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各章，我们将要探讨泰州后学中几位主要人物的思想。按照我们在“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中的讨论，这里所说的“泰州后学”，有特定所指，大体上可以包括这样一批人：王襞、王栋、林春、徐樾、董燧、颜均、何心隐、罗汝芳，等等。其中，罗汝芳作为泰州学派的殿军人物，无论在泰州学派的传承史上还是在心学思想的发展史上都属重量级人物，故将置于第６章作专门讨论，其余人物除了二王及颜、何以外，徐、董等人虽是心斋的入室弟子，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今天已无法对他们的思想展开专题研究，林春虽有文集存世，但由其所存文字来看，显然也有大量的遗漏，与思想内容相关的文字记录非常贫乏，与他进士出身很不相称，故暂时付诸勿论。所以，除罗近溪外，以下各章将要探讨的人物只有四位：二王及颜、何。
事实上，即便从这四位人物所留下的现有文字来看，也绝称不上丰富，相对来说，仍是比较贫乏的，甚至比不上王心斋的文献资料。这也许是由于这些人物大多出身布衣，根本就不擅长知识论述的缘故，而作为民间学者在当时所能掌握的知识传递的物质资源也是相对匮乏的。因此根据他们的文献所传递的有限信息，要全面清晰地展现他们的思想全貌，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迄今为止，学术界之所以对泰州学派的思想研究望而却步，绝少有专著性质的全面论述，其因之一即在于此。因此，笔者对于泰州后学的探讨也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希望今后有志者能从诸多不同的方向来加深这一课题的研究。
（第一节 生平及家族
王襞字宗顺，号东厓，心斋次子，生于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十月十一日。关于他的生平记述，现有《年谱纪略》、《行状》（王元鼎撰）、《墓志铭》（焦竑撰）等可供参考。《年谱》编于何时、由谁主笔等情况不明，据王元鼎《东厓先生行状》的说法，东厓逝世后二十四年，东厓门人子弟依据王之垣平时的记录以及他人所作的传诵等资料合为《行实》， “以俟先生同志诸大人采摘作《志》，后因程君泮刊行林师讷所辑《遗集》，遂附刻以传焉”。程泮者，见《东厓王先生遗集》卷首题名，有“三塘后学程泮子芹父梓行”一行，余不详。林讷字公敏（生卒不详），福建莆田人，后从师东厓，遂移居泰州，年八十有四卒于东台场，王元鼎曾拜入门下，有《渔樵答问遗集》行世，今佚。现行东厓《遗集》即由林讷与王元鼎合编而成。据上所述，所谓《行实》或即《年谱纪略》亦未可知，附刻于《遗集》，似乎未经后人修订。
故此，该《年谱》错误严重，详见下述。
据《行状》载，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东厓９岁，随父“读书于文成公家”，《墓志铭》云“九龄，随父之阳明公所”，《年谱》则云“从先公游学江浙，至越侍阳明夫子侧”。然而该年为心斋拜见阳明的前一年，是年东厓即随心斋访阳明，殊不可能。另从阳明的角度看，是年阳明尚在江西，正忙于平定当地叛乱，而阳明归越，则在两年后（１５２１）的九月。因此，东厓９岁即至越见阳明之记载必有误。据《年谱》载，东厓在越是拜钱绪山和王龙溪为师。
又据《年谱》正德十四年条记载，谓东厓在越“居十年方归娶”，按“十年”后，即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己丑，然《年谱》记曰“八年庚寅先生二十岁”。这里有两误：嘉靖八年为“己丑”，庚寅则为嘉靖九年；嘉靖八年，东厓时年当为１９岁，而非２０岁。另，阳明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换成公元纪年，则在１５２９年，即嘉靖八年，故东厓于是年离开余姚归乡，是有可能的。然而《年谱》
