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国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与议会孪生的政党产生的条件是存在不同群体分化的社会基础，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没有出现群体分化。观察一个社会分化的重要标志是看受教育人群的职业选择，那民国初年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如何呢？北京大学1918年在校学生总数1980人，法科841人，文科418人，理科422人，工科80人，法科学生人数将近一半。7月文科有58人毕业，理科90人，工科17人，而法科为173人，超过了毕业生的一半。49大部分年轻精英选择了政法道路（也就是仕途），而选择工矿实业或者商贸物流的精英（理工科）不到四分之一。与之相对应，民初各政党的产生，也只能是从政者内部的分化组合而已。
民国初年，黄炎培曾调查江苏全省中学校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可叹之至。若再细细研究，则升学者不能作为有职业观也，即大学毕业生中亦何尝无失业者，故此等学生最后之结果失业与否仍属一问题。若再调查其有事者，所就者究是何等事业，大抵为教育者居大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工、商者竟无一人”。即便是民主共和的形式已经确立，读书人也依然把读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而不愿意去从事“生利之农、工、商”。
三是议会权力没有得到尊重，即便是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理解认识议会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观念中是没有“议会”概念的，因此即便民国建立了，知识分子从政依然拥堵在各级行政机关和军队中，很少有人去竞选议员。“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议员最多被看做是“闲官”，不管钱不管人，自然没人去竞争了。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1913年的全国大选虽然举行了，但是完全和西方的选举不一样。
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说：“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某某党某某某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他们坐在那里也不听。”西方式的政见宣传和争辩在中国根本不受关注和重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议员竞选就是看到茶馆里多了个高谈阔论者。殊不知，王绍鏊所在的江苏地区的选举情况还算是最好的。其它各地因为竞争选票激起风潮，有的强夺票匦，有的捣毁投票所，有的暴行胁迫，种种坏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难怪袁世凯担心：“诚恐我国民欲藉此选举以求幸福者，将因此选举而得奇祸。”
我们再来看看选举曹锟为总统的旧国会的具体情况如何。旧国会是1913年成立的，就是宋教仁寄予厚望，希望依托它实验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那届国会。从议员的职业来看，议员大多数是官僚和职业政治家，其中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议员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真正实业家或者商人出身的议员少之又少。从教育程度看，大多数议员都在国内外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议会民主为何物。但他们所学的专业几乎不是政治就是军事，对微观经济和自然科学知之甚少；留洋归来的议员多数是从表面立宪、实则君主专制的日本归来的学生，极少有留学英美成熟民主国家的学生。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议会民主如何操作，如何与社会公众保持联系，如何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从传统的四民社会来看，他们还很难脱离士的范畴。”从人员组成上看就不像是个成熟、稳健的议会。到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民国元年选举产生的旧国会的议员们饱经波折。先是袁世凯时期压制议会、迫害议员，接着是黎元洪解散议会，然后是段祺瑞主政拒绝恢复议会，部分议员南下导致旧国会分裂；段祺瑞、徐树铮等干脆成立安福国会取代旧国会。等曹锟、吴佩孚等恢复国会，捧出黎元洪来“法统重光”时，多数议员才哆哆嗦嗦地重新聚拢来。可是当年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早已在坎坷和困顿中暮气沉沉，不思报国而只顾私利了。
