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假上班。一个月没见，同事之间更亲热了，闹着光给糖吃不够，还要喝酒，并且不能去酒楼，要新郎官自己做，看他是不是够格享受这样一位又有事业又漂亮的天使。李男自是微笑着一一答应了。只是她的学生，却有了一些生分。女同学，都在背后自上而下地偷偷打量她，自然是评判她的蜡染套裙；而几个过去猴子似的缠她的顽皮男生，一下子都显出了淡泊，不再找她问这问那，让她暗暗好笑。
下班后，丈夫已在学校门口等着她了。等她很疲倦地走出学校，那一位就从树荫下闪出来馨芳如兰地一笑，老远温温情情拥过来，连包带人一起拥进宽厚的怀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都不愿早早回家，于是先去小摊上吃凉粉，外加心肺汤，放了很多辣子，吃得嘶嘶直抽冷气，两人相视而笑。吃过东西，又去看电影，演的什么全没有印象，黑暗里，隔着扶手伸出去的两双手，捏紧了，分分寸寸的抚摩一直深入心井深处，再也拔不出来。电影散场，街上的路灯全亮了，两人不知不觉地走到公园，找一方僻静的石凳坐下来，依偎着，一个一个数山脚下星星似的灯，一直数到转点。都怕影响对方明天的工作，往回走。走到车站，李男摸摸衣兜，说哎呀忘了带月票。丈夫也跟着摸，说哎呀我也忘了带。钱呢？钱也用完了，真是昏了头。于是高高兴兴往回走，心满意足地看着一辆辆电车从身边驰过，手是一路都不肯松开一下的。终于送到李男家。李男说：“你走吧。”丈夫不走，眼睛静成一弯湖，湖底潜匿着故事。李男心里一颤，说：“那我送你几站。”伸出手，立刻被另一只手握牢了。但不是几站，那一送，就送到丈夫的工厂门前。丈夫很果断地说：“你一人走我不放心，该我来送你了。”
第二天早上，一位送奶女工推着奶车上街时，看见山城的浓雾中有一对“鸳鸯”满身露水静静地依偎在梧桐树下。送奶工发誓说那是她平生看见的最美丽的情景。
没有房子，李男仍住家里，丈夫则住厂单身宿舍。那种你送我我送你的事不能长久下去。不说两个人在工作上都要强，李男还担着一部分家务，一份责任，她是万万不愿卸给没有工作自信心十分脆弱的妹妹一人的。
李男常有在市里开会的机会。有时开会要求住会，两三人住一间屋。碰上同屋的女伴不愿住会，偷偷跑回家里的时候，李男就红着脸给丈夫挂电话。先两人还说笑，时间久了，丈夫的自尊心有些搁不住，不愿再来。李男知道丈夫要强，不能强拗他，心里却怎么也平衡不下来，有些幽幽怨怨的。
这种生活也没有长久，终有一日，弟弟从部队复员回来了。电报到家那天，李男一天无话，知道自己在家寄寓的日子到头了。
那一天一家人都去两路口火车站接车。李男没去，忙着做饭，听见外面热热闹闹进来了。听见弟弟大嗓门喊：“姐姐呢？啷个没见姐的人？”妹妹快嘴快舌说：“在屋里头做饭，给你洗尘呢？”弟弟抢进来，丢下提包，要来拥抱从小最爱的姐姐。李男忘了放下锅铲，慌乱中竟冲口而出：“军娃，我，我过两天就搬到学校去住，我已经给学校打过报告了。”
弟弟猛然愣在那里，好半天没懂她在说什么。
那夜，弟弟和大哥挤一张床，姐妹俩在这一边。隔着布屏，东一句西一句。李男觉得舌头硬，平日讲课最流利的，现在竟不知说什么。灯下改学生作文，半天改不动几本。妹妹说：“姐，睡吧，都几点了。”李男说：“你先睡吧，我把灯遮住。”妹妹说：“你是何必？你那么大的名人，市长省长都晓得你，在外面住高级宾馆，回家来挤行军床，硬是邪了！我要是你，不给我房子，我让他一个大学生也考不上！”李男说：“小妹，你不懂。你快睡，明早还要起来买菜呢。”妹妹说：“咦咦，你倒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你结婚都一年了，娃儿都怀不上，小心姐夫哥一脚把你蹬了……”
布屏那头，大哥狮子般一声吼：“小妹！”
那夜布屏这头的灯一直亮着，谁也没有提醒灯下那个人睡觉。
第二天早上，大家起来时，李男已把饭做好，屋里扫过，昨夜一家人换下的衣服也都洗了晾了。弟弟起来时。李男正提着包，啃着一个馒头出门。姐弟俩在门口相遇，李男对弟弟笑了笑，走了。好半天，弟弟才品出，姐姐那笑中有一种深深的抱歉。
周
周博文是1949年从东北铁路大学电机专业毕业的。
周博文出身职员家庭。父亲早年留学东洋，回国后在满洲里铁路上供职，娶了一位家境中颓的手工业主的女儿为妻。那女子读过国高，善操琴棋书画，与周博文的父亲举案齐眉，也有过一段红红火火的日子。先生下周博文的哥哥，两岁上害了猩红热，死了。再生下周博文的姐姐，不到一岁也丢了，依然猩红热。周博文是第三胎，这回养活了。
周博文的父亲是高级职员。那年头日本人的统治很严，吃配给制，薪水只一份，还时常拖欠。周博文的母亲自生下他后就再没有丢下过药罐，一家人生活日渐潦倒。到1947年沈阳解放前夕，周博文的父母都病倒了，家里经常无米下锅，幸亏有新政权接济，把两个老的送进医院，周博文也没有失学。所以父母总是谆谆教导周博文：“天倾地陷，不与共产党作对！”
这话成了周博文的座右铭。
周博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沈阳机车厂当技术员，以后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他到厂里的第一年就有革新成果出来。1953年革新出DFMA电机消磁线圈，立刻得领导重视。送他到苏联喀山大学深造一年，回厂后给总工程师当助手。他工作勤奋，待人和气，工人师傅喜欢，同事也都称赞他好性格。有人为他介绍对象。姑娘是工具科技术员，中专毕业生，模样俊。大家说：男才女貌，配！
