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时论中。他认为，自由主义渊源于欧洲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时期，而兴起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却因与资本主义配合而变质了！”“英美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自由主义，一方面将自由主义排斥出社会经济领域。”从19世纪初，“纯正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偏于人道主义者，几乎全被赶入好事者的沙龙，作家的论撰，学校的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自由主义是由社会经济领域转向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在这期间自由主义开始分化，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另一类自由主义继续法兰西革命的传统，演变为人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去灵魂。”经过近百年的变化，直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时代，才改变了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利用的局面，开始用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经济领域的改革。他认为：罗斯福新政“其中实在含有温和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傅斯年对此阐述说：“谁知罗斯福总统，不凭借学究的理论，不从事教条的排演，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故，竟把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在新大陆表证其成功，并指示此一主义可以领导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罗斯福所表证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改革了自由主义的内容，他在1941年向国会宣布了新的自由理念：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的自由主义新理念与传统自由主义最大的差别是将这种理念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其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消除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旧的自由主义虽然使人身有了自由，但由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造成了人们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罗斯福强调“免于匮乏的自由”，则是主张经济平等。至少傅斯年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它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进步了，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 显然，傅斯年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除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之外，还包括了经济平等的内容。傅斯年强调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稍后发表的《评英国大选》一文中进行了阐释。世界反***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实行大选，二战中建立卓越功勋的首相丘吉尔落选，工党上台执政。傅斯年认为，工党之所以竞选成功，主要是在内政方面主张进行重大改革，改革方案包含了比罗斯福新政多了好几倍的社会主义成分，用和平改革的方式，实行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政策。傅斯年对此叙述说：“在工党方面，却拿出了一个明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方案，这方案比罗故总统（罗斯福——作者注）的新政更多好几倍的含了社会主义，例如矿产国有、钢铁国有、内地交通国有、土地国管、银行国管、物资继续实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实行国家管制，避免资本家和财团进行垄断，掌握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命运，从而造成贫富悬殊，民众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傅斯年认为西方温和的工党社会主义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民生主义就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中英国情不同，他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不同，而其为温和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傅斯年坚持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管制，其中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要实行国有化，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行经济平等。傅斯年在文中呼吁中国政府效法英国工党，实行改革，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合于中国现实状况的社会主义。傅斯年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
（二）坚持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傅斯年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受这种思想理念的指导和制约，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与实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坚持参政而不从政，对现时政权保持批评的自由和权力。参政而不从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性，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相同的传统。古代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曾论述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这种叮咬就是批评和抨击国家政权的弊端与失误，刺激其活力，使其健康地存在和发展。同时，只有不在政权之中，才能保留自由身份，避免遭受政治的制约和迫害。正如柏拉图所说：“要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他想活着，也必须有一个私人的身份而不是公共的岗位。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在中国专制政权统治下，知识分子如果从政，根本无法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见和批评意见。只有在政权之外，才能不受政治制度和规范的制约，自由地发表政见和提出批评。傅斯年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当时的政权仍是专制政权，自己从政既不能“行其道”，也失去了批评的权力。他曾说：“我要言论自由，向来骂人的，……我骂人惯了，一做官即为人骂，这是保持言论自由。”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极力罗致傅年斯从政，傅斯年坚持不肯，在致蒋介石的信中反复陈述不从政的原因。他说：“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傅斯年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始终制约着他不从政，不进入政治的漩涡中。
第二，傅斯年之所以把自由主义加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理念，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他对社会生活的实践。首先，他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主要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他对于当时的国情认识是，在中国，资本可分为三类：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也称豪门资本）。国家资本有名无实，他解释说：“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这些年国家资本相当发达，但内容和表面大不相同……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第二，官僚资本。傅斯年认为，官僚资本包括“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几乎包括中国的资产阶级及上等的布尔乔亚。但是中国的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第三，权门资本。傅斯年对此论述说：“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总之，权门资本支配和控制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把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对立。对此必须进行改革，铲除豪门资本，侵犯和剥夺既得利益，实行民生主义，他曾强调：“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而他所说的“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指导着傅斯年经常性地反对贫富不均现象，尤其是抨击政治权贵利用政治经济特权贪污中饱，掠夺国家财富，肆意挥霍；为解决下层民众的贫困而呼吁，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实行经济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坚持不组党结派，独立行使个人意志，是傅斯年自由主义理念的行事原则。