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主张要控制污染，也主张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城市地铁，尽量减少公私车辆上路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情形下，汽车和汽车工业，的确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支柱，汽车要控制发展，但不等于不发展，对于汽车造成的污染，不能用回到牛马车时代来解决，出行像孔子那样，坐着牛车周游列国。我们只能在减少尾气排放、发展清洁节能车的方向上解决问题，在清洁能源技术没能完全过关的情况下，就得发展小排量车，发展净化尾气的技术。老百姓买车，还是得鼓励，只是让他们别用来上班代步，只用在度假出游就好。
如果为了减少污染，就平白地增加一个国家垄断的行业，拼命地提高收费标准，那么受害者，只能是一些小企业、小百姓，还有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国产小排量汽车事业。
仅仅有安慰剂是不够的
深圳试行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据有关人士说，这是跟先进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接轨的一种尝试。从“老爷”到“干部”，再到“公务员”，称谓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再学习人家的管理方式，无论如何都值得称许。
不过，看一下这个制度的内容，就会发现，所谓分类管理，无非是建立公务员的级别升迁制度，所谓按年资升级。不再非得升了官，有了职位，才享受某一级别的待遇。以公务员人数最多的公安系统为例（这个系统的公务员人数，在深圳占公务员总数的一半），哪怕干了一辈子都是一个普通警员，但只要不犯错，级别却可以比年资低的领导还高。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缓解众多公务员争官跑官乃至抢官的压力。这些年来，不止跑官者无所不用其极，黄道、白道、黑道什么道都走，玩全武行的、动刀动枪甚至动炸药的都不再少见。毕竟，正常情况下，领导总是比被领导要少，中央人事部控制得严，职位就那么多，大家一拥而上地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跌死的太多，没有跌死但挤不上去的，未免心怀怨望之心，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这种挤法，也给了有权派官的人太多的机会，太多的诱惑。其二，可以有效缓解各级机关增设领导职位的压力。免得一个处级单位，一屋子科长，半屋子副处，再加上几个处级什么员。官多成灾，干活的人没有，指手划脚的人成群结队，开工资领福利的类似开群众大会。
公务员分类管理，的确是发达国家的惯例。实行这个制度，也是安抚公务员的一种安慰剂，让进了这个队伍的人，安心在里面规规矩矩地干，够了年头，一辈子有保障。同时又可以尽量避免把官职变成对公务员的一种奖励，可以尽量选择优秀而且合适的人才到负责位置上来，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
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的实行，东西方的政治背景不同，政治文化不同，因此，单单挑出一个细节性的制度来实行，肯定会有麻烦。在发达国家，公务员所得到的好处，基本上都体现在级别上，但是中国不同。一个人在“干部队伍”里，有职位没职位，含金量大大不同。就算没职位的人级别高，工资也高些，但这点好处与职位本身带来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好处，简直就没法比，说天壤之别一点都不过分；再说，中国的政治文化，无论做什么行业，人们都习惯用升官与否、升官快慢、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没当官，就等于孙猴子没有了棒子耍，贾宝玉的脖子上没了灵通宝玉，一辈子没有官职，就注定一辈子让人看不起。当然，比较起来，官职的含金量在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还是比不上实际中的好处的。
因此，要想真正缓解人们对官职的狂热追逐，首先要做的，是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尤其要限制有官职者的权力，让这些人被各种因素制约得死死的，被媒体盯得牢牢的，一出轨，就官不聊生。否则，只改细节，过不了多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总是免不了要磨损、失效的。
迎来送往
官场上的送往迎来，太平常了。一个官员升迁高就，原单位要送，新单位要接，只要这个官员级别足够高，权力足够大，迎送的规格就能顶破天，吃不完的筵席，排不完的仪式，而且逐年自动升格，撑破了天，也不罢手。
不仅官员履新如此，平时的送往迎来也如此。平级官员来，迎出衙门；如果是上级主要官员下来检查工作，那可就声势浩大了，被检查地方的主要官员，甚至四大班子都要倾巢出动，来到自己的地界边上，早早恭候。接到衙门所在，自然是鲜花鼓乐，还有礼炮。领导离开的时候，也一样送到地界为止。
咱们是文明古国，官场迎送自有传统，古代官员送往迎来也很热闹，迎则启中门，放礼炮，排仪仗，送则张筵席，送万民伞，有的时候还要安排人躺在人家的轿马之前，做卧辙挡路之状，表示舍不得这个官员离开。
