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几年过去了，铁桥村插队来的知青，参军的参军，当工人的当工人，陆续走了十几个，扎根一辈子的话，村里人也不再相信，因为当兵保卫国家社稷，当工人生产机器，也是要人做的事，就像这田要人种一样天经地义，再说，少了人争那点本来就不宽裕的口粮，村里人绝不反对。
倒是翠翠，走一个战友，心里难过几天，想起他们毕竟与自己不同，同是知识青年，却有不同归宿，让她真正明白了，自己确确实实是土生的山里人。翠翠的心却比谁都好，脚前脚后为调走的知青换粮票、办手续，她巴望战友们都回到城里去，山里的日子，还是清苦难熬啊！
只剩下鲜玲和另一个女知青，因为没有可以顶替的父母，或者家里有几个知青，轮不上自己先回城，只能眼巴巴地待在农村。村里没有了男知青，就生出了许多麻烦事，挑水劈柴分粮的重活儿没人干了，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她们。夜晚睡觉，守着几间空房，上了闩，顶了门杠，枕头下枕把菜刀，还不敢脱长裤，整天提心吊胆，过去知青谈恋爱是不能公开的，现在也管不得许多，急急地亮出番号，没有对象的，也胡乱凑合一个，总算有个依靠。
知青走得差不多了，知青队不成其为队，翠翠便调去大队代销点当代销员，但她仍然关心着剩下的两个女友。那日，代销店里来了蜡烛，翠翠知道女知青都讨厌煤油的油烟子，便揣上两包，早早关了店门，溜到知青点。
一条小黄狗在门口打盹，听到脚步声，猛地竖起耳朵，咧开嘴，见是翠翠，晃了两下尾巴，复又卧下。翠翠轻手轻脚摸进去，悄悄推开鲜玲房间虚掩的门，她想做个跳猫，吓唬吓唬整天在家睡懒觉的女友，然而没容她哇出声，脸上的笑容僵滞了——鲜玲的帐子垂放下来，帐幔不住地抖荡着，床头，一双男人的大鞋轻佻地压在鲜玲那双娇小的红凉鞋上……
翠翠惊叫着退出房间，蹲在房檐下直作呕。
鲜玲披着衣服出来，奇怪地看着她，问：“你怎么了？”
翠翠拉上鲜玲就走，走到无人处，站住，战战兢兢说：“这事做不得的，万万做不得的！女娃儿家，遭雷打的哟！”
“什么事做不得？”鲜玲好生纳闷。
“那男人……没出阁的女人，哪里就随便让人占了身子？”
鲜玲冷笑一声，说：“那，男人就可以随便做得么？让别人半夜撬开门硬占了我的身子，就是做得的事么？”
“那也做不得，但总归不是你自愿，说出去，别人也会同情的。”
“同情？同情就还了我的女儿身？我也太不值钱了！我这是自愿，自愿懂不懂？他是我的男朋友，迟早要做我的丈夫。”
“那也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女人出嫁前，只能见姑爷两次，一次相亲，二次下聘，还不准单独在一起。”
“是么？”鲜玲轻蔑地说，“授受不亲？愚昧。只见两面，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说不定到新婚之夜，你才发现他长了一身蛇皮疮！”
“老鲜！”
“真的，你能保证么？”鲜玲恶作剧地盯着翠翠。
翠翠经不住那目光，那目光连刁德一也经不住呢。
“唉，有什么法子，这是老规矩。”
“规矩？那规矩是谁定的？你的老祖宗？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难怪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知识青年，那么不开化，守死理，被农民的愚昧同化了，你算哪家知青？”
翠翠生气了：“啥子话，我不是知青？”
“是知青，应该有个知青样，谈恋爱也一样，你敢不敢？”
翠翠不说话。
“你看你们这里的男人，有几个不在外面偷鸡摸狗？就不兴女人做些主张？你还是知青，自己都不敢做主！”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翠翠说完，自己也冷不防打了个寒噤。
鲜玲又说了不少傻话，翠翠再没听进去，呆呆的，脸上的红潮越来越重。
巴山女儿家说人说得早，七八岁有了人家的，不算稀罕事，若到了十八九岁还说不上人，就有些遭闲舌了。翠翠是知青，尽可以干些农民不干的事，说些农民不说的话，但论到婚嫁，还是要依了巴山的风俗，所以，翠翠也在读书时就说了一门婚事。
男方是大队会计的儿子，山香的哥哥，叫旦儿，读过初中，当过兵，复员后回村里面房开机器，小伙子算见过世面的人。但新中国成立前做私塾先生的爹家教极严，儿子带了村里第一块手表，成了村里第一个抽纸烟的人。村里人说来，也是羡慕得很。老会计脸上不带色彩，心里却认做家族的荣光，但唯有男女间的事，他是认着死理。
