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辈无法深究。但是据古代的 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 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 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货真价实，百姓发自内心，这 种中世纪的戏也别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据说已经是人民公 仆了，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 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助理是个啥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场上出现了 “助理”这个头衔。部长有助 理，省长有助理，厅长有助理，大学的校长也有助理，甚至我们小小的 学院，院长也有几个助理。发生倒褛事件的上海梅跪镇，开发商居然是 镇长助理。前段时间，陕西神木县也聘了若干煤老板做县长助理。
助理是个啥官？不好说。很多助理，实际上正式的官员编制上是没 有的。纵使中央编制办的人，恐怕也说不清助理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官 员，因此在设置官衔的时候，也没有给这种官职定编，更不用说设置级 别了。
但是，别看没有编制，也没有明确的级别（甚至有了风吹草动，像 梅陇镇这样，镇政府方面可以说，别看是镇长助理，其实连公务员都不 是。因此此人不算政府宫员——味溜一下，就溜走了），助理的杈力还 是蛮大的。
只要当了校长助理，就等于是准副校长，甚至可能比副校长杈力更 大，因为校长助理就是校长的延伸，可以理直气壮地分管某摊事务—— 代表校长来管。同样，当了县长助理或者镇长助理也是一样，他们是县长和镇长的“手”和“脚”。至少，可以参加所有镇长县长才能参加的会议，有发言权。
一般来说，助理的诞生，是主要领导自我扩权的产物。大领导安几 个自己的助理，尽管制度上没有依据，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最 大限度地侵蚀副职的权限，让自己的手伸得更长。
但是，如果某些地方的主要负责人找商人做自己的助理，事情也许就 不那么简单。应该说，这是这些年来官商合一的一种很奇妙的形式。
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煤老板成了镇长和县长助理，在个人身份上，也 许连公务员都不是，也不屑是。其实他们的主业，还是商人，靠卖楼盘 和卖煤牟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实际上的政府官员，很多政 府的会议，甚至机要会议，他们都能参加；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分 管某些政府公务。别的不说，单就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仅仅就政府方 面的信息而言，他们就占了先机。更别说这种身份给他们带来的双向优 势，事实上变成了新时代的红顶商人，可以凭借官员的这张皮，狐假虎 威，作威作福。当然，如果真的出事了，就像上海梅陇镇镇政府一样， 可以立马推得千净——他不算我们镇政府官员！
这对于市场，对于市场上正经的商人，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但 是，迄今为止，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展中。很多地方政府，将授予某 些商人助理头衔作为一种奖励，堂而皇之地公开聘任，视之为一种招商 引资的良方。也许，这种做法，对干暂时吸引招商，有点好处，但这种 把政府资源化为招商优惠的方法，从长远看，既损害了政府威信，还制 造了人为的不公平，对当地市场经济发展为害甚巨。
制约的成本大于勾结
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前副检察长、反贪局前局长穆新成倒掉，据消 息人士透露，穆的财产大概有2亿元。繁峙是个煤矿大县，县里众多矿 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如 果不“进贡”的话，就要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 ^ (据2009年6月 25日《每日经济新闻》)
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个靠“双规”敛财的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 锦春，后者敛财的数目要稍逊一筹。
反贪变成了贪，监察办案权变成了诈财权，看似吊诡，实际上， 这属于监察权对掌握资源的行政权的一种“分肥”行为，由于有监察 机构的存在，受其监察的官员把所掌控的资源吐出一部分来，跟监察者 分润，从而确保安全。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存在，属于古代官僚制的一 个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地方上，凡是负责监察的官员，无论是地方原 来设置的，还是中央派下来的，时间一长，就会实际分享地方长官的权 力，让监督变得有名无实。
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也绝非一两个特例，在我们的纪检、监察和 审计部门都有过。只是，过去分肥诈财往往限于国家机关，而且往往限 于查出事情之后，现在则被曾锦春和穆新成们扩大到了企业家头上，国 企也就罢了，事实上连民企老板也逃不脱，有事没事都得交保护费，或 者叫免伤害费。