嘉靖八年条下又云：“娶未半载，复如阳明夫子宅，八年方归。”此说更是难以理解。嘉靖八年东厓娶妻半年后便又返回余姚，然而其时阳明早已过世，何以可能“复如阳明夫子宅”？更有奇者，东厓竟然在越又居住了八年，如此推算当在１５３７年方才返回泰州，然而在此前一年，其祖父王守庵逝世，按理应当归乡服丧。总之加起来，一共有１８年（其中半年归省娶妻除外），东厓在越居住从学，时间似乎过长，实难理解。不过这些记载却都有东厓自述为依据，他曾说过：
生甫九龄，即侍先君游越，至二十九岁而痛先君盖棺，终始二十年，无日不侍膝下。谛视先君履历，气概英伟拔萃，盖出千万人士之上，似当世鲜有其俦者。然而细读之下，这里的纪年也经不起推敲。第一句所述年９岁赴越见阳明之事，这一点已如上述，这是不可能之事，故东厓回忆必有误；“二十九岁”云云一句，殊不可解，２９岁（即嘉靖八年）“先君盖棺”的“先君”当是指心斋，然而心斋卒于１５４１年，故这里的“先君”当是“先师”之误，应是指阳明而无疑。接下来“终始二十年，无日不侍膝下”一句，当时指服侍心斋，而不可能是指服侍阳明，因为阳明在与他相见十年后便已逝世。然而黄宗羲《明儒学案》却不曾仔细勘误，依照《年谱》、《行状》的原来说法，将这里所说的“二十年”误解为东厓在越二十年。由上可见，《年谱》、《行状》等这样一些涉及基本事实的记录文本存在着许多错误，不得不说王氏家族缺乏读书人的素养，难怪张峰一再告诫心斋后人应该注意收集有关心斋生平的资料，并且还告知了一些记录的方法（参见本书绪论），但是从错误百出的东厓《年谱》（心斋《年谱》亦有诸多问题）的情形来推断，显然王氏家人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在引述东厓《年谱》之际，应当十分谨慎。
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十一月，心斋卒。是年，东厓即“开门授徒，毅然以师道自任。凡月三会，聚讲精舍、书院”。此后《年谱》
等传记资料的记载大多与东厓在各地的讲学活动有关。嘉靖二十八年（１５４９），与叔王汝龙（不详）及长兄王衣、弟王褆、王补共倡王氏宗会，建《族谱》；是年出游杭州。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罗近溪知宁国，聘东厓主讲水西书院。然而，近溪出任宁国知府当在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而重修水西书院则在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
《年谱》所载显然有误。
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耿天台督学南畿，邀东厓会讲金陵。天台督学始于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至嘉靖四十四年尚在任上，并于是年，建吴陵书院，祀心斋，在南京大举讲会，东厓前往参与其间。与天台相识，似是始于该年。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天台巡按泰州，祀心斋于安定书院。然而据天台方面的记录，两人并没有直接见面。是年春，李石麓荐隐逸于朝，东厓“力辞”。
隆庆六年（１５７２），蔡东台知苏州，聘东厓主讲，风动三吴。蔡东台似为蔡春台（名国熙，字梦羲，号春台，生卒不详）之误，据龙溪方面的记录，隆庆二年（１５６８），龙溪曾应苏州知府蔡春台之邀，赴姑苏，会讲于竹堂，或许东厓之参与亦在是年。不过另据《明儒学案》载，蔡春台又于隆庆五年出任苏松副使，则东厓于次年，赴苏州讲会，亦有可能。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大中丞海陵凌儒荐隐逸于朝，东厓“坚谢弗受”。
万历二年，耿天台出任南京户部尚书，邀东厓讲学于金陵，东厓发明心斋“格物宗旨”。是年，天台并未转职南京，而是奉命册封鲁王，路过真州（即今江苏仪征），焦弱侯偕东厓迎之，两人相聚数宿而别，其间讨论了心斋的一些学术问题。东厓《年谱》所述，当是指此。此后直至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逝世为止，事迹介绍从略。临死前夕，对门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对子嗣辈留下的遗训则是：“汝曹只亲君子远小人，一生受用不尽。”