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嘉靖初期政局变化与经筵
一、君上修德第一事——经筵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十分重视经筵讲学，英宗正统元年（1436），经筵作为正式制度确立。《明会典》谓：“国初经筵无定日，或令文学侍从之臣讲说，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仪，累朝因之。”
对于讲官来说，经筵日讲是将经典大义、圣学心法以明白易晓的语言教授给皇帝的过程。因为是与皇帝接触最为密切的官员之一，经筵讲官常常被赋予重大的训导责任，不仅要通过讲述典籍来使帝王明白致治之道，更要将现实的政务利弊体现在讲学中。曾在世宗南巡时掌翰林印的陆深认为经筵讲官应“条列类陈，庶几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尽；给事中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县有负之而不能达者，皆得以次上闻”。嘉靖之前，经筵日讲之暇与皇帝议处政务并非罕见。在《典故记闻》中，曾记载了孝宗与经筵讲官议事故事：
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
嘉靖时，经筵面奏也曾有事例：
经筵面奏，近世无闻。惟嘉靖甲申夏，吕修撰柟言五月十二日，献陵忌辰，是日讲筵，君臣不宜华服。己丑夏，陆祭酒深言：讲官讲章，不宜辅臣改撮，使得自尽其愚，因以观学术邪正。
虽然在嘉靖朝的经筵中，谈论政事的情况较少出现，所谈之事也莫不与经筵相关，但可以看出，经筵官还是保有此种权利。
出于经筵有为帝王“讲明道学，涵养德性”的地位，作为宣讲者的经筵讲官自然至关重要。在遴选标准上，往往要求德才兼备，“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同时考虑其风评，“如或其人心术不正，立心行己，素无善誉者，不得滥预”。
对于帝王来说，作为“君上修德第一事”的经筵日讲更是其是否勤政与向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凡出现帝王怠惰厌学，罢免讲筵的情况，就会遇到百官的上疏谏诤，以尧舜及先朝祖宗的勤学来勉励或鞭策，务令其认识到懈怠的严重性，重新整顿精神，以免一曝十寒。
另外，各突发事件所预示的灾异也可能与经筵联系起来，作为对皇帝劝勉的方式之一。成化时，南京午门正楼遭到雷雨袭击，时工部给事中黄甄等便上疏宪宗，希望其能坚持“三日一御经筵讲学”，惟其如此，则“聪明日广、君德日修、圣治日弘、不惟灾异可弭，而所以感召和气、巩固基图者，举在是矣”。
然而，尽管经筵得到如此高的关注，仍有不少帝王通过各项借口罢免，嘉靖之前的武宗则更由于醉心骑射，不能安心听讲，得到了“圣学如此何以正心”的批评。
二、世宗对经筵的重视与反叛
在明代，科举考试以程朱学派为标准，《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沈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集注。考生在答题的时候，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能擅自发挥。
程朱理学规范了考生的答题内容与方式，对于明代的士人来说，这是不可逾越的典范。而经筵讲官的讲解，更应该严格按照注释，不可以有个人的见解，否则就会有被弹劾甚至罢黜的危险。
这样一来，经筵讲官为了稳妥起见，往往照本宣科，不敢超出经典原有的释义。因此，明朝对各代的经筵讲官的好坏评价，多是根据讲解的语气与声调，能浅显易懂，或者声音抑扬顿挫的就是好讲官。