处过几次后，周博文和姑娘两下十分满意，关系就定了下来，两家老人都恨不得早些抱上孙子，见面的时候，异口同声喊：“亲家。”弄得两个小的脸不知该怎么放，不被看见的两颗心却很受用。以后定下婚期，筹备的事两下里紧锣密鼓。
忽一日周博文就和那姑娘吹了。不沾水不连丝，吹得一干二净。
两家老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昨日还见周博文喜滋滋地为姑娘买《青年近卫军》，姑娘温柔柔地为周博文绣钢笔套，太阳只一个起落，怎么就吹了？不明白。不明白却不能太干涉，只好去找介绍人。介绍人闻知大惊，放下手中的活就去找周博文。周博文一夜便有了胡子，眼里散了光，那模样像一夜不止下了百次油锅。话却不说，任介绍人追问，只把头发紧扯着，一把把往下拽。介绍人心想这迂子不知还会不会说话呢。便放下他，先去找女方。一见面姑娘就哭成泪人儿，手绢湿淋淋七八条都躺在脸盆里等人去洗。介绍人耐着性子等姑娘哭足了，再问。姑娘便拣主要的故事说一遍。说几句哭一阵，用个把小时让介绍人弄明白了。
两个人昨天去文化宫听志愿军英雄报告会，回来路上边走边聊。周博文说：“美帝国主义孬坏，不揍他奶奶个熊还真没安心日子过。”姑娘说：“不是咋的，连联合国也大鬼护小鬼呢！”周博文说：“要我说，干脆，把咱解放军开过鸭绿江去，哧溜一下把美国佬撵下太平洋里，那才解气。”姑娘说：“可别。你忘了，咱们刚解放，咱们还得留点劲建设自己的国家呢。”周博文说：“你这咋说话了。人家朝鲜人民水深火热，咱不帮谁帮去？”姑娘说：“人家苏联老大哥就没出兵嘛。”周博文说：“那咋，都是社会主义，有钱出钱，有兵出兵，咱中国人民志愿军世界第一。你都听见了，美国鬼子就怕咱志愿军！”姑娘说：“就你说。”周博文说：“咋？甭管谁说，只要毛主席共产党下了命令，一百个没错！”姑娘说：“也别说，共产党也有路线斗争。”周博文急了，说：“那不关共产党的事儿！”姑娘激他：“咋？共产党就是神仙？”
这话坏了，周博文当下丢下姑娘就走。回到家，给姑娘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么几句：“容得你无娘孤儿，容得你缺胳膊少腿，容不得你怀疑共产党！咱俩的事，掰！”
那以后任凭介绍人磨破嘴皮子也是白搭。两人终是跌碎在四下里的镜子，命里不该有圆。姑娘冤得很，搁不下，半年后一赌气嫁给一个工人。那男的过去染上过鸦片瘾，没治掉，跑厂医院偷杜冷丁，给抓住过几次。姑娘怨悔成疾，一气之下竟吞金死了。熟悉的人都叹：多好的丫头，生生给毁了！
周博文却一拖十年没结婚，连对象也不肯处。三十来岁时终于结了婚，新人是皮匠的女儿，成分好，衣食浆洗样样拿得下来。模样却不咋样，一脸麻子。妻子不识字，政治上的事，周博文说一不二。从此周博文有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家庭。
周博文在政治上一直要求上进，虽然因为出身问题他直到如今还没能入党，但申请书他每年都要交一份。而且他从不抄先前的，每次都认认真真写。写申请书和交申请书那几天，总是他最激动的日子，常常夜里失眠，担心有什么遗漏处没写进的。党的所有号召，他都积极响应。1957年反右时，他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后来很多提意见的人都成了右派，他虽然没划上，毕竟吓出一身冷汗。不过他不后悔提意见的事，他相信右派是真有的，共产党说的没个错。1964年社教运动，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工作组，被市里分到郊县，一年后工作组任务完成，县里想留他，拿党的话来套他。他给厂里打报告坚决要求留了下来。到1966年党号召城市居民下放，他连老婆孩子一起迁到县里，一时成了沈阳的新闻人物。这一待就是十年，直到1980年才返城。
周博文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父亲是1965年去世的。临终前叫周博文到床前，仍是那句话：天倾地陷，共产党的话不能不听。其实这话老爷子大可不必重申，因为不仅周博文已拿这话做了半辈子座右铭，就是身边那玲玲珑珑一双儿女，也从念小学时就背熟了。
1974年，周博文的儿子中学毕业。独儿子，按政策可以留城的，周博文却不，送儿子去了农村。儿子有风湿性心脏病，农活干不了，累过头了，差点丢了命，只好又往回弄。那张户口却不是容易的，找知青办公安局劳动局，不知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花了多少钱，总算办成了。儿子一回城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不能下床。周博文一半工资花在医院里，老婆怨他，他自己也觉对不住儿子。但政策上的事，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无法与儿子的病相提并论，他也从来没悔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博文因住在县里，又是外来户，不是当权派，所以基本上没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