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宗此举，仅仅是所感而发，并无诸多深意。而张璁则敏锐地抓住了世宗的心理，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付工刻石，并上程子《视听言动四箴》，请世宗一并注释。此举令世宗感到多少有些突然，在接下来的圣谕中，他说：
辅臣张璁午间得卿录来《视听言动四箴》，朕甚喜悦，朕前日因讲官讲《心箴》，回宫深加爱尚，欲释其义不能，欲己之心未放过，只勉强注略，仍咨于卿等欲为藻润以成所作，卿何可便付工刻石，岂不取人笑乎？朕自念上荷天命为人君，长当务学，以致其知，待粗有领会之时，再注《四箴》，须卿等赞之，故谕。
尽管表示需要仔细思考，但世宗仍明白了张璁的用意，他以很快注释了《程子四箴》，十余天之后，张璁等又题请世宗将《心箴》、《程子四箴》及之前所著《敬一箴》刻石，在翰林院及各府州县学设亭树立：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臣杨一清、臣谢迁、臣张璁、臣翟銮谨题皇上所注范氏《心箴》及程颐《视听言动四箴》，已刻石，乞敕工部于翰林院后堂空地盖亭竖立，以垂永久，仍敕礼部通行两京国子监，并南北直隶十三省提学官，摹刻于府州县学，使天下人士服膺圣训，有所兴起，荷蒙采纳，但亭宜有名。伏乞圣明敕定颁示内外一体遵行，臣又仰思皇上前所著《敬一箴》，发明心学，甚为亲切，宜与前五箴并传，合令工部将《敬一箴》重刻一通，设于亭中，五箴并节奏圣谕共六道，分列左右以成一代之制。其风化良有裨益。谨题请旨。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奉敕旨卿等所言都依拟行，名与做“敬一”，礼工二部知道。
（二）《心箴》刻石的深意
从表面看，此次对世宗注《心箴》的刻石，无非是顾鼎臣引发，张璁促成的谄媚事件。然而，从顾鼎臣进讲，到刻石建亭，仅仅用去二十日，如此快的速度，其实并非世宗沽名钓誉，好大喜功，而是确有深意。
《心箴》为宋代大儒范浚所作，其全文采用四字句式，非常简短，但却因为受到朱熹的推崇，因在《孟子集注》中全文收入，使《心箴》广为流传，成为儒家经典。在明朝，《心箴》也成为讲筵的常选篇目，据明实录所载，至少有三位君王曾经听儒臣讲授过《心箴》。世宗因听讲《心箴》，深加爱尚，最终亲注刻石，究竟是什么让他有如此的感叹？而刻石于翰林院并天下学府，《心箴》的价值又何在呢？
对比三位君王及进讲官对《心箴》的不同解读，将有助于进一步之分析。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文渊阁大学士朱善就曾讲过《心箴》，进讲完毕，太祖感叹人要常持道心，才能不被外界的纷繁事物所困扰，其原话为：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慤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耳。
在世宗之后，大学士申时行也曾向神宗进讲《心箴》，同样也强调了人需要时刻关注自己内心的修养，他是这样阐释的：
愿顾于庭户，省心斋箴，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讵云三省，厥有万几。既省其几，又省其康，休咎省岁，率作省成。是犹省事，未若省心，人惟此心，易佚难伏，辨之在早，慎之在独。内省不疚，闇然而章，其究千里，其端毫芒。防於未萌，察于方朕，克艰厥后，克念乃圣。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若终日言，退省其私。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若虞机张，往省于度。听讲则肃，视朝则严，相在尔室，不遐有愆。无有师保，如承宾祭，此心何如，操之弗替。
可以看出，朱善与申时行都是通过人心乃道心之依托，人需要时刻省视其心，毋使堕落的角度出发，讲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
而世宗的角度则明显不同，他对顾鼎臣的讲解进行发挥，注为：
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说道茫茫然天地广大，无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仓中一粒粟米。天地这般大，人身这般小，人与天地参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其心耳。盖心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则百体四肢，莫不听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则被声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动与理反，岂不于人道违哉？故范氏之作箴，虽是常言，西山真氏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呜呼念哉。
在其中，世宗强调了心为一身之主的地位，认为心只要端正而坚定，则能号令百体四肢。而假使心若有一丝游移，则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诱惑，从而导致做出有违人道的事情。结合当时的实际，世宗正因为“议大礼”而受到来自朝臣，特别是翰林院的巨大压力，不能不有所犹豫怀疑，而此时顾鼎臣讲述的《心箴》，恰好在这些方面给予世宗以共鸣，进而让世宗有了较强大的理论支持，坚定了其信心。