世宗以藩王继位，亟须通过经筵来获得各种经验。其开国之初，颇为重视经筵，认为“经筵日讲，任贤黜邪，皆新政所最切，将勉行之”。认真的态度得到大臣们的一致认可，时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王鏊曾有“（世宗）即位以来，日御文华召见大臣，中外相传，以为盛事。祖宗之治，将复见于今日，此万世一时也”的评价。杨一清也对嘉靖的求学精神表示称颂道：“皇上孜孜勤学，兹当炎暑之时，暂辍日讲，犹欲采录经史之要言，日命儒臣轮讲。”
然而，对讲筵的要求，世宗却表现出与祖辈明显不同的态度。他不满意讲筵官众口一词，只会拘泥于经书，却没有自己见解的讲法，而希望在经筵中能学习到真正有利于治道的经验与方法。出于这种要求，世宗对经筵的要求显示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关注经筵讲官对时政的看法，而不是资历，特别是具有民事历练的官员，更得到世宗的青睐。他先是擢升了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一批部官入翰林院进讲，继而明确支持了霍韬“翰林、部院官员应外调历练，而在人员选拔上，宜唯才是举，不拘出身来历”的主张，他强调：
朕以人君深居宫禁，不知外事，必赖左右大臣协力赞佐。若为大臣而不能实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参政及提学副使者，量加升擢，正欲其实历民事，以资闻见，以备他日重用。吏部及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识，内外兼用之，可循资轻授耶？我太祖初年法制草创者，固难比拟，以后定制及列圣成宪，不可不遵，但用人图治，亦当因时制宜，岂能一一拘定常格！况予夺皆出朝廷，自今内外官出入迁转，所司随时斟酌以闻。
其二，关注讲筵的实质，而对讲筵的形式并不在意。世宗曾要求“讲官及翰林官日轮一员，将经书、通鉴，撮其有关君德政事与修省之道者，直录其义”，其目的是“赞所未晓，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至于只有讲官才能进讲的古制，则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大胆的提议，引来了大学士杨一清等的恐慌，其不无置身事外之意地说：“（上）日命儒臣轮讲，且博取人善，讲官之外兼及翰林，是皆睿旨之传宣，非出臣下之建白”。
在实际听讲的过程中，世宗也无视宫廷中的各种旧有规矩，给经筵讲官更大的自由。第一章曾提及，他对讲官在进讲中遇死亡、变乱等忌讳则略过的情况表示不满，要求他们补讲。
由此可见，初当国的世宗不仅有着极强的求知欲，而且个性鲜明，勇于打破僵化的传统。由于是藩王入继，世宗希望通过“大礼议”来获取更高的话语权，而经筵讲官的主要来源——翰林院，却恰恰是“大礼议”反对派集中的阵营，世宗早对其存在深深不满，而酝酿着一场变革。
三、经筵风波——汪佃事件
上文提及霍韬曾上疏建议翰林院官员外调历练，及翰林官员可由多种渠道擢升，不必拘泥于出身，此建议得到世宗的支持。不久，由于汪佃的讲读失误，恰给了世宗实施此方案的一个机会。
汪佃，字有之，号东麓，江西弋阳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以纂修《孝宗实录》有功，升侍读，任经筵讲官。他的兄长汪俊，当时在朝中为礼部尚书，汪俊是大礼坚定的反对派，其观点不免影响了汪佃。
汪佃事件在《明实录》中记载最详，兹摘录如下：
初，翰林院侍读汪佃进讲《洪范？九畴》不称旨，上亲讲觧其义，谓辅臣曰：“人君能尽伦理以立于上，万姓化于下，伦序明而人道备，福将自至！”以佃讲读迟钝，令吏部改调外任。因命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材除他官。
关于汪佃事件，胡吉勋作了详细解读，他认为汪佃曾独立完成校勘福建建阳书坊的刊刻讹谬的任务，足以证明其对经史的熟悉和精审。世宗对其“讲读迟钝”的指控，很可能是出于“政见不和”的诬告。进而分析了世宗的解释，联系汪佃交游圈对“大礼议”的态度，认为可能是汪佃进讲中表达了关于“大礼议”的议论，从而激怒了世宗，遭到了贬斥。
