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两个月我一直关在一家招待所里写电视剧本，写得昏天黑地，外面世界变化得怎么样是一点也不知道的。那天写得实在仇恨了，丢开笔逃出招待所回报社去取信件。人到报社还没站稳，二姐就打来电话。二姐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说：“你死哪儿去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回来一下！”我说：“咱家能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是续家谱续出个皇亲国戚？评五好家庭咱家榜上有名？还是鸳鸯又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鸳鸯是一只女性波斯猫，先前是二姐养着，后来姐夫弄回来一只叭儿狗，猫狗天生是死对头，见了面就打架，打得家里一天到晚充满不安定因素，狗是新宠，占了稳定的优势，于是鸳鸯就和她的丈夫一道被疏散到父母家。鸳鸯是只健康的女性猫，生殖能力特别强，不断地恋爱生孩子，父母家被她搞得整天都弥漫着产房的味道，我们因此老是拿这件事来取笑她。
二姐在电话里说：“你胡说些什么呀，妈妈的腿又摔伤了！”
我没听清，我说：“你说什么？”
二姐说：“妈妈把腿摔伤了！”
我放下电话，待了一会儿，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我把怀里的一包信件书报掉落到地上。我蹲下身子去捡，捡了这个丢了那个，又被一枚大头钉扎破了手指。我一点感觉也没有，魂不守舍，丢三落四，站起来，连包也没顾上拿，冲出报社，在大街上拦下一辆计程车。
母亲的腿不止一次摔伤过。其余几次都是没我时或我不在场时发生的，印象里最深刻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一次。
那时候母亲是一家医院的党委书记，被造反派拉出来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母亲身体不好，小时候吃了太多苦头，战争年代蹚冰卧雪，又落下了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哮喘和风湿性关节炎，每天这么被造反派拉来拖去，戴着铁板焊成的高帽子，弓着腰站在台上挨斗，体力受不了。母亲大约是撑不住了，有一天偷偷从学习班逃回家。
那时候父亲已经赋闲在家。父亲丢了官职依然极讲组织纪律和原则。父亲见母亲回家，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这样？你这是逃避群众的监督改造，逃避“文化大革命”。你是党员干部，组织上是怎么培养你的，你连这样的考验也经受不住？”母亲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父亲铁着脸说：“有什么受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不能当逃兵！”
父亲答应母亲在家住一晚上，但第二天必须返回单位接受“斗批改”。父亲是在五十几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被莫名其妙解除军职的，他渴望那种“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境界。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出了家门，回学习班报道。父亲自己也早早地起来，站在一旁看母亲收拾东西，父亲还令表姐把母亲送到车站。我想父亲还不至于怀疑他的战友的觉悟，他只不过是想在这个事件中加上他的意志。他从来不肯放弃自己的意志，即使他已经下野了。
那天母亲出去以后又回来了，是被人送回来的。母亲为了早点赶回学习班，去挤一辆塞满了人的电车，被人从车上挤了下来，将右腿摔成了骨折。
母亲不是不去学习班而是去不了学习班，她不是逃兵而是伤兵，这种结果当然令父亲无话可说，于是母亲被允许在家里养伤。按照父亲的想法，既然不能为革命作贡献，起码也不能给革命添负担。
事隔不久，表姐拿回家一张派性小报。小报是纠出母亲那个造反派组织的对立面一派办的，报纸揭露了纠出母亲那个造反派组织大量的“***罪行”，其中一篇文章，说的是母亲的同事，医院的院长和他爱人被造反派用钢钎活活捅死的事。那位院长的妻子怀着孩子，要临产了，两口子乞求造反派再宽限几周，等生下孩子后再行刑，但造反派没答应。
我那时虽小，但还记得那位院长的样子，他常到我家来，人是从部队上转业的，很豪爽，笑起来哈哈的，是个乐观的汉子。
院长夫妇和母亲是同一个学习班的，按此推理，母亲当在死亡名单上。
表姐把小报拿去给父亲看。父亲随便瞟了一眼，说了声“扯淡”，把报纸丢开了。他在死人堆里爬了几十年，自己也死过几次，这种事不会让他太激动。母亲倒是仔细地看过报纸，看过后久久地坐在那里没说话。等我溜到贮藏室里摆弄捡来的大大小小的子弹壳时，我听见母亲拄着拐杖慢慢地去厨房做饭去了。
