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那句没有什么诗意但却实实在在的话所说的，日月如河流。关山林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像河流那样流淌着，终日不曾停顿。在路阳重返部队和京阳当兵离家之后，这个大家庭有过一段时间的失落，但很快就恢复到它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1969年冬天的时候，161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队进入工厂实行再度的军事管制，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担任，从各派组织的领导人当中选举出革委会成员，同时也解放了一批问题不大、表现较好的走资派，结合进革委会班子，领导工厂逐步恢复中断了两年之久的生产。乌云属于问题不严重、过去工作中有过一些政绩、群众愿意原谅的当权者之一，所以，当职工医院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的时候，乌云就被解放出来，成了领导小组中一名有名无权的成员。
乌云回厂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胡祥年被猛虎造反兵团枪毙的消息。
乌云是被关山林硬从家里撵走的，又是被关山林硬从猛虎造反兵团的死牢里抢回来的。关山林根本就没有告诉乌云，她差一点儿就成了人家枪下的靶子这件事。关山林把乌云带离猛虎造反兵团的牢房、带上华沙牌小轿车后，只是粗鲁地对她说了一句话：回家待着，这个熊命咱们不革了。
乌云被关山林抢回家后，断绝了和工厂的一切联系。乌云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一点儿也不知道工厂里发生的事。
胡祥年要求造反派最后一个打死他，和胡祥年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储云芳。储云芳是13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因为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工作认真，待人热情，做了161厂厂工会俱乐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云芳就被揪了出来，理由是她爱臭美，是资产阶级的狐狸精。
储云芳本该不死的。猛虎造反兵团去掳走资派那天雨夜，在一片混战中，储云芳和胡祥年夫妻俩分开了。猛虎造反兵团害怕吃包抄，在黑暗中掳了几个人就走。储云芳本来没被掳走，但她发现丈夫不在了，她就在黑灯瞎火中到处找胡祥年。她摸了一手的血。她喊，祥年，祥年你在哪儿？胡祥年正被推搡上已经发动了的卡车。他听到了大楼里妻子的呼喊声，他回应了一声。储云芳跌跌撞撞地从大楼里跑出来，有个受了伤的造反派躺在地上冲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她。她奔到了已经启动的卡车边，朝丈夫伸出手去。胡祥年拽住了她，她在车后被拖了十几米远才被丈夫拉上了车。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紧紧地搂抱着，浑身发抖，同时又为着不曾分开而感到庆幸。储云芳那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胡祥年知道他们将要被猛虎造反兵团枪毙的消息时差一点儿就要发疯了。胡祥年希望妻子能够活下来。储云芳却不。储云芳说，我不想做一个寡妇。我不想我的孩子做一个孤儿。
胡祥年还是背着储云芳找了高过，胡祥年要高过放了他的妻子。高过说这不可能。胡祥年说，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打一百个窟窿，直到把我打得稀烂，如果你们愿意，甚至可以用炸药包来炸我，那种方法很解恨，但是请留下我的妻子。高过说我又没疯，我费那个事干什么。胡祥年说既然这样，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你们能不能等她生了孩子再枪毙她？高过瞪眼道，你这人烦不烦？你当这事儿还有商量呀？
枪毙他们那天，在去刑场的路上，胡祥年不顾造反派的枪托雨点似的打在身上，挤到了储云芳身边。胡祥年把妻子搂在怀里，像搂着一只可怜的小鸟。他们的身边有个总厂的副厂长在哭，还有个老工程师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冤枉，一个保皇派组织的头头在跳着脚破口大骂。胡祥年和储云芳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一边被人推搡着一边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字。后来他们决定给孩子取名叫胡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个名字真好。储云芳伸出一只手，替丈夫轻轻地揉着被枪托打肿了的额头，当造反派把她拉走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在丈夫肩头狠狠地咬了一口。她回过头来流着泪大声朝她的丈夫喊，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下记号了，我在那边能够找到你的！