这种监察杈分肥的现象，是古代政治权力制衡的一个难题。不找人 看着吧，地方官难免胡作非为，找人看着吧，聪明人之间很快会达成妥 协，看人的人也想明白了，与其费力看着，不如利用这权力分享好处。 一个得到安全，一个得到好处，皆大欢喜。
古代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一是不定期派出密查人员，下去 当特务；二是定期轮换地方监察官，趁双方还不熟悉，来不及达成协 议，就换人了；三是利用地方乡绅反制，为流动监察官提供信息。但 都不十分有效，或者不总是有效。每个王朝的官僚机构，到了一定时 候就会锈蚀失灵。
其实，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官僚 机构，基本上是一个封闭体系，行政也好，监察也好，无非是这个封闭 体系中的两个部分。只要这个体系是封闭的，那么两者可以互相制约， 也可以互相勾结，而制约的成本，对彼此来说，要大于勾结，所以理性 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趋向于互相勾结。
因此，减少或者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法门，就是系统开放。用今 天的话来说，就是政务公开。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中世纪的中 国，现行的体制，本来就存在着足以制约这些肮脏现象的机制。如果无 论行政官员还是监察机构，都能切实接受人大的监督，而人大也能真正启动监督机制，人大和所有的政府机关，同时接受公众的监督，接受媒 体的监督，简而言之，就是将政府各个机关的运作，包括纪检、公安、 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运作，统统放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之下，所有的运作 过程，都需公开、程序化，随时接受外界的质疑，那么，杈力的分肥就 将成为非常难的事情，极易走漏风声，而且代价极髙。难到一定程度，也就没有人敢做了。
借钱办热闹
山东青州要办花博会（花木博览会），钱不够，下拨任务，向全市 教育系统员工强制借款。类似的事，据当地教师说，已经有多起，借款 能不能还，谁也没底。（见2008年10月22日《新京报》）
中国的官场喜欢热闹，没事找事也要热闹。早先我记得是办 “节”，这个节那个节，花卉有节，粮食有节，蔬菜也有节，至于风景 民俗之类，就更得办节，举国上下，无处无节，无物无节，大抵是本地 有什么就办什么节，从芝麻办到西瓜，从二人转办到髙晓
办节千篇一律，者P是请流行歌星上台献艺，放几首歌，对对口型， 然后吃饭、喝酒、旅游，完事。只是来宾和歌星比较欢喜，拿了票子不 说，土产也糟蹋了一堆。
后来，各种节又改成论坛了。原来的各种名目，把‘‘节”字去 掉，换成“论坛”，加上“文化”或者“经济”字样隆重推出，这回 不仅需要歌星影星5也用得着学者了。大家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先 开会，次第发言，坐而论道，不管说什么，反正没人要听，说完了， 依旧是吃饭、喝酒、旅游。
不知不觉中，热闹居然又有新花样了，办“会”。北京开奥运会， 上海开世博会，青州为何不能办花博会？轮到青州了，一个县级市，为 了办这个会，万人签名，万人长跑，还搞自己的圣火传递。一个财政年 收入不足10亿元的县级市，为了办花博会，已经开工的配套工程，就达 32项，其中有主会场、展馆和五星级宾馆，需要资金超过150亿元。钱 不够，就从老百姓手里借，不借也得借，至于能不能还，拿什么来还， 谁也说不清。
就算花博会办起来，会后青州会怎样？ 一个内地小县，几十亿元建 的会场、展馆和五星级宾馆干吗用呢？难道说花博会开完之后，世界各 地的富商就会云集于此，各地的官员也纷至沓来，天天开会，天天住下 消费？如果万一没人怎么办？偌大的场馆宾馆，每天的维持费用就是个 天文数字，钱从哪儿来呢？以以往的经验，这种小地方为特定目的建的 豪华设施，一且热闹过后，不是闲在那里空着，干耗资金，就是干脆废 掉，从此以后，当地的经济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被拖累得多少年都 翻不过身来。
当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场热闹下来，当年的GDP肯定翻 上去；有了热闹，上级领导肯定会光临指导，对于长期靠不上领导的 小地方官员来说，肯定是个机会；更妙的是，但凡大兴土木，上上下 下都有了可以捞好处的机会，规模越大，机会越多，这是傻子都知道 的道理。
至于“借”老百姓的钱，能还吗？悬。热闹过后，借款的人或者提 拔，或者“双规”，扔下一个烂摊子，后任就是有心，拿什么还呢？
推诿的境界
在清朝和民国的档案中，凡是有事，有大事，大到上头要追查的 时候，或者仗打败了，最后总结的时候，所涉及的各个机构各方官员， 各找各的借口，各说各的理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把责任推出 去，小头推不掉，推掉大头也是胜利，巧舌如簧的髙手，看他那奏章或 者报告，不惟无罪，而且还有功。最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出了事故，死 了人，但涉及到的几个机构乃至官员都说自己没责任，最后上级派人来 查，查来查去，结论居然是谁也没责任，赔点银子给苦主了事。
那时候，一般官员都喜欢碰上点小灾害，只要摊上有点规模的小 灾，自己辖境内的所有毛病，就可以一笔勾销，全赖到灾害上去。自己 的所有指标完不成，都没有关系，禀告上司，都是灾害闹的一钱粮收 不上来，官司断得一塌糊涂，境内出了乱子，都可以说是因为有灾或者 救灾。把责任推给别人，比较麻烦，你会说，别人也长着嘴，你能走关 系，别人也不吃素。天降灾害，把责任推给老天，天下哪里有这样合适 的顶缸人？任你胡编乱造，老天都一声不响。