母亲因为摔断了腿而不能返回学习班，因而活下一条命来，这事说来也奇怪，因为母亲一向性子很烈，受不得委屈，她若是认准了没错的事，父亲的话她也是不听的，那次竟听了父亲的，赶回单位去接受让人难以承受的批斗。若是不听呢？按母亲的习惯，她是在家里闲不住的，过几天身心都恢复了，她一定会自己主动回到学习班里去，若正巧赶上一辆不太挤的电车，或者即便车子拥挤，母亲抓牢了，没被挤下车来，那么我很早就会失去母亲了。
母亲因为她的激烈性子并不是没吃过亏。
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父亲被作为“大老虎”弄出来接受审查，隔离反省。母亲那时正怀着大姐，长时间没有见着关起来的父亲，心里惦念，就写了一张纸条托人带给父亲，纸条大意是，有问题就交待，没问题别屈认。父亲接到纸条后，连看也没有看就交给组织上，以表白他的忠诚。组织上认为这是一份攻守同盟，性质很严重，就找母亲谈话。母亲觉得父亲没骨气，连老婆的纸条也拿出来坦白了，心里很生气，同时她认为自己纸条上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不理睬组织上的诱供，拒绝认错，这无疑犯了运动的大忌。母亲也被隔离了，大会小会挨批。母亲何等的刚烈，无论怎样的场合，错是不屈认的，斗争她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和人家争执，大嗓门比谁都高。有一天开会斗争母亲，母亲在台上和人吵，吵着吵着，人站着变蹲下了，不吭声了，人们上来拉她，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几个有经验的女同志看见母亲的裤腿里溪流似的淌出血来，才喊住众人。等人们从激动中回过神来，准备把母亲送到医院去时，已经来不及了，母亲就躺在斗争大会的台子上把大姐生了下来。
这一切，父亲是在几个月后解除了审查才知道的。
我家五姊妹起名，名字的头一个字都是以出生地命名的，大姐因是斗争会上生下的，那个字就叫“会”。
母亲是蒙古族人，出生在热河平泉。母亲兄妹六个，她是老丫头，用南方话说，就是幺姑娘。
外祖父家境十分贫穷，佃了人家几分地，靠老实卖力的二舅种，除去交租子的，留下一点粮食来糊一家人的口。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那一年，二舅被三丁抽一中了壮丁，祖父因为二舅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若去吃了军饷，家中的地就种不活了，一家人便得饿死，于是便让大舅顶二舅的名去当了兵。那年头东北抗日联军极活跃，大舅所在的伪满军也被抗日部队策反了，准备起义，可惜秘密被人泄露，大舅他们不得不提前举事，在没有抗联部队接应而鬼子又派来重兵弹压的情况下，大舅他们被迫泅渡到苏联。大舅先在西伯利亚伐了一年时间的木头，后来加入中国军团，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几年后扛着苏联红军中尉的军衔随苏联远东军团的队伍进入蒙古，又进入东北，再后来在我父亲手下当骑兵连长。
1947年，组织上听说大舅有一个尚未说婆家的妹妹，为解决父亲的婚姻问题，考察了大舅的家庭，然后父亲便带着警卫员，骑着马，驮着两床簇新的日本军用棉被，到大舅家去相亲。几个月后，大舅的小妹妹就成了我的母亲。
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是合江联合中学的一名学生，一个生活在东北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的战士学员。母亲很活泼，能歌善舞，是学校里有名的金嗓子，歌唱得好极了。母亲对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骑着高头大马、腰挎手枪、身后跟着两个警卫员的父亲钦佩得五体投地。母亲那个时候是连呼气都纯洁无比的女孩子，她把与一个比自己大十三岁的职业军人的结合看做崇高的献身。我看过一幅母亲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照，照片上，一位美丽的少女穿着一件厚厚的日本军大衣，头戴一顶同样厚的棉军帽，衣帽捂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十分甜蜜地靠在一位一脸严肃的中年军人肩头。
母亲那个时候一定在镜头面前满心甜美地做着她美好的梦。
那一年，母亲二十一岁。
实际上，母亲嫁给父亲后并没有圆了她曾经有过的灿烂的梦，她只不过是失去了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男人的伴侣，然后逐年地由一个性格开朗的蒙古族少女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青年少妇，一个随着男人四处颠沛流离的中年妇女，一个操持着一家老小衣食起居落下一身病痛的老妇人。虽然母亲在单位里也做着领导，家里有公勤员保姆厨师司机，但那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男人的附庸和一个大家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