傅斯年长期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为抗日救国始终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社会贤达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并一度被选为立法委员，实际参与政治的活动远不止这些，但是他参与政治完全是根据个人意志进行作为，从不参与党派组织。1947年2月，他致胡适信中特别强调：“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他坦诚地向胡适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坚决不入政府做官，“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但办报也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也就是说不从政，不组党，在实际生活中他始终坚持这个原则。1947年3月，蒋廷黻致信傅斯年商量组建中国社会党，并起草了党纲，征求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始终没有同意。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陈诚也曾找傅斯年商谈组党事，傅斯年也没有应允。说明傅斯年始终是以自由主义身份参与社会和政治，并没有实际投身政治的意念。也始终不组党成派，从事政治活动。正如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论：“他是很好的谈政治的人，而绝不是搞政治的人。……而且他的谈政治，多少是激发于一种正义，出于奋不顾身的一击。”也就是出于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是为个人的富贵利禄，因此也就不会组党成派，培植私人势力。
（三）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制约因素
傅斯年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者，他一生的理念和行为也证明他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正如对他有深入了解的一位人士所说：“孟真是‘五四 ’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受过西洋文明的深厚陶化，同时因为读过中国书太多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对他无形中是特别浓厚。……他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他所受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驱策他于学术研究以外，毕生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奋斗。”这种轰轰烈烈的奋斗便是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为。认真探讨傅斯年的行为，他在秉持自由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深受两种理念的影响和制约，各种思想理念的交互作用造就了傅斯年思想行为的个性特征。
其一，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评价傅斯年，褒贬抑扬者皆有，但几乎都承认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是他一生最基本的思想理念，其他的思想观念都受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他在整个民族战争期间对日寇的坚决抗击，对汉奸亲日派的揭露和指斥，对一切于抗日救国不利的思想行为的批评和抨击，都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傅斯年的民族主义倾向还主要表现在他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方面。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对俄国的社会革命持欢迎态度，对列宁与孙中山合作、帮助中国革命热烈拥护，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傅斯年也曾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对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怀有敌意和戒心。1943年，他曾写过一篇时论《战后建都问题》，文章是参加抗战后应建都何处的讨论，它在文中强调要建都北平，其中即含有对苏俄的戒备。他在文中有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张开欧亚地图一看，为之骇然！我们若以苏联为假想敌，可谓至愚。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不与邻邦起任何纠纷的。但是，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容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整个文章反复论证建都北平的重要性，中心论点是防御来自北方苏俄的威胁。抗日战争结束不久，1946年2月，美苏英三国公布了雅尔达（塔）会议秘密协定，其中主要条款是以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两条铁路，租界大连、旅顺两港为条件，换取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对日宣战。秘密协定公布后，遭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傅斯年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从此他对苏俄不断地批评和抨击，并且联系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认为苏俄将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傅斯年受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制约，在强烈反对苏联的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态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有密切的关系，受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中国共产党若夺取政权，将成为苏联的附属国和殖民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影响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理性认识 。他对苏俄怀有敌意，认为苏俄对中国有野心，而中国共产党与苏俄有密切联系，所以他要反共抗俄。抨击苏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是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他的自由社会主义倾向始终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傅斯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忠孝节义观念，志节礼义规范，在他身上表现得相当充分。这些思想观念制约着他，成为他为人处世，评判社会人生的主要标准，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对蒋介石等人的贪残暴戾认识得相当深刻，但始终视之为正统，对蒋氏忠心耿耿，没有决心脱离和背弃，这种思想观念制约和影响了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挥和表现。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一位学者评论自由主义说：“如果胡适之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孟真是一个‘急进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在中国自来了解的人不太多，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发生重大的实际影响，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在一百年变动的中国，自由主义没有占着重要的地位，是近代中国极大的悲哀。”傅斯年之所以被称为急进的自由主义者，其主要根据大概就是不论在西方和中国，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傅斯年则一再坚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用理论进行了阐释：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是社会政政治方面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却帮助了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没有经济的平等，实际上也没有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傅斯年基于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所以坚决地要求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革，反对中国盛行的豪门资本，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傅斯年所强调的自由社会主义，既是他的思想理念，也是他社会活动追求的目标。傅斯年的这种理想与同时代的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相比，其理想和意识相同者甚多，但致力于实践，奋不顾身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促使社会进行改革，却是有其独特的地方。但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是充满腐朽和专制的时代，他无法摆脱时代与专制政权对他的制约和影响，其自由社会主义理想也无法实现，讨论和研究他的思想观念，应该重视时代和社会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较为合理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