相安无事过了秋忙，旦儿突然被召到大队部。大队部里阴沉沉坐着三个人，自家爹，韦昌德书记，大队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每个人脸上都在不断往下落霜面。
“逆子！你做成的事！”
没等旦儿站稳，老会计劈头一句，吼得旦儿一愣。
“你个不要脸的畜生！你说，你把翠儿……啷个了？！”
旦儿摸不着头脑，怯怯地说：“爹，你说的啥子话？”
“啥子话？你还装‘茫’！人家翠儿，几水灵的娃儿，说把你，是你天大福气，人家还没过门，黄花女子，你……你就干出那等伤天害理的事！”
老会计激动，说不下去，一旁，治保主任慢条斯理开了腔。
“旦儿，你是民兵副连长，共产党员，对组织，该老实坦白的。”
“我坦白啥子？你们要我坦白啥子？我又没做坏事！”旦儿气呼呼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翠翠，人家翠翠。”
“翠翠啷个唦？”
“怀上了！”
“啥子唉？！”
旦儿火燎屁股地蹦起来，看看治保主任，不像是说笑，再看看蹲在屋角抽闷头烟的韦昌德书记，脸扭得像根苦瓜儿。旦儿冲到治保主任面前，吼：“是哪个的？！”
治保主任一笑：“还会是哪个的？”
“你说是我？我晓得个卵子！”
治保主任吃了一惊：“你说不是你？”
“要是我，出门踩地炮！天打五雷轰！不得全尸！”
老会计小心翼翼问：“真的，不是你？”
“嗐！我说得清白不！”旦儿一急，也顾不得羞耻了，“还是五月间的事，那夜，我照面房，翠翠来，关了门，是提过那事儿的，我是亲了她的嘴，摸了她的奶子，你当我不想，心里撩得慌，但是，”他看看老会计，“那种事，我不敢。”
“那后来呢？”
“后来，她骂我，说我被同化了。”
“啥子叫同化？”
“你问我，我问哪个？”
“再后来呢？”
“再后来，就是现在。”
一应人都不做声了，都做声不得。突然听到屋角韦昌德书记呜呜地哭开了。
这件事在韦书记治理得滴水不漏的铁桥村，并没有传开。三个知情人都晓得维护韦书记的面子跟维护自家的利益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晚上在床上和老婆说枕头话也把这事掖得严严的。
年前，铁桥村又相继发生了两桩事。一桩是剩下的知青都走完了，鲜玲办了病退回城的手续，另一个女知青，嫁到了县里，当了县医院停尸间一个工人的妻子。十几个知青，来时轰轰烈烈，走时悄没声息，没有打锣鼓，也没有扬红旗。不过村里人在做活路时，也常拿那些知青的事情磨牙巴骨。第二桩事，有人传出，说韦昌德书记家和大队会计家不知为什么退了儿女亲家。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两家的生辰八字，也是几年前就换了，绝没有相克的说法。铁桥村的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得其解只管不得其解，绝没有人傻到当面去问。有旦儿的年轻伙伴私下问过旦儿：“是不是嫌你当兵回来没有吃到商品粮，把你休了？”旦儿瞪一眼，黑着脸走了，留下发问的人在那里发愣。
翠翠失踪了。
是小年后失踪的。什么话也没留下，因为村里再没有知青，没有可以留话的人。四乡亲戚都找遍了，没有。哭得老韦奶奶死去活来，定要跟着孙女去。去哪里？不知道。
老会计摸黑到韦昌德书记家，磕头说，退婚的事，权当没有说过。
韦昌德书记低着脑壳抽闷烟，半天才瞪了过去的亲家一眼，闷声闷气地说：“翠翠，她不会寻死的。”
到了第二年开春，在重庆读大学的山香给家里写信来说，在重庆看到了翠翠，穿得鲜亮，辫子也格外盘得不同，牵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在街上逛。因为街上人太多，山香挤过去时已不见了翠翠的人。
那小女孩不知是谁家的，但翠翠肯定是翠翠，山香说。
韦昌德书记马上打点了钱粮，乘车转船千里之外赶到重庆，可怜几百万人的城市，又到那里去找一个没有户口的人？找到当年下乡在铁桥村的知青，有说见到了，有说没见到，没有个准话。但招待是极热情的，少不了带上街去吃火锅，喝五粮液。但不能老喝五粮液，盘缠花光了，只好给山香留个话，让她多留心，再在街上看见了，就喊。喊，翠翠是听得到的。然后回了巴山。铁桥村是党交给韦昌德书记的，不能为了女儿丢了革命的挑子。
到了夏秋，村子坝子里，黄桷树下照样围了些乘凉的人。有通晓事故的，操把大芭蕉扇儿，轻轻地摆，缓缓地摇，绘声绘色说那人蛇的故事，哄些茶水瓜果消磨嘴，唬一批娃儿妹子，挨那暑夏儿易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