而世宗在将张璁所上《四箴》注释完毕，请张璁“藻润停当”时的告谕则说明世宗的想法已经固定下来：
卿前日所录来程氏《四箴》，昨勉强解注。复思之，程氏见道分明，慎敬如此，以教后人，其功至矣。但于濮议之中，未免倒置，力争邪说，诬君夺子，故朕又述数语于末云。
看到世宗的告谕，张璁显然明白世宗之所指，于是上疏鼓励世宗以天心为己心，不必在意外界的困扰：
汉董仲舒有言，人君所为必求其端于天，今极阳生宝，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时也。在《易》之卦为《复》，曰复见天地之心，自非圣人心学得之天，其能体悉发明如此。
而后，张璁请世宗将《心箴》刻石立于翰林院，其所指代的含义更加表露无遗。
（三）既成事实后的表态
顾鼎臣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心箴》的进讲，竟然能引发如此大的声势。尽管没有直接资料表明，顾鼎臣是世宗的“大礼仪”的支持派或反对派。但从顾鼎臣对待“大礼议”的态度来看，他不希望世宗过分关注此事，而希望其能打破个人的偏执，从大局考虑。因此，也可以预料，世宗对《心箴》进行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文意引发，至于顾鼎臣的讲解，倒在其次。
但既然事已如此，本着“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的原则，顾鼎臣仍表示了对世宗的大力支持。在张璁请将刻石立于翰林院之时，朝廷的大臣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大部分都显示出蛇鼠两端的态度，推诿延迟，不愿参与到此事之中。对此，顾鼎臣在之后的上言中，希望世宗能以命令的形式推动此事进展，他说：
古帝王授受不越乎精一执中之旨，三代以还，时君世主，未有知者。皇上以生知至圣，而缉熙敏学，万几之暇，制敬一箴及注心箴视听言动四箴，亲洒宸翰，勒诸贞珉，建亭翰林院，臣愚谓儒臣宜骋雄辞、纪钜典，咸谓事体重大，谦让未遑。幸皇上谕之使言，以昭示无极。上命内阁首臣撰文立石。
三、《洪范》：辨明君臣之道的努力
从嘉靖六年（1527）进讲《心箴》开始，至嘉靖十五年（1536），顾鼎臣升为太子太保，这段时间，他一直担任着经筵讲官的任务，在其中，他向世宗进讲了包括《尚书？洪范》、《中庸首章》、《尚书？无逸》等儒家经典。
《洪范讲章》实际上也是现存顾鼎臣最早的经筵讲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鼎臣努力帮助世宗在纷乱的朝政中，寻找出一条“君君臣臣”的准则。
（一）中正：为君之道
在顾鼎臣看来，作为一个君王，最基本的标准便是“大中至正”，这便是帝王所要建的“极”。从人君的地位上看，本身就应该是“中天下而立，为四方所取正”，如同“天之北枢，在中央最高处，日月星辰四面旋绕，归向之”，所以必须要在自身的道德上做到中正。如果做到这一点，君王自身及其所管辖的人民，都将获福。即：
君能建极则五福咸萃于身，若有以收而敛之，是即诗之所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也。然不但获福于己，又推之以敷锡于庶民。盖庶民皆感发兴起于维皇之极，则保佑自天五福之来，寔吾君之所赐也。
“大中至正”不仅是道德目标，同时也是君王行事的依据，刑威、智术都有不尽之处，但如果各种法度、政策建立在中正之上，那么“天下庶民，皆守法奉公，不立淫邪之党，在位之人皆同寅协公，不以私相比附为德”之类刑威、智术所不能获得的局面将会出现，天下臣民也将“皆兴起于善，而不敢为恶”。
因此，对一个君主来说，“大中至正”是不得不修养的道德和运用的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心既义且仁，而“此心之义，推之可以正百官。此心之仁，廓之可以育万民而治天下，犹运之掌矣。”
有了“大中至正”的行事准则，人君还要注重法度的制定。顾鼎臣十分强调法度的重要，他认为：
古先圣王所以足民之食，阜民之财，安民之居，与夫格神人，和上下，治内外，使善者劝而恶者戒，近者说而远者来，莫不有纲纪法度之施为焉。
法度的制定要求帝王“声为律，身为度，体天德，尽人伦，行王道，树立个标准，以为天下臣民法则”，同时，法度又“贵乎严”，若执法不严，则不能达到制定的目的。
（二）分：为臣之道
在强调为君之道的同时，顾鼎臣也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为臣之道。按照顾鼎臣的认为，为臣之道重在一个“分”上。人臣要按照自己所处的“臣”的地位思考行事，不能过分，否则就是僭越，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说：
为人臣者不守其当然之分，作威作福以穷大君生杀予夺之柄，玉食以享大君珎奇贵重之奉，则为大夫者必害于而家不能有其家矣！为诸侯者必凶于而国不能有其国矣！凡在位之人，固将反侧颇僻，而不安其分，虽庶民之微，亦必陵僭差忒，而不守其常矣！盖诸侯僭天子，则大夫僭诸侯，士庶人僭大夫，上行下效，势所必至，无足怪者。
人臣所要遵守的这个“分”，在于“遵王之道”，辅助君主，帮助君主完成所规划的治国之路，而不因为其心中的好恶而有所偏私，有违王道：
君有道以率天下，须要循之而弗违。人若偏倚而行私，比周以为党，便狭隘不广远，险阻不坦夷，王道岂容有此。人若倍其常道，逆其正理，便颇僻不端方，雅曲不洞达，王道岂容有此。
顾鼎臣对臣道的重视，特别是对“分”的强调，颇为耐人寻味，事实上，世宗是没有机会践行为臣之道的，而结合当时的现实，可以看出顾鼎臣对朝臣未尝没有批评。