官员离任为什么要迎送？那是因为人家升迁高就（至少是平调，如果降职，这种仪式即便有，也因陋就简，马虎了事）。迎送，就是一种感情投资，规格越高（破格最好），档次越高，声势越大，被送迎者脸上越是有光。筵席上交杯换盏、谀词泉涌、歌舞连天，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享受，只要被迎送者感觉到了这种享受，所谓的感情投资，也就资金到位了。
至于对前来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迎送，更是感情投资，表达的意思不仅有热情，还有恭顺、小心、听话，等等。
虽然说前程好坏，还要看另一种投资所付出的资金多少，但是感情投资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不仅表示投资者的恭敬温顺，至少在表面上，表明了此人日后对待自己的基本态度（其实多半不可靠），而且让接受者感觉到做官尤其是在升迁时的莫名荣耀，没有这种荣誉，就如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所以，没有感情投资，另一种投资就不能起作用，或者作用起得不那么明显。官场的感情，多半是靠鲜花、笑脸、杯盏、马屁和隆重的仪式堆出来的，但是大家习以为常，假作真时真亦假，最后则弄得真假不分。清醒的时候，多半官也不做了。
省长骑自行车的可行性
山东省省长在节能日骑自行车上班，成为当下的一大新闻。在照片上，悠然踏着自行车的省长，笑容可掬，很是放松，但前后左右的随从，却神情紧张，显然，他们是在担心首长的安全。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员出行，断然没有步行的，车马舆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不出则已，一出来，就地动山摇。如此招摇，一则宣示权威，二则大摆官老爷威风，三则昭告百姓，提前规避，凡是避之不及的小贩，被轿夫一脚踢翻摊子，活该倒霉。
进入民国之后，官从老爷变成公仆，但是随从依旧，轿子不抬改轿车了。那时来华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官僚多半反感，讽刺挖苦。他们中一个特别胆大的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窑洞里，发现陕北的共产党领袖，被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的毛泽东，窑洞门口居然只有一个哨兵，出门跟别人一样，迈着两条腿走路。
同样这些人进入北京之后，想要如此轻车简从，就变得不可能了。一方面，有点级别的领导出门，必须有大批的人来陪，自己带一部分，下级也要出来相应级别的领导迎接；另一方面，有严格的保卫制度，什么级别配什么程度的保卫。制度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繁琐，以至于到了今天，只要有点级别的领导，出来走走，一律里三层外三层，内卫、外卫，甚至事先要戒严，清理行人行车。领导要见老百姓，必须事先把人挑选好，组织停当，甚至连如何欢呼，如何对答，都事先排练好，到时候按预演的台词说就是。
中国毕竟不在战争状态，也不是恐怖分子横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处处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排开若干层的保卫，真的那么有必要吗？有人保卫也就罢了，非得有那么多人陪同吗？一个省级领导到了乡里，相关的市级和县级领导都得跟着，不跟着，就不符合制度，对领导不尊重。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省长想要骑自行车出行，实际上很难。只要领导骑了自行车，就给陪同和保卫的人出了大难题，让他们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可以预料，山东省长此番骑自行车之后，有关部门一定会对他反复建议，劝告他不要继续下去。
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是必要的
自打发明火药以来，我们用它的最多的场合，不是开矿，也不是战场，而是逢年过节时在自己的家门口。放鞭炮喜庆、热闹，据说可以驱邪，吓走小鬼，预示着来年日子的火爆。更多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还可以用来比富斗气，两个村，两个宗族，两个店铺，两个家庭，都可以借此较劲。
燃放烟花爆竹有着强大的民俗惯性。一禁放，不仅较劲的无从发力，更加严重的是，人们会因此感到过年时没气氛。
但这种民俗的形成，是在传统农村环境里。在农村放放鞭炮，一般来说，动静不会太大，因为整体的人口密度不那么高，不会形成在一个区域内几万人齐放烟花爆竹的场面。可是将这种民俗搬到城市，尤其是楼房密布的居民区，麻烦就来了。在这样的社区，过年期间家家户户放起鞭炮来，响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气味呛人，喘气儿都难。简直像发生了一场战争。
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密集，楼宇相连，如果燃放烟花爆竹，一方面燃放密度大，而且城里相对来说比较富裕，可以购买大个的烟花；另一方面，居民楼之间空隙小，空地稀少，燃放出事故的危险性明显要比农村大得多。住在高楼大厦，尤其是在超高层建筑里面，一旦发生火灾，逃生相当不易。
尽管城市管理者高度警戒，但每年只要燃放解禁，就势必会有出事故被炸死炸伤的人，以及大小火灾发生，警察和消防部门高度紧张，连年都过不了；每每还累及那些根本不参与燃放也不想燃放的人，不说兴许会遭受无妄之灾，就说那些因病需要静养的病人，那些受不了惊吓的老人孩子，那些心脏不适的人，无端地摊上这样的“战争”，弄得不好，危及生命，并非危言耸听；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表达权的动物，那些城市里的飞鸟，那些没有经过战争训练的宠物，城市郊区农民养的鸡鸭，它们绝对不欢迎每年一次的隆隆炮声。
