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36年，是傅斯年在欧洲留学和回国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这期间虽然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不多，其言论政治色彩也不太浓，但有几个影响傅斯年思想理念的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他留学地点在欧洲。1920年2月，他入英国伦敦大学，在英国近4年，1923年9月由伦敦大学到德国柏林大学，直至1926年10月回国。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学习内容广蓄博采，文理兼治，在刻苦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曾对胡适发感慨说：“现在想起，六年半在外，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与闻之事亦不少……”说明他在学习之余，也积极了解社会，参与社会。他在英德留学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战后恢复时期，所以：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有所发展。正如当时留学生记述欧洲诸国情况：“凡一切积极行动，悉宜委诸人民。然今日则因经济发达之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勃兴，已大反以前之主张。”而德国因为战败而民族主义思潮有所发展，与英法诸国对自由、民主的认知方面有所不同。与傅斯年一起在欧洲留学的何思源进行分析说：“德国人自由之观念，亦有特别之性质。英法美等国以‘自由’（Liberate）是解脱的意思。自由者，即不受他人干涉之谓，故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身体自由、信仰自由等，都是解脱国家以及其他团体之拘束而自由行动。至德国人之自由，则含有发展的意思，故称为‘社会道德的自由’（Sittliche Freiheit）。德国人既有势力的国家之思想，不能不改变自由之观念，使其与国家之势力不相冲突。国家是一个组合体，全体与个人有相互之作用，个人希望全体发达，借以发达其道德及本性。然发达全体即是发达全体之势力，故个人最高尚之自由即是增加国家之势力，自由者是‘民族之自由’（Volksfreiheit），不是个人之自由。”欧洲的时代文化思想特点对傅斯年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1920年撰写了《青年的两件志业》，提出青年的志业是“无中生有的替中国去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对此解释说：“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合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的担当。”二是造国际组织，其基本的步骤是：“先是民族上的了解，然后生民族上的感情，然后可以有国民间的事业，然后可以谋一致的共同目的，而采取互相照应的手段。最后的成就，乃是国民的大组织。”他的结论：“以上的两件事：内里人和人粘着，就是造社会；外边这国人和那国人粘着，就是造国际间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两件事业。”傅斯年当时的中心思想就是青年人要奋发向上，不断的改造自己，为改造社会作准备。“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能力，有志向的人，然后组织起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种思想与他出国前注重个人自由发展，承担社会责任，改造社会，为国家和世界进步发展尽个人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
其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1926年11月傅斯年回国受中山大学之聘任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出任文史科主任兼历史、语言文学两系主任。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中山大学是孙中山亲手创立，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与黄埔军官学校并称文武两校。但是其中鱼龙混杂，国共两党及各种政治势力参与其间，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矛盾和斗争，傅斯年此时加入了国民党，与朱家骅逐步接近，关系日趋密切，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和社会工作，其思想倾向是追随国民党政权与北洋政府为首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可以视为此时他用自由主义的思想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政治思想方面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学说，其中尤其尊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全力投入学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参与社会政治。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获得了统治权，虽然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官僚资本、豪门资本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脉，严重的贫富分化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社会也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傅斯年又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1935年，他在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原因时强调说：“三十年中，中国因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事业，这一条路并未尝走错，且是历来环境所促成唯一可做之路。”在傅斯年看来，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得益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重要力量。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所篡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纲领，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唤醒了民众，在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胜利。傅斯年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和三大政策，含有很多社会主义成分。所以他曾对此论述说：“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宣传和提倡在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成功。
傅斯年坚持社会主义理念除对国情的认识外，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他的社会实践。傅斯年一生参与的社会活动多是社会上层，但许多情况下他个人却生活在社会基层。首先，他出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在他幼年温饱问题就无法保证。少年、青年求学时完全是靠别人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他不止一次地述其早年生活说：“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民艰苦。”官费留学期间，国内军阀混战，官费停寄，家中只有老母弱弟无法接济。他的生活更是窘迫，经常因生活无着而苦恼。回国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他个人生活拮据，他周围的人们都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他曾多次向各处求援解决同事陈寅恪、梁思成、董作宾等学人的衣食问题。甚至不止一次的卖书解决下属好友的燃眉之急。至于傅斯年所了解的基层民众的生活更是艰难，他曾在国民政会几次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赈济受灾民众，他在提案中曾沉痛地叙述民众的生活状况：“老弱妇孺，奄奄待尽，少壮转徙，无以为生……现值麦秋未届，青黄不接之际，若不急施拯救，诚恐全活无几。”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有力者逃荒在外，“其无力逃徙者，则相率坐以待毙，地亩荒废，耕种无人，惨苦情形，实难尽述。”在傅斯年的视野里，一方面是豪门资本巧取豪夺，化国为家，侵吞国有资产，把巨额的国家资本据为己有；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一方面是抗日的将士在前方忍饥挨饿，与敌人厮杀；一方面是达官豪富在后方奢侈腐化，挥金如土。这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深深地刺激着傅斯年，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实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行经济改革，铲除豪门资本，缩小贫富差距，在全社会实施温和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傅斯年一再强调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基本原因。
在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时地利用舆论揭露、批判国民党权贵的贪污腐败，官僚资本家利用各种手段侵蚀国家资本，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他连续八年不停顿地攻击和揭露孔祥熙侵吞国家财富的劣行。紧接着，又揭露和抨击宋子文等豪门资本侵蚀国家资本，促使国家经济崩溃的罪行。在此过程中他对英美诸国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革有了新的认识，要求中国学习西方，实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进行了论述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