，下之诏狱。至廷和疏辩及尚书彭泽讦奏，则温旨慰奖，谆谆数百言。是为大臣者，真能擅威权以移主柄党大臣者，真能取容悦以惑圣听矣，谓之法可乎？
世宗虽在议礼之初因无法找到合理说法而显得软弱温和，一旦有了可以“父子保全”的理论依据后，也变得强硬起来，特别是在左顺门事件中，廷杖一百八十人的大手笔，足以显示出其铁腕手段。
而议理支持派张璁，桂萼等人，也显示出睚眦必报的心性，《明史》曰：“璁、萼益恃宠仇廷臣，举朝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矣。”
可以看出，议礼事件在其后演变为恃礼无恐，持有可自圆其说理论的一方，便具有联合同道、诛杀异己的完全合法性，使整个事件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二、议礼中的世宗与张太后
大礼议时张太后的态度和行为颇值得注意，张太后作为孝宗唯一的妻子，孝宗曾多次置朝臣意见于不顾，优容其家人，可见张太后与孝宗的感情笃厚；而作为武宗唯一的母亲，其在宫中独享尊荣，唯一的苦恼恐怕就在于武宗荒诞的生活和无嗣的隐忧。武宗意外身亡后无嗣，对张太后来说，世宗入嗣孝宗是最好的选择，惟其如此，她才能保持自身地位不失。
事实上，在世宗在“继统不继嗣”思想指导下，一步步推尊自己父母的同时，张太后的地位已经下降，最终世宗下诏“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张太后失去了“圣母”称号。与之相对应的是，其境遇也每况愈下，可谓晚景凄凉，家人不保。如《明史》载：
三年，兴国太后诞节，敕命妇朝贺，燕赉倍常。及后诞日，敕免贺。修撰舒芬疏谏，夺俸。御史朱淛、马明衡、陈逅、季本，员外郎林惟聪等先后言，皆得罪。竟罢朝贺。
会太后弟延龄为人所告，帝坐延龄谋逆论死，太后窘迫无所出。哀冲太子生，请入贺，帝谢不见。使人请，不许。大学士张孚敬亦为延龄请，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虑伤伯母心，岂不虑伤高、孝二庙心耶？”孚敬复奏曰：“陛下嗣位时，用臣言，称伯母皇太后，朝臣归过陛下，至今未已。兹者大小臣工默无一言，诚幸太后不得令终，以重陛下过耳。夫谋逆之罪，狱成当坐族诛，昭圣独非张氏乎？陛下何以处此！”冬月虑囚，帝又欲杀延龄，复以孚敬言而止。亡何，奸人刘东山者告变，并逮鹤龄下诏狱。太后至衣敝襦席藁为请，亦不听。久之，鹤龄瘐死。及太后崩，帝竟杀延龄。
同时，张太后与世宗母亲蒋太后的关系也并不亲密，“兴国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帝颇不悦。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所以，任由蒋太后地位提升，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张太后，在这种预期之下，张太后本应该是入嗣呼声最高的一个人，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最初世宗与杨廷和为以太子礼入京还是以君礼入京僵持不下时，张太后为之调停，下旨曰“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随后世宗为父母改“兴献王”、“兴献王妃”为“兴献帝”、“兴献后”，再后，又欲在称号后加一“皇”字，都预先取得了张太后的支持。见《明实录》中：
钦奉慈寿皇太后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
……连名具疏奏：“兴献帝不宜称皇号言，正统大义惟赖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亲，则与正统混而无别，揆之天理，则不合验之。人心有未安，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也。”上曰：“慈寿皇太后懿旨有谕，今皇帝婚礼己命行，其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皇太后，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命。”
……今御批直曰父母又各加一皇字，则似乎於正统之亲混同无别，恐不可以告于郊庙，而播之天下也，内阁大臣竭诚尽忠，陛下不可不听。上曰：“此慈寿太后懿旨，不必更议。”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张太后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拖朝臣的后腿。难道张太后不知朝臣的反对事实上是对自己有利的吗？她为什么总是推动事态朝自身不利的方向进行呢？如果说是因为世宗胁迫，张皇后作为世宗拥立者，世宗羽翼未丰之时应不敢对其有所不恭敬。况张皇后如果不支持世宗，完全可以站在朝臣一边，对世宗下旨阻挠，世宗完全没有办法对其威胁利用。如果说是因为世宗巧语蒙骗，以各种许诺取得其支持则更加不符合事实，且不说这种取媚于人的做法不属于世宗的行事风格，世宗与张皇后的关系似乎一直都比较紧张，世宗从未显示出低姿态。那么张皇后的做法只有一种原因，作为皇室成员，在看到朝臣以礼法制约皇权的做法时，虽然知道自己会是受益者，但内心深处仍觉得不合时宜。所以，她不断下召，企图平衡朝臣的所逾越的“分”。也正是因为她行事的本意并不是支持世宗，所以世宗对其并不领情，在利用之后，仍旧对其抱有敌意。而世宗，在推尊亲生父母之后，对这个“伯母”采取的忽视与冷淡，也未尝没有过河拆桥之意。