不可否认，胡吉勋的论证十分翔实而具有说服力。在他的论证基础上，笔者仍希望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发。在《洪范？九畴》中，其实关于伦理部分非常之少且不利于引申，因此汪佃不可能通过讲述伦理来讽谏世宗，世宗最后一句落在“福将自至”，那么很可能汪佃是在讲述《九畴》的最后一部分《五福》、《六极》，即福祸问题时进行劝规。这两句的原文是：“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从原意上看，与伦理的关联性极小，汪佃将此联系到伦理，并对世宗进行讽谏，本身即较为牵强。
再分析“讲读迟钝”的指责，尽管是日讲，讲官也并不是临场发挥，而是事先准备好讲稿，按照讲稿进行讲述。因此，在进讲中“迟钝”的几率非常小。但即使是帝王，也不可能凭空罗织罪名。在汪佃事件后，并无大臣上疏求情的记载，可见汪佃的“迟钝”是真实存在的。联系上下语境，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汪佃被世宗诘问而无法回答。那么，是什么问题让以学识著称的翰林学士无法回答呢？从世宗愤怒的话中，大概可以猜想，此事关乎福祸。
世宗继位之初，并不安宁，相关的灾异频频显现，在实录中不胜枚举。这些灾异屡次被言官利用，常作为指责世宗“议大礼”的后果，世宗对“蒋冕等凡遇灾变，皆以为大礼所致”的现象深为不满，也对各类灾异的话题尤为忌讳，以下引两则实录史料以资验证：
（嘉靖三年五月）翰林院修撰吕柟以修省自劾不职十三事，内以圣学少怠、圣孝未广、大礼未正、祀曰崇、忠谏受祸、元恶失刑、贵幸滥泽、以及军民利病数事，皆灾变所由致，而引以为己不能献纳之罪，言甚切直。上谓大礼已定，柟巧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镇抚司拷讯。
（嘉靖十九年五月）锦衣卫千户李拱辰言圣母南祔，显陵灾异屡作，乞迎二圣梓宫，俱葬天寿山。上以拱辰狂悖庸愚，非所宜言，下镇抚司逮问。
在以上两例中可以看到，凡事涉大礼的灾异问题，是世宗的底限而不能触碰。而汪佃作为讲读官，以言语讽谏，并将之与福祸联系起来，无怪乎要受到世宗的盘诘。而事实上，经筵讲官以解经为目的，妄言福祸，本身就是经筵之大忌，因此，汪佃只好讷讷不答，世宗借此指斥其“迟钝”。
汪佃事件后，世宗要求“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材除他官”。将汪佃调为宁国府通判，而因此事件，罢免外调的官员多达二十二人。与此同时，世宗又命：“中外臣工有堪任翰林者，部院公选以请，期于众议协服，毋取备员。”擢升了大批外部官员进入翰林院。
事实上，汪佃事件只是恰好发生在世宗酝酿改革之时，给了世宗一个引子罢了。假如没有汪佃事件，世宗仍会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而另一方面，即便世宗并没有改革翰林院的需要，对于汪佃在讲筵中对福祸的讽谏，仍是不被原谅的。
在此事件后，充任经筵讲官的有桂萼、翟銮、李时、穆孔晖、夏言、万潮、贺缙等，他们要么是世宗的支持者，要么是中立或温和派。或许世宗此次对于翰林官员的大清洗表现的过于强硬，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世宗希望掌权的迫切愿望和决心。
第二节 顾鼎臣进讲经筵内容及重点
一、以经筵受知遇——顾鼎臣讲筵过程
世宗对翰林院的清洗，使翰林院严重缺员。嘉靖六年（1527），作为现有为数不多的资深讲官，甫回京的顾鼎臣成为翰林院掌印学士。而此时，他的首篇进讲——范浚《心箴》，就获得了世宗的赏识，被誉为“正心之助”，不久，世宗亲自发挥《心箴》，并注《程子四箴》，付与刻石，在翰林院盖亭树立。
嘉靖七年（1528），世宗命顾鼎臣讲述《尚书？洪范》，出于对顾鼎臣的信任和喜爱，世宗命顾鼎臣通篇进讲，在圣谕中，他说：
朕为《洪范》一书，于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实为亲切讲解，须委一人，庶得接续贯通。欲令鼎臣通篇进讲，分段计日，从容讲解，务使尽其所言。以为朕为学求治之助。
《洪范》进讲由九月始，至闰十月，仍未讲完，世宗于是下旨令破例进讲：