以上主要根据《年谱》介绍了东厓的生平，由此大致可以了解东厓一生的事迹集中表现在讲学方面。然而其中不无夸大之词，年月记载亦多有错误，且过于简单。现据《行状》，略作补充。天台督学南畿时，邀东厓至金陵讲学，接谈间天台“忽有所契，遂定为执友云。一时闻风兴起者甚众。杨道南公尝曰：‘先生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咸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即今吾陪都一二卓然朗悟可以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先生启也。’澹园太史公尝以诗册赠别。其绝句云： ‘夫君起东海，高论锵琳球。陈义狎六藉，浩气吞九牛。片言指顾间，四座皆回顾。’云云。其册至今藏于家……”这里的描述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将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元年为止的６年期间，天台在南京接迎后生、鼓动讲学所引起的反响，几乎都归功于东厓，显然言过其实。但有一点，他与天台及其大弟子杨道南、焦澹园等人在此期间相识应是事实，而且东厓为人讲心斋之学也有可能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故天台曾这样说道：“心斋无东厓不能成其圣，东厓非心斋造不出这个人来。”这是对心斋与东厓的关系所作的一个生动的说明，充分肯定了东厓在继承心斋思想方面做得很出色。天台之所以对心斋思想深表赞赏，并为其作《传》，与东厓相识结交必有一定的关联。至于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天台从学于东厓，欲将天台置于泰州派下，这恐怕是由于攀附心理所驱使的一种想象。这一点已如上述，在此不赘。
焦澹园《王东厓先生墓志铭》是介绍东厓生平的一篇很重要的文字，他的立场与耿天台很相似，对泰州学派充满同情。该文一开首便将心斋与阳明相提并论，说阳明“以理学主盟区宇”，而心斋继起，其徒“几中分鲁国”，故海内学者皆以“两王”唯马首是瞻，而后说东厓颇能推演心斋之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盖以学世其家，有以开天下而风异世，可谓甚矣”。对东厓作了极高的评价。关于东厓生平，焦澹园指出东厓受心斋之命，拜师绪山、龙溪和玉芝，其中玉芝一名为《年谱》及《行状》所未提及者。玉芝名法聚（１４９２—１５６３），约于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左右拜访阳明于会稽，后与阳明弟子交往甚密，尤与王龙溪相友善。东厓有此一拜，当在其思想上留下一定的痕迹。
有关天台与东厓会晤的场景，澹园所述最为详尽，他具体介绍了两人相见时的一场对话：
天台耿师尝晤先生，迎谓曰：“众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自谓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辟之途也。藉谓我有之，将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则已离矣。”余师大赏其言，定为石交云。这段记录未明确年月，大致是天台与东厓首次相见之时发生的，当在嘉靖末年，征之《澹园集》的记录，所述基本可信。东厓在这里所讲的意思无非就是“道在我”这一心学的基本原理。其中所涉及的义理问题，后面会有较详的讨论。
澹园还介绍了东厓的讲学风格，也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心斋身后，东厓奋起担当，接续遗脉，声望日隆，各地士人及官员的会讲邀请纷至沓来，主要在南京一带，远涉至江西吉安、福建建宁，“归则随村落小大，扁舟往来，歌声与林樾相激发，闻者以为舞雩之风复出，至是风声彬彬盈宇内矣”。这段描述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转引后，变得非常有名，常为后世学者所引用，以为是泰州学派之思想具有平民性特征的一个有力证据，这应当是有根据的推断。