说起来，地震跟其他灾害一样，也是个官员推责任的好机会。不 过，跟古代不同，今人的公共建筑比较多，而且这些建筑，都是政府负 责修建和督建的，即便属于私人财产，政府也有批准监督之责。如果这 些建筑正在使用期间倒了，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损害乃至人命伤亡，政府 和相关责任人都有责任。如果责任人比较晦气，摊上像韩国汉江大桥和 某百货公司那种毫无来由的突然倒塌，那么当年谁建的，谁审查的，抓 出来就是，想推也没地方推去。但是只要有点由头，相关责任人就可以 推，比如九江大桥，被一艘拉沙船碰了一下，立即崩塌，但责任可以全 都赖在那只倒霉的拉沙船上，别说拉沙船，就是一只海豚，也照样要负 责任。在这个时候，就用得上专家了，专家一到，三下五除二，连试验 测定都用不着，结论便出台了。
因此，此番地震，要追究学校垮塌是否有豆腐渣工程的责任，难上 加难。地震专家说，理论上8级以上地震，所有建筑都可能倒塌（这个 结论此前好像一位文化大师已经做出来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戏剧学 出身的人，也可以讨论地震导致的建筑倒塌问题，而且跟地震专家高度 一致)；法律专家说，凡是多因一果的事情，都无法追究法律责任，也 是说，就算是豆腐渣，只要地震和建筑质量问题共同存在，多因一果， 法律就只好干看着；建筑专家说，地震倒塌的建筑，情况非常复杂， 如果找不到原始图纸，就很难确定工程质量。看来，那些用铁丝代替钢 筋、违规用砖墙力卩预制板建设的公共建筑，只要找不到原始图纸（地震 后，十有八九找不到》，就只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曰本是个地震多发髙发国家，就在我们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过不久，日本也发生了一次7级以上的地震。为什么那里的房屋倒塌得如此之 少？为什么那里的学校可以当地震时的避难所？而且同样在汶川地震 中，有的学校不倒，有的学校瞬间全垮。
当然，专家也有专家的高招，可以推到各国国情乃至“地情”上 去，据说，连同一个镇上，各处房子所经历的地震波都不一样，因此， 一间房子粉碎性倒塌，而隔壁的房子安然无恙，你不能说是因为房子质 量不同，因为地震波不一样。
喜欢作诗的皇帝
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
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 帝也是人，喜欢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事长出身的刘邦、放过 牛的朱元璋都作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 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 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 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修改润色于史无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 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97岁，在今天也 算长寿公了。此公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 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
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67岁皤 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作 得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 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 “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 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幵皇帝的身边。
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 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应该只是给乾 隆的诗修改润色（《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 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打油，有的则像 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十几年伴君如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 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度过，但身后还是出T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 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 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 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