另一方面，顾鼎臣也希望借讲述为臣之道，使世宗了解君臣之分，为此他还借用了一个医学典故：“故医经云，天明则日月不明，此虽以喻人身造化，而人君为治之要，不越乎此也。”而他借解经之口，发出“他虽有权力，皆吾之臣子，勿以其可畏而姑息之”的劝解，也有明显似有所指。
四、《中庸》：经典时代性解读的典范
尽管经筵中的发挥具有如此大的风险，但顾鼎臣却不愿照本宣科的解读。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经筵讲官应该引导帝王入正道。在《中庸》进讲之时，顾鼎臣终于将对时代的批评和对帝王的期待，统一于程朱经典之讲义中。
《中庸首章讲义》依次由字词训诂、大意疏通、义理阐释三方面组成。
（一）传承经典的训诂释义
（第一部队）分主要是字词的训诂：
命犹令，率是循，修，品节之也。理畀于有生之初而具于心曰性，理行于事而为人物所共繇，曰道。圣人因人物所当行而裁制之，以垂训作则，曰教。须臾是少顷。戒慎、恐惧是敬畏不敢放肆骄惰的意思。隐，暗处。微，细事。独者，人所不知而已，独知之地也。致是推而极之，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也。
上文的顾鼎臣对于《中庸》字句的疏通，可以看出，顾鼎臣在对“命”、“率”、“修”、“隐”、“微”、“独”、“致”、“位”、“育”等字词的解释上，依循《中庸章句》，中规中矩讲述，与朱熹别无二致。在对于“性”、“道”、“教”三字，则对《中庸章句》的解释稍作精简，减少了哲学思辨的色彩，使之更加明白易读。同时，基于世宗年龄较小，理解力尚弱的原因，将古语“须臾”，解释为当时的口语“少顷”，而将较文言的“戒慎、恐惧”用随文释义的方式解释成“敬畏，不敢放肆骄惰”，更便于世宗理解经典字面上的含义。
而后，顾鼎臣对《中庸》首章大意进行疏通，与《章句》相比，尽管形式稍有变动，但仍是在其基础上，将《章句》的释义，征引其他经典释义结合起来，并贯以当时的口语，使之更加通俗，容易读懂。如对前两句的通讲中，他说：
子思之意，说道天以阴阳五行之气化生万物，而健顺五常之德，亦随以赋焉。古今圣愚均禀而弗违，如命令一般，是之谓性。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于日用事物之间，各行其所当行，是之谓道。圣人继天立极，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后世，是之谓教。夫是道也，乃性之德，具于心而行诸应事接物之间，非自外至。故虽须臾之顷不可得而暂离也。若使可离于须臾，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繇教入道之君子，戒慎于目所不及睹，恐惧乎耳所不及闻，不待闻见而后敬畏，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在此段中，除了“古今圣愚均禀而弗违，如命令一般”征引了《孟子章句》中“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圣愚本同一性”；“继天立极”征引《大学章句序》中“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的解释以外，其他释义仍本于《中庸章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此不再赘述。
在《中庸首章讲义》第二部分，顾鼎臣对于《中庸》进行了大意疏通。对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释为：
子思之意，说道天以阴阳五行之气化生万物，而健顺五常之德，亦随以赋焉。古今圣愚均禀而弗违，如命令一般，是之谓性。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于日用事物之间，各行其所当行，是之谓道。圣人继天立极，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后世，是之谓教。
在《中庸章句》的基础上，顾鼎臣又增加了“古今圣愚均禀而弗违，如命令一般”概念，此出自“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圣愚本同一性”，可知，顾鼎臣对于《中庸》的阐释仍没有跳出朱熹《四书章句》范畴。
而对于第二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顾鼎臣释为：
夫是道也，乃性之德，具于心而行诸应事接物之间，非自外至。故虽须臾之顷不可得而暂离也。若使可离于须臾，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繇教入道之君子，戒慎于目所不及睹，恐惧乎耳所不及闻，不待闻见而后敬畏，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然幽暗得肆之中，似乎隐矣。乃大著见而不可掩，事几方萌之始，似乎隐矣。乃甚明显而不可匿，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隐微独知之地，尤加谨焉。
《中庸章句》中释为：
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其中，顾鼎臣沿用了“道乃性之德而具于心”、“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等概念，加上了“行诸应事接物之间，非自外至”、“然幽暗得肆之中，似乎隐矣。乃大著见而不可掩，事几方萌之始，似乎隐矣。”等进一步的阐释，使之语义更加通俗明白，更加符合当时世宗的理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