胡祥年在最后时刻说服了高过。他要高过第一个处死他的妻子，而不是由他的妻子看着他被他们打死。高过同意了。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之一，高过把胡祥年安排到最后一个。总要有人看着别的人被打死，高过认为这样做才显得公平合理。他们把储云芳第一个押了过去。枪响的时候，这个美丽的舞蹈演员是斜着身子倒下去的，她怕压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其实她这样做是徒劳的。行刑者使用的是一种被造反派命名为8-15式的试验型冲锋枪，这种枪是大名鼎鼎的苏式AK47型冲锋枪的改装型，使用由N？M？耶、里萨罗夫和B？W？瑟明发明的7.62×39毫米中间型全金属被甲枪弹，这种不符合日内瓦条约精神的枪弹威力极大，在两千米处还有杀伤有生目标的性能，在贯通处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面，由于火力的作用它能使人的整个内脏器官都受到强烈破损，包括子宫和子宫里的生命。好在行刑者的枪法很准，他当过兵，他只用了一个点射就结束了她的生命。接下来是另外的人，他们一共枪毙了七个人。六个成年人，一个孩子。胡祥年最后一个被拖上刑场，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他妻子那姿势优美的尸首。枪响的一瞬间，他用力往前一扑，让自己正在迅速消失掉生命的身体扑向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乌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为胡祥年的死伤感着。他们是同事，他们相处得一直很好。她忘不了胡祥年的快人快语和连篇笑话。他总是不分场合地开玩笑，现在她听不到他的笑话了。乌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胡祥年和他那个美丽而又忠贞不渝的妻子，尽量不让自己的感情长久地纠缠在这种噩梦之中。有人死了，有人活着，她是活着的人中的一个，她还得继续活下去。
在职工医院革委会领导小组中，乌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领导小组开会她参加，决定或不决定什么，没人征求她的意见，她只用举手或者不举手就行了。没有人给乌云布置工作，乌云没有事，平时就自己到药房去帮忙。乌云是学药剂的，在充满普鲁卡因和氨基比林混合气味的药房里，她显得更自在一些。
医院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白淑芬。作为161厂最早的造反派、为161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劳的功臣，白淑芬有权担任这样的职务。也有人提到过白淑芬反水的问题，还有人对一批厂里的领导和知识分子被枪毙之事提出异议。对于头一个问题，对立两派都是军管会承认的革命组织，都是结合对象，白淑芬在还没有开始结合的时候就率先走出了往来于两派的路子，可见她是有政治敏锐感的。至于后一个问题，关键是缺乏有力的证据。高过是在一次紧急集合出发攻打对立派的时候被炸死的。高过当时正在吆喝人上车，从院墙外飞来一枚木柄手榴弹，手榴弹砸在高过的屁股上，掉在他脚下，高过以为谁的枪托撞着了他尊贵的屁股，他想破口大骂，但没等到他骂出来，手榴弹就爆炸了，高过当场被炸成一堆烂肉。关于劫掳和枪毙走资派的事，只有高过和白淑芬两人知道它是如何动因和怎么被决定的，高过一死，天地都被蒙在鼓里，人也只剩下白淑芬自己，这样，白淑芬担任职工医院领导小组负责人这件事儿，就不存在任何疑义了。
乌云回工厂上班的第一天，在办公楼的楼梯口和白淑芬撞上了。她们两个人都有些发窘，都有点儿尴尬，或者说，都在心里有了一种下意识的惊悚和发毛。
白淑芬救过乌云，乌云对此感激不尽。后来白淑芬撒手不管身处困境的乌云，对此乌云也能够理解，毕竟她们俩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水乳不相融。白淑芬没有剪乌云的头发，打乌云的耳光，冲乌云吐口水，这就足够了，这就相当不错了。乌云甚至还庆幸自己当时原谅了白淑芬，帮她调动了工作。但是不知为什么，乌云在楼梯口再度见到白淑芬时，她有一种强烈的隔膜感，一种发自灵魂的战栗。乌云就像见到了那个童话里的狼外婆似的，打了一个寒战。
白淑芬首先从发呆中缓挣出来。她热情地从楼梯上走下来，拉住乌云的手，说，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你没生病吧？她有些羞赧地说，为了结合你的事，我和厂革委会那班人吵了几架，吵得天昏地暗，最后还是我吵赢了，战胜了他们。她愤愤不平地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他们要说让他们说去，你只管抬头工作，什么也不要想。我相信你，我支持你，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我就不信他们能把你怎么样。她附在乌云耳边坚定地说，我们是同呼吸共患难的战友，我们是海内存知己的姐妹，我们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然后她笑着拍了拍乌云的手背，深深地叹息一声，说，好吧，你先找吴组长先谈工作，谈完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就是原来你的那间办公室，我们好好聊聊。我们有不少话要聊，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