今日以寒月例免经筵日讲。朕以《洪范》未终篇，故未循例。又曰为学贵终始，亦在乎笃行，不在急迫与徒知也。鼎臣暂免朝参，止入讲殿，庶得从容进讲。朕亦安听，或得于领会矣！
按照宋朝旧例，“经筵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止，日讲无起止”，明朝原无定例，世宗将经筵日讲全部定为春秋二季，至十月辄止。此次因为顾鼎臣讲《洪范》未完，世宗特批令破例，可见世宗对于顾鼎臣的优待，也可见顾鼎臣的进讲确实大得其心。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顾鼎臣讲《洪范》完毕，受到了“尽心指陈”的嘉许，世宗赐其白金文绮，并擢升其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
在顾鼎臣讲筵过程中，有关于《中庸》的进讲因较具代表性，而被摘录于其文集中。其孙顾晋璠在之前有小引，记叙了进讲的经过：
（嘉靖八年乙丑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奉安先圣先师神位于文华殿之东室，行释菜礼，特命辅臣及府君等十一人瞻拜。复召至西室，亲承天语期勉，赐茶而退，继又颁圣谕令十臣各敷陈经义关切于君德治道者以献。府君撰述《中庸首章讲义》一篇进呈。
在《典故记闻》中，则记述较为详细：
世庙御文华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以上提到的十臣，可谓世宗股肱，世宗要求他们进讲章，无疑是又一次考核，而此次考核，也更奠定了顾鼎臣的地位。在《中庸首章》讲义中，顾鼎臣“推言人君致治期臻圣神功化之极，不可安于小康。”再次得到世宗“称善”。不久，顾鼎臣又被升为副总裁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读。
嘉靖十年（1531）九月，西苑无逸殿完工，落成之日，世宗命李时、翟銮、顾鼎臣坐讲《尚书？无逸》篇，后升詹事府詹事仍兼学士，赐一品金织仙鹤衣。
此后几年中，世宗对顾鼎臣信任有加，不断擢升其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而对于其讲筵也青睐异常，正如其孙顾晋璠所说：“府君在讲筵最久，受知世庙最深，温旨褒嘉不一而足”、“一时君臣相得”，在如此繁多的经历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心箴》的进讲，可以说，它奠定了顾鼎臣晋身的基础。
二、《心箴》：五味陈杂的荣宠
《明史？顾鼎臣传》谓：“（顾鼎臣）进讲范浚《心箴》，敷陈剀切。帝悦，乃自为注释，而鼎臣特受眷。”在如此之多的讲筵中，《心箴》的讲述尤其重要，可以说正是由于它吸引了世宗的目光，为顾鼎臣提供了施展更多才华的机会。目前，顾鼎臣讲述《心箴》的讲稿已经佚失，无法从中了解顾鼎臣讲述原旨，然而，世宗在听讲后，却因为心有所感，对《心箴》做出了发挥，此篇注因刻石得以保留，成为研究所据的重要资料。在整个事件中，顾鼎臣因为前有“启沃圣明”之功，后有支持保障之力，而成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一）《心箴》刻石始末
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三日，顾鼎臣向世宗进讲宋儒范浚《心箴》，大大触动了世宗。以至于在接下的几天中，世宗仍在回味思考，在顾鼎臣讲述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发挥，并亲自为《心箴》做注，颁赐给杨一清等辅臣。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五日的圣谕验证了此事：
内阁辅臣杨一清、谢迁、张璁、翟銮。朕因十三日听讲官顾鼎臣说《心箴》，连日味思其意，甚为正心之助，昨日自写一篇，假为注释，与卿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