花费上亿资金的央视大楼，就因为小小的烟花，化为灰烬。
即使发生这样重大的火灾，如果在城市居民中投票表决的话，我相信至少在目前，烟花爆竹的开禁派依旧可能会占上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喜欢年节间由烟花爆竹带来的喜庆的感觉了。
但是，凡是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事情，是不能用投票来解决的。
道理很简单，一万个人和一个人是一万比一，但一万个人也没有权力表决伤害一个人的生命。燃放烟花爆竹，的确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快乐，但不放，却并不会给这些人造成什么伤害；反过来，如果燃放，却确确实实会给另外一些人造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包括死亡的威胁。试想，如果在万众欢腾的爆竹声中，有人真的因此而受到惊吓死去，哪怕死的不多，一个城市仅仅死几个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种欢腾，还有意义吗？更何况还有那些被烧毁的建筑物，以及里面无端被毁灭的家庭，损失的财产，死伤的人命。
我们在产生这个民俗的时候，即使有城市，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密度居住，而且没有今天这样的高楼。应该说，在城市发展到如此规模，居民密度如此之高，城市管理和安全维护如此复杂的今天，我们如果还像生活在农村时那样燃放鞭炮，让每年过年期间都像遭遇了一场战争，一场持续多天的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一个现代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能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社会，一个基于人道的社会。我认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烟花爆竹不应该开禁。
放鞭炮可以带来快感，讲人道同样也可以带来快感。后者对于人来说，似乎更加重要一些。
网络实名制与减压阀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实行网络实名制。 （据2009年12月7日《广州日报》）
网络实名制之所以在中国遭到网民的强烈反对，不是因为广大网民对于网上匿名诽谤造谣有着特殊的爱好，而是担心背后来自权力部门的追迫，比如因为批评了当地政府而招致的跨省追捕等事。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日益尖锐。我想，现在的官员，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都知道社会需要减压阀。
所谓的减压阀，就是让社会的不满情绪有个出口。如果没这个出口，也许短时间会相当平静，但终归会有那么一日，不满的能量积聚，爆发出来，就是毁坯甚至毁灭性的。可是，中国的事，从来都是道理归道理，实践归实践。虽然人人都明白减压阀的道理，但各地政府包括大学的领导人，却总希望网上一片歌舞升平。
在很多地方，包括大学，当地或者本单位的论坛，实际上早就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实名制。以至于那里的论坛，只能谈吃、谈穿、谈怎么泡妞。网民别说想批评自己的领导，就是发泄一下不满，一律会遭到封杀，如果哪个漏网之鱼冒了出来，多半也会遭遇事后的追究。这年月，因发帖（绝对不是诽谤或者造谣）而遭到追究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记得有一年我们学院一个学生发了一个对专业不满的抱怨帖子，还遭到追究。前段时间南京大学的一个帖子，居然承蒙教育部领导的关注，发帖者被严厉追究。
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此精心构建太平，即使憋出了事，也只是局部问题。但是，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也不管什么减压阀，一味打造这样表面的太平盛世，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没人管管网游？
在我看来，眼下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危害最大的，其实不是色情信息，而是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是个巨大的产业，由城及乡，在这个巨大的产业下，成千上万患有网瘾的少年儿童，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因为网游。
人类的缺陷之一，就是可能对某种外在的事情具有强烈的依赖。吸毒可以有毒瘾，赌博可以有赌瘾，沉迷网络游戏，也可以有网瘾。好色，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但好色成瘾者却不多。戒毒很难，但真正的难度，不在于戒除吸毒者生理上的毒瘾，难在戒除其对毒品的心理依赖。而赌博更是如此，赌博的历史比吸毒还长，自古以来，是人都知道赌博是害，害人害到家破人亡，但是，一旦沾上这东西，就是难以戒除，有的赌徒在家徒四壁之后，甚至赌咒发誓，砍掉自己的手指头，以示戒赌之决心，但时过境迁，还是情不自禁扎进赌场，再做冯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