三、顾鼎臣对君臣的劝诫
面对如此混乱的情况，顾鼎臣曾不愿面对而希望在家终老，在朋友劝诫下回到京城后，他便竭力尽自身努力，希望对时世有所贡献。
在《中庸章句》中，疏通经典大义后，顾鼎臣做了一个设问：为何一个具备圣人之德、圣人之资的君主，却无法将国家治理好？就是因为没有“致中和”，事实上，这是顾鼎臣在以讲经之机，对世宗进行的劝诫：
仰惟皇上聪明睿智，禀圣人之资，溥愽渊泉，备圣人之德，逊志励精，不遑暇逸，十年于兹，宜乎登世道于雍熙，跻圣功于三五矣。然而教化未尽孚，灾殄未尽息，百官未尽承式，兆民未尽敏德，群生之物未尽得所者，何哉！意者求道于外，而或遗其内，徒博焉而未约于要之故与。抑大臣庶职不能同心戮力，而昧于承弼赞襄之过也。
何谓正心？致中和是也。何谓致中？自其性之本体而不汩于外物，外物非必声色货利，凡有所执著皆是也。何谓致和？谨其情之所发，而不涉于私意，私意非必比昵阿狥，凡有所激抗皆是也。二者言之甚易，而至之寔甚难。
有所“执著”皆是“外物”，有所“激抗”皆是“私意”，在左顺门事件和汪佃事件之后，大批官员因为受到牵连或被罢黜，或被外调，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行政力量，将明王朝置入潜在的危险之中，顾鼎臣正是为此向明世宗进行劝诫。他尖锐地点出世宗对“大礼议”的“执著”，以及因此执著而酝酿而成的“激抗”，都是不合王道的。进而顾鼎臣希望世宗能体会“子思之旨”，以“致中和”要求自己，成为“明君”。
而对待群臣，顾鼎臣也有所批评。在世宗廷杖诸臣之后，顾鼎臣以一首诗来表述自己的心情：
初行人司，所上封事，与四曹相为后先，而独不见处分，诸君待罪累日，复上一章申理，而大理左右二寺，并工曹三人复抗疏论列。上怒，遂俱下制狱，后复诏通前系六人，俱带系械，仍跪五日，前一百七人跪五日后，诏各杖三十，舒修撰芬、张文选衍瑞，孙武选凤、姜仪制龙，陆郎中俸五人调外，任余罚俸六个月。
嗟嗟诸曹彦，职守非言官。封章触忌讳，忠愤激肺肝。为善虽近名，犹愈相欺谩。长堤蝼蚁穴，撮土窒非难。只今已崩溃，旁瞩令心酸。上挟雷霆斗，下有蛟龙蟠。纵横下土石，秪激成惊湍。何年运神工，堤防复坚完。百物资灌溉，高下得相安，渊渊播皇泽，四海无波澜。
如果说顾鼎臣对这些在忠心的感召下，冲动行事的士大夫们还心存怜悯的话，对于那些以仁义道德说辞，鼓动他人，实际阴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大礼议”两派主事者，却表示了自己的蔑视，他曾愤慨地说：
夫乱不起于边徼夷虏，武夫健卒，锥埋发藏之盗，而实起于规行矩步、深情厚貌之士夫也，闲居未试之时，对客谈诗书，说礼义，固将高视一世，追踪于禹皋伊傅，孰肯委其身于不韪之地，为天下乱阶也哉。本心之亡，其初萌于进，进则兢，兢则将抑人以扬己，损人以益己，夺人以予己，患其不胜，要结党與，鼓雌黄之口，假翻覆之手，其阴事济，党势成，而罔上殃民之事丛矣，夫一人为之，十人和之，百人慕而效之，久则风靡而澜倒焉，由是纪纲大坏，皇泽下阏，人心嚣然不平，奸雄起而乘之，而乱斯作矣。
自古以来，就有将大臣作为国家长城的比喻。而如今，长城已经被伟大的谎言蠹空，不由不令顾鼎臣感到心酸。长城毁后的危险，不知“大礼议”的双方是否都会有明确的认识，而空留下顾鼎臣来期盼着“百物资灌溉，高下得相安，渊渊播皇泽，四海无波澜”美景的实现。诚然如历史所显示的，在“大礼议”中，顾鼎臣没有明确的意见表示，但这并不代表其对此事的默然和回避。
小结
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是考察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对顾鼎臣来说，其讲筵所阐发的是“正直忠厚之谠言，沉潜敦大之微旨”，不激愤，不曲媚，而期望为世宗指出一条明君之路；其行为则坚守“为臣之分”，不僭越，不恃宠，并以身作则，希望在朝中能树立理想君臣关系的榜样。
对顾鼎臣来说，良好的君臣之道，是“虽势位有尊卑，职任有大小。然所当敬身畏天，进贤才养庶民，以宁邦家者同一体耳”。无论是君臣，如果大家都怀着治国安邦的愿望去行事，那么则会“同心戮力”，不会被私欲蒙蔽；国家才不会出现祸乱，实现百福咸萃。
在今天的学界仍为“大礼议”两派究竟谁对谁错而争论的时候，顾鼎臣的所作所为是否能给学界提供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大礼议”。抛开所谓的忠义与进步，究竟什么才是历史所需要的，顾鼎臣的观点或许值得学者们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