的确，上面的描述充分表明东厓在普通百姓之间积极推广讲学，对于将心斋之学及阳明之教迅速渗透至下层社会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也正是东厓作为布衣儒者的一种本色。这种讲学风格及其人格形象恐怕也是泰州后学多数人物的一个共同特征，尤其是在士大夫的眼中，这一特征显得格外突出。
总之，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获致三点基本信息：
第一，东厓长期在越，跟随钱绪山、王龙溪学习阳明心学，故从师承上说，当属于阳明再传弟子；第二，但他又继承了家学，心斋开创的泰州学派由东厓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从天台、澹园等方面的记述中可以得到证实；第三，贯穿东厓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无疑就是讲学，他一面积极投身于士人阶层的讲学运动，另一面也积极活动于乡村山林之间推广讲学，展现出一个布衣儒者参与社会的生动形象。
最后就东厓的其他几位兄弟的一些基本情况略作介绍。由于他们的文献大多亡佚，仅有极其有限的《残稿》存世，故对他们的思想面貌已无法全面掌握。通过这里的介绍，以冀望于为探讨泰州学如何成为一种“家学”在心斋身后由其子孙一辈得到延续和发扬等问题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线索。王心斋共有五子，依次是：王衣（１５０７—１５６２），字宗乾，号东堧，从学阳明弟子魏良政；王襞（１５１１—１５８７），字宗顺，号东厓，从学钱绪山、王龙溪；王褆（１５１９—１５８７），字宗饬，号东隅，从学王龙溪；王补（１５２３—１５７１），字宗元，号东日，从学心斋门人朱锡（号圌泉，生卒不详）；王榕（１５２７—１５４４），字宗化，号渔海，年仅十八而卒，无“残稿”存世。
在心斋孙子一辈中，最著名者为长孙王之垣（１５４１—１６１０），王衣长子，字得师，号心印，师从东厓，在王氏家族中，他是第一位拥有准士大夫资格的诸生出身，年弱冠时补博士弟子员，后以《诗经》成为郡庠生，但似未出仕。之垣子王元鼎（１５７６—？），字调元，改字天真，号禹卿，为博士弟子员，亦属诸生，曾从学于罗近溪弟子陈履祥（号文台，生卒不详），后问学于周海门。王元鼎在编辑整理心斋、东厓的文献以及族谱等方面，贡献最大，目前所能看到的心斋、东厓遗集等文献，大多是经其整理而得以存世的。
（第二节 良知见成
东厓在思想上可谓是心斋的忠实继承者，又由于长期亲炙龙溪，在思想上也明显受到龙溪的影响，特别是在良知问题上，他的一些看法基本上未脱出心斋及龙溪的良知观。这里的标题“良知见成”
虽直接取自于东厓亲述，然在基本涵义上，与心斋、龙溪的良知现成说相同，而“见成”之“见”字正可训作“现”。东厓的良知见成说的核心思想，无非就是强调良知存在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征：先天具足、现成圆满、不假思虑、无须外求、不容拟议、本无声臭、纯粹至精、天命之性、直下便是、言下便了、原自见成、展舒自由、脱洒自在、寻常自然，等等。这些说法或多或少都可从心斋或龙溪那里找到源头。我们不妨来看几段资料：
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简，非言语之能述，非思虑之能及，至无而有，至近而神，不容拟议商量而得，故曰默识。本自见成，何须担荷？本无远不至，何须充拓？会此，言下便即了了。而吾丈乃谓“易简个甚么？默识个甚么？担荷充拓个甚么？”岂信有不及此而别求？良知即乾之体，刚健中正，纯粹至精，本无声臭，搀搭些子不上，更万古无有或变者也。不容人分毫作见加意其间，自有本分天然之用，神触神应，原无壅滞，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盖天命之性，原自具足故也。此《中庸》之旨，至易至简，虽愚夫愚妇，可以与知与能，而天地圣人有不能尽者，所谓先天无为之学也。才有纤毫作见与些子力于其间，便非天道，便有窒碍处。故愈平常则愈本色，省力处便是得力处也。日用间有多少快活在！良知本性，天之灵而粹精之体也。谁其弗具，谁其弗神？