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仅是科举或朱熹祠堂，而还在于这里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2006年11月22日，在锦华馆馆口，一座3米高、1米多宽的汉白玉碑好像天外来客，与周围浓郁的商业氛围形成了巨大反差，引得行人驻足观看。上面镌刻有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入川题壁》：
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
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
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
王石达开（1830-1863）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16岁便“被访出山”，19岁统率千军万马，20岁封王，遇害时年仅33岁。当年石达开率兵入川，攻成都未成，在石棉县被清军诱俘解至成都，就关押在科甲巷的衙门里，后又在科甲巷的监狱里被秘密杀害。为了进一步打造人文与历史相结合的景观，春熙路街道办事处向几位历史学家及民俗学家求证此事后，决定打造这样一个汉白玉诗碑。
但据说，有关方面以为后两句诗有些“血腥”，命令从碑上删除，因而至今诗碑上只有前面6句。原诗可以参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第299页）。其实想一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神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比如他的“述怀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戎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气势沉雄，被《饮冰室诗话》收录，梁启超赞不绝口，认为即使是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都不如此联。梁启超说：“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人尽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首，盖曾文正曾召降彼，而彼赋之以答也。”“此诗自述履历，兼述志气，所谓名山一卷，著作千秋，盖亦有所自负也。前后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诮，独第三章，即以诗论，亦不愧作者之林。”可见，诗碑不选已有定评的石达开本人作品，偏要选“伪作”，就让人百思不解了。
目前成都有四个地点，被一些学者、文人认为是石达开的遇难之地。例如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记载的凌迟地点在“上莲花街督标箭道”。任乃强在《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里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较场。”王廷焕先生在《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一文中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臬台衙门的监狱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华西都市报》2007年3月24日）。
其实，早年李劼人先生在风俗长卷“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里，就持“科甲巷凌迟”说。比如在《暴风雨前》第一部分《新潮和旧浪》开头，他即描绘说：“太平的成都城，老实说来，从李短褡褡、蓝大顺造反，以及石达开被土司所卖，捆绑在绿呢四人官轿中，抬到科甲巷口四大监门前杀头……”
这个“监门”在哪里？应该是在臬台大门之外。1990年代，春熙南路9号的全国饮食业50强之一的“龙抄手”所在地，乃是按察司衙门的大门。不过，由于现在东大街街面已大大拓宽，所以这大门还要朝前靠才符合当时的地理位置。
为此，我特意征询过四川省文史馆学者李殿元、张绍诚以及成都地方文化研究者郑光路、蒋维明、谢开体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石达开经几次提审后，即在臬台监狱大门外进行凌迟。理由在于，在骆秉璋等人心目中，石达开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犯”。而且，义士要劫法场的市井风声已洞入衙内，那就绝对不能出半点差池。所以，较为权威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成都》（罗亚蒙等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1版）也记载说：“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入川，攻成都未成，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诱俘解至成都，同治二年五月初十被杀于成都科甲巷。”
我经过反复比对和对史料的梳理，写有《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刊发在《广西文学》2009年第1期），情形如下：
1863年6月12日，石达开及5岁的儿子石定忠、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同川省文武官员，提审石达开5次。到达成都当天，石达开一行被关押在科甲巷“臬台”监狱。后来转到距离科甲巷2华里的督院街，提审也在此进行。督院街是成都的古老街道之一，又是历代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明代的巡抚都察院设于此，清代的四川总督衙门亦设于此。故后人取总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25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当局决定用刑。凌迟在历代当局的程序中具有不同的刀路。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七刀和一百二十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一万三千七百刀，分三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清末文人周询的《蜀海丛谈》记载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周询描绘说：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
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辨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这里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就够了：“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
“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第326页）。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之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的配合与落实。在这个价值逻辑下，讨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幼稚，与屠夫讨论“言出必行”更是脑残。
当时四川布政使刘蓉，本乃桐城派古文大家，也曾在给曾国荃的信中称石达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行之际，神色怡然……”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政治观察家麦高文撰写的通讯中的一段评语：“在残存的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余状况几乎一无所闻。这位年轻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勇猛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德（培雅德是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率军抵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军入侵，勇猛无畏地捍卫了祖国的疆土）。他的性情温和，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庶谈》的作者（作者按：指谢介鹤的《金陵癸甲庶谈》），也承认这一点。唯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所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其经历的外国水手所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声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等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这可以从他曾经继承相当巨大的家产推想出来。在他们的集团尚未呈现出政治色彩以前，他就倾其所有，把全部家产投入紫荆山那遭受迫害的拜上帝会——这正是他献身革命时抱有的真心诚意的明证。”
这样的人，用淋漓的血肉，也为成都这座温软的城市，注入了迥异的骨力。我想，这也是有心人在科甲巷特立“石达开诗碑”的原因所在吧。
如今，行走在这条时尚街道上的熙攘人流，沐浴商潮，如沐春风，显得春情荡漾，还有多少人能记得石达开的英勇与惨烈？但铭记历史，就能感知脚下土地的血性与炽热。
死刑犯之血肉，民间往往不惜花重金予以购买治病，但石达开的遗骸格外特殊，学者们推测，后被倾倒在锦江边挖坑深埋。所以，成都自然成为石达开的坟茔。这个他梦想夺取的大城市，如今却成为温软的“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在我看来，诗碑应该安放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门口，因为那里才是距离石达开殉难较近的地方。如今，游人的目光越过诗碑，可以望见一座古老的拜占庭式建筑，这就是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所在地。建筑中西合璧，风格如此静谧、祥和，就像一个老者，见证着科甲巷的喧哗和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