旧国会议员们最大的问题是：穷。因为穷，所以旧国会恢复后，买卖选票逐步从私下转向公开。谁想通过有利于本行业、本地区甚至本人的法案，谁想获得内阁或者地方上的职位，谁想借助议会影响行政或者司法，都可以买通议员，如愿以偿。于是，贿赂议员兴起成一个专门的行业，有中间人、有价目表，形成了产业链。如果发生纠纷，甚至可以对簿公堂。我举个例子。当时有人要收买国民党议员邓元，就先委托屈荣崇、梁福通、何承卿三人在中间引见、沟通，结果事成后贿赂和受贿双方都没有给三个中间人中费（介绍费）。三个中间人就联名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其中陈述理由为：“窃买卖房产，中费多寡各方习惯不同，以动物而论，如卖猪买羊，各地亦有成规，断无霸吞行钱之理。岂议员而独不然耶？况猪羊价贱，尚且优待行户，议员价昂，何得刻苦中人。”将贿赂议员和猪羊买卖相提并论，议员和猪羊何异？老百姓就毫不客气地称议员是“猪仔议员”。
因此，曹锟贿选丑闻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曹锟崛起：大军阀原是小布贩
一
我们把时间向前推到1912年。当年的2月29日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边放枪，边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北洋军毕竟是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张鸣《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从2月29日到3月2日的三天时间里，第三师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杂货铺等均遭洗劫。事后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
就是这件事帮助了袁世凯随即以“北方不靖”为名向南京临时政府要求暂缓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逼清室退位，孙中山履约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但为了约束他，南京派来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敦请袁世凯早日南下就职。）29日晚，曹锟部队的乱军骚扰了代表团驻地。蔡元培等人听到密集的枪声，连夜随人逃离险地，真的相信了一旦袁世凯离开，北方局势将恶化这一说法。基于这样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同意袁世凯在北京老巢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政府也迁到了北京。
无疑，袁世凯是那场并不太在行的“兵变”的最大受益者。
主持兵变的曹锟是袁世凯的爱将，第三师是袁世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兵变后，袁世凯虽然承担追究责任的巨大压力，但仍旧没有给予曹锟任何惩罚，因此天下人都认定兵变是袁世凯密授的，是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压的手段。
曹锟则被视为直接指挥兵变的罪魁祸首，开始和丑闻沾染在一起。只是后来贿选总统的丑闻更大更臭，使人们忽视了曹锟还是民国历史上第一场兵变的指挥者。
二
曹锟，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天津大沽口贫民家庭。其父曹本生以排船为业，生子女七人，次子是曹锟。因为家境贫寒又人口众多，曹锟16岁就开始推车卖布于津沽之间，当了名布贩子。曹锟长得呆头呆脑，不是做生意的料，常常醉卧街头，身上钱财被人洗劫一空；他又长得矮胖憨厚，谁叫他帮忙，他总是不吝力气地一帮到底，人称“曹三傻子”。但是曹锟的心态很好，虽然生活贫困又被人看不起，但他不以为意，一笑了之。
曹锟的职业发展规划本是当一个街头小贩度日。所以当有一天，曹锟在推车卖布时被一个算命先生拉住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的时候，曹锟认为这个算命的不是想骗他钱就是故意讽刺他“曹三傻子”，挥拳将算命先生暴打了一顿。后来的发展证明，被打的算命先生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学无术、骗吃骗喝，还真是有点水平的，起码能看出曹锟日后会有所发达。
小人物的成功还要感谢乱世。曹锟后来卖布经营失败，连小贩也做不了了，但历史提供给他最后一条路可以走：当兵去！（还有一说是曹锟无意得罪了家乡一户有权有势的人家，遭人追打，不得已才跑去当兵的。）年纪不小的曹锟丢下卖布车，进入了天津武备学堂学习，之后做了清军的哨官，还曾随部参加了1894年的朝鲜战争。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曹锟在小站陆军草创时期，转投袁世凯门下，扛好了枪站好了队。当时曹锟已经33岁了。
矮胖子曹锟想在小站新军中谋求发展，劣势可以说非常明显。他最终能在人才济济的新军中脱颖而出，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首先，曹锟的年纪偏大，没有任何背景，长得憨厚，做人老实巴交，常常受人欺负。然而话说回来，这种种缺点换个角度看又成了他的优点。在新军谋求发展的早期，袁世凯恰恰需要像曹锟这样老实听话、努力干活的人，于是很快就注意到了曹锟这个低级军官。曹锟看起来傻，但其实心底并不傻。他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也是天津人，就在天津住着。于是，曹锟备下厚礼前去拜谒。曹克忠暮年见有小老乡来殷勤拜访，很高兴，听说还是同姓，马上去查族谱。一查不要紧，曹锟竟是曹克忠的族孙。曹克忠于是高兴地正式认曹锟为族孙，还派人去袁世凯那儿为曹锟的前途通融。一来二去，曹锟就成了袁世凯的亲信。对袁世凯，曹锟始终恭敬畏惧，每次谒见都军容整齐，站得笔直，从不敢坐；对曹锟，袁世凯毫不掩饰情绪，想骂就骂，而且骂得还很凶。外人看起来，觉得袁世凯似乎不喜欢傻傻的曹锟。其实，只有关系亲近的人，领导才会不假辞色地言辞训斥。真正遇到难题、急事，领导也都交给这样的部下去办。
曹锟就这样一直跟随袁世凯，在1907年荣升为第三镇统制。第三镇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曹锟担任此职后，开始被人所注意。后来袁世凯遭到清廷猜忌时，徐世昌设法将第三镇调往吉林、黑龙江等地。袁世凯重返政坛后，曹锟的第三镇奉调入关，不是去镇压武昌起义，而是驻扎在山西娘子关，镇压山西阎锡山，监视有异心的吴禄贞。好钢用在刀刃上，可见在当时袁世凯心目中，镇压武昌起义远远不如稳定后方重要。此后，曹锟长期担任第三镇统制、第三师师长，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在北京就职的借口。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监视南方革命势力。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不同，曹锟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接受了袁世凯“虎威将军”的称号和“一等伯”的爵位。护国运动爆发后的1916年1月，曹锟还奉命率部入川，与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作战。袁世凯死后，曹锟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还继续活跃在政坛上。因为他掌握着北洋军的精锐主力，之后历届北洋政府还需要倚重他。
1916年9月，曹锟出任直隶督军。他长期驻防保定，使直隶地区牢固掌握在直系手中。等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曹锟因为兵多地广，超越王占元等人，成为了新直系的首领。
曹吴配合：最大的本钱
一
小布贩曹锟天生就有领导才能。当总统的时候，外交总长顾维钧和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人不和，双方曾就驻伦敦公使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吴毓麟是曹锟的爱将，跑过去向曹锟进谗言。曹锟立刻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预？”
没文化的曹锟眼光很锐利。1920年华北大旱，田产荒芜，耕牛闲置。直隶的牛价大跌。曹锟乘机四处派人以每头3元的低价收购耕牛，计划以每头23元的价格出口国外来牟利。此举遭到百姓反对，北洋政府迫于压力禁止耕牛出口。曹锟手里积压了上万头牛，卖不出去。他随即下令宰杀全部耕牛，加工制成咸牛肉出口，依然赚了大把钞票。这就好像当年前往小站投奔袁世凯一样，是需要独到的眼光的。
领导才能和锐利眼光相接合，让曹锟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本钱”。
1913年曹锟进军湖南。时任湖南督军汤芗铭向曹锟讨要第三师的一个军官：“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早年从军，在第三师内升任至炮兵团长，但一直没有引起曹锟的注意。50当时，吴佩孚刚被明升暗降为第三师副官长，正郁闷得不行。汤芗铭就想借来协助自己治理湖南。可曹锟从他的借人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吴佩孚的价值，马上把吴佩孚找来深入交谈，认定此人果然出类拔萃，马上任命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引为军师和助手。汤芗铭因为有挖掘吴佩孚的伯乐之功，曹锟很感激。之后汤芗铭仕途坎坷，境遇落魄，曹锟始终护着他。也有说法是汤芗铭向曹锟借用吴佩孚并非要重用他，而是要陷害他。原来汤芗铭在湖南杀戮过重，人称“屠夫”；而吴佩孚很注意和湖南绅商民众搞好关系，还在全省大会上公开批评汤芗铭害民。汤芗铭就想把吴佩孚“借”过来当自己的部下，以便好好“收拾”他，不